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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1年初冬，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底的问题：他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的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不适合当兵，要退。
女的问题很严重，吓死人！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19岁，没有结婚（表上填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更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公元1970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敏感、脆弱，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折断，更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和签字。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一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这人是破鞋！
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初来乍到，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上，就发现是“破鞋”，当然要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哪里来回哪里去。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破鞋够退一百次！谁去退？我，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是我的职责。就这样，这年冬天，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交给当地人武部，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然后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如果当时我交了人就打道回府，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旅途中，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但是，我一路上着实对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树绿草绿水绿，看不见一眼黄土，可谓山青青水秀秀，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像是到了传说中的天国。
我从小在黄土高坡上长大，入伍后去了更加黄土高坡的边塞，这种冬天，这种景色，在我想来，只有天国里有。天国里还流淌着一江闻名遐迩的美丽的碧水：富春江。《富春江画报》是我童年的唯一读物，因之富春江也成了我童年记忆的最深，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容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自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家部长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览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记忆中。
第二天早上，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计划吃罢早饭，赶9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景致最集中、景色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宽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延起伏，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一路，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鹳山脚下，从招待所过去，要不了5分钟。专人说，轮船停靠码头时要鸣笛，笛声像狮吼，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也来得及。我因为心急，提前10分钟出发，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
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鹳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的江面十分辽阔，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要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多为青年学生，人人戴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宣传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看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作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平时我愿意做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码头驶来，最后停在码头上，有人下车向我们挥手走来。他走到我们跟前，悄声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水，但12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缩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十分痛苦，但也不像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像受了什么惊吓，在哼叽哼叽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发现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
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坍倒了，散了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带一把柴火回屋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天还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可惜，就去拣这衣裳。这一拣，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具冰凉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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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了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
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拨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难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老高，好像我在玩弄一块跷跷板似的。
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晦色，乌青色，而且以此可以想象她全身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瘆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人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弥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作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骂了自己，又骂了天地，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一定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种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
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有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这种场面经受过，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当即吩咐哨兵关上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她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一、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二、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的是非，但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要想解决事情，除了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外，其余人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以聚众闹事看待，我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这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敢上前来阻拦。我相信，我的镇静和威严在一身戎装的烘托下，一定上升到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他们嚣张的气焰已经被我放大的威严压制下去。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死者父亲已经在劝导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陆续离去，只剩下五个人，都是死者直系亲属：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弟弟。弟弟才十来岁，还不懂事，对军营的好奇心冲淡了悲伤，目光老是在身边来来去去的领章帽徽上游走。父亲、母亲、哥哥撮在花台边，交头接耳，也许是在为即将举行的谈判出谋划策。只有刚刚初中毕业的妹妹，一身青涩少女的模样，杵在空地中央，身子哆嗦着，在嘤嘤地泣哭，像被死者遗弃的孤儿。她孤立无援悲伤的样子让我心痛，仿佛看见了死者临死前的孤苦。我从办公室出来，首先走到妹妹身边，却没有安慰她，而是吩咐她，去把弟弟看管好。这是我的心计，直接安慰起不了作用的，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下给她一个任务，让她迅速加入大人行列，也许能平息她此刻失控的情绪。然后，我公事公办地邀请三位大人跟我走，有话去办公室谈。
刚进楼道，父亲发现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在搞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谁看了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木椅，是打球的人休息坐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尸体，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和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论理。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想衅事，来这么多人，也不是他喊的，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并钦佩。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
后来，当时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人武部同志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下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掉后，他确实没有再打女儿，但他要求女儿必须说出事情真相：是哪只“野狗”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三次，每一次女儿都申明没有，她是被冤枉的。但父亲不相信。父亲认为，部队上的医院那么高级，那么高水平的军医和设备，怎么会出错？“我认为错的肯定是我女儿，”父亲说，“她怕说出事情真相，连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说。”女儿不说，父亲气上加气，火上浇油，打人的手举了又举，只是想到人武部同志留下的话，前两次都忍住了，第三次却已忍无可忍。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有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跑掉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要打，嘴里嚷着要打死她。开始女儿还逃，从灶屋逃到堂屋，从堂屋逃到猪圈，又从猪圈逃回堂屋；前面逃，后面追，闹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
跑回到堂屋时，女儿摔了一跤，索性不逃了，坐在地上，等着父亲追上来打她。抬水扛是老毛竹做的，比父亲的手臂还要粗，又坚硬，一家伙打下去，要出人命的。眼看着父亲高高扬起的抬水扛，母亲冲上去，挡在女儿面前，对父亲吼：“要死人的！”父亲说：“我就是要打死这畜生！”母亲奋力夺下抬水扛，把女儿亮出来，说：“你打吧，打死她你去给她挖坟墓葬她。”父亲当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上前对着女儿一阵拳打脚踢，一边高喊着“打死你这畜生”！母亲回忆说：“哪有这样打人的，真正是往死里打啊，我当时都吓死了，冲上去抱住这个疯子，一边叫女儿快跑。”女儿爬起身，却没有跑，反而扬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不用他打。她的冷静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父亲说，当时他丢下一句话就上楼去睡觉了。他丢下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就死给我看。”
女儿说：那我只有去死。父亲说：那你就去死吧！
父亲说，他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上楼的时候说了，上完楼梯的时候又说了，后来他睡觉时听到女儿在楼下呜呜地哭，哭得他心烦，他又爬起床来说。父亲诚恳地承认，他女儿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会来找部队偿命，要偿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儿到底有没有跟人睡过觉。父亲说，他现在认为女儿一定是没有跟人睡过觉。说到这里时，父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出一张纸，说是女儿死前留的遗言。我拿过来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爹，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真的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父亲说：“如果真要有什么秘事，再怎么不可告人，我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该坦白了。”母亲说：“老东西上楼后，我去找女儿谈过，当时我发现女儿已经被他爹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志不清，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跟个傻子似的。母亲申诉道：“我了解女儿，就是给她十个胆她都不敢做这种下流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
母亲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透露出比父亲还坚定的口气。然后父亲又接着说，昨天晚上她母亲同他这么说了后，他越发怀疑女儿有可能受了冤枉，所以本来打算今天来找部队反映情况的，想不到女儿说死就死了。说到这里，父亲痛哭起来，一边臭骂自己害死了女儿，一边上前抱住女儿的尸体，又喊又叫：“女儿，女儿，是爹害死了你，爹今天给你申冤来了，部队说你哪里有问题，今天爹就要求他们在哪里重新做检查……”
他说的意思是要验尸！
谁也没想到，家属会提这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无理，而是无知。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嘛，分明是要把“私底下的龌龊事”招摇一番嘛。我们诚心实意地劝他们不要这样，这对死者是大不尊重，对活人也没好处。可父亲、母亲，包括哥哥，没一人听劝的。他们似乎认定女儿不会龌龊过，坚决要求我们请医生重新检查。我不知该说什么，可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做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走。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在越南时，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有个小姑娘搭我们的车，后来车被敌人炸弹击中，小姑娘从车斗里飞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为是中了弹片，吓得哇哇直叫。我们抱着她去找医生抢救，医生检查了说，她没事，只是那玩意儿破了。这也使我想到，部队对死者的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死者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绝对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我知道，只要我把这道理如实讲了，他们也许会放弃打算，但我又怎么能说？这样一说，到时他们拿我的说法来跟我论理，我岂不自找麻烦？所以，我没这么说，只是找了一些其他道理来说。但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无不坚决要求验尸检查，其理由和条件完全是无法拒绝的。
父亲说，只要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起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待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
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锅活还不如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去北京天安门找毛主席……
话说到这份上，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的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下了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
没办法，我跟人武部长商量后，决定答应他们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当即派出车辆去县医院联系、接人。中午前，医生扛着“红十字”医务箱来了，一老一壮，两位妇女。两位在活动室里待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在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斥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听信当地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他们给我们输送了道德败坏分子，破鞋！参谋长要求我下午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而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很快地检查完毕，给出的检定报告几乎和昨天两位同行连措辞都差不多：死者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为“破鞋”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间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样子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她，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还用说吗？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脸孔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敢肯定不可能，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颈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充一个人？我和参谋长都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3
后来，听军医说起当时体检的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例，所以体检时医生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上来，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姓的喊，只是让护士安排一个个人依次进来，她依次一人人检查，只要没发现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很简单，她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
如果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姓名，年龄，包括“没谈过男朋友”，都是“她”原话。有了“她”的名字，军医说，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写上意见，是这样写的：据本人述，未交过男朋友，但检查发现处女膜破裂，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至于其余人的表，都是护士先盖上“正常”的章，作为军医只需签名而已。
说真的，军医说的“流水作业”的体检法，在医院是很常见的，像照X光、做心电图都是这样的。不过据我所知，最后填表时本人是在场的，在填表、交表过程中，军医应该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给“她”的。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一定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交给医院相关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怎么会不记得，一辈子就遇到她一个人，当然记得，叫×××。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我想，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在填表时“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全部收起，想想到底该怎么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负责承担死者的丧葬费，二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妹妹，让她替死者去继承当兵的光荣。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要求。我原以为死者有两个妹妹，我见过的那个是小妹，事后才知道，死者只有那么一个妹妹，实足年龄才15岁，还没资格当兵。我们建议等够年龄后再来带她走，对方却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后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替妹妹办理复杂的入伍手续，所谓复杂就是要请当地公安配合，篡改户口本。这是需要时间的，参谋长和军医等不得，准备先走。
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回原籍算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当初她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不就什么都没了。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死亡，悲剧，闹剧，笑话，故事，谣言，传闻……都有了，暂时没有的，也可能接着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厌倦和恐惧。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我主动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因为参加葬礼，我至少多滞留了一天，到参谋长他们走后的第四天，才办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续。第五天上午，我带着死者妹妹启程归队，至此我停留富阳的时间已超过一周，而愿望中的富春江之游还是在期待和想象中。这叫没缘分，缘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边也是白到。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与死者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至使我不时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十七八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犯了什么错。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的，反正早迟她是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他，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依然感到非常累。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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