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的母亲做出一个决定。
“我要出去住一阵子。”
这是她的原话，简洁明了。为什么要出去住，去哪里住，母亲都没说，这很不像她。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没见过母亲有任何关于她自身的决定，仿佛她是一件东西，属于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唯独不属于她自己。也许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还有我这个女儿在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都对这样的日子习以为常：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这么多年来，她实际上也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母亲是在晚饭时说这句话的。我们家九口人围着大饭桌吃饭，父亲，三个哥哥两个嫂子，一对侄子侄女，还有我。加上母亲，本来饭桌上应该有十口人的。怎么说呢，好像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未在饭桌上吃放饭。家里人会不断有人要求拿汤勺辣椒酱油醋，等等。母亲一直在饭桌和厨房之间来回忙碌，从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久而久之，母亲就不在饭桌上吃饭了。
母亲说完那句话后，她站在饭桌边等着，手里握着碗筷，仿佛在等待谁答应她的请求。然而大家好都像没听到母亲说的话一样，各自吃自己的饭，还一边谈论村里谁家正在起的房子和刚买的大家电。我的侄子这当儿放了一个响屁，被我二嫂嫌恶地看了一眼，正好被他妈，我的大嫂看见了。这个早就想分家的泼辣女人不干了，也不管饭桌上的公公，把筷子一摔，抱起儿子起身就走。我大哥是个怕老婆的男人，立马也放下碗筷。我父亲脖子一挺，朝我大哥呵斥：干嘛？在我父亲眼里，怕老婆简直就是一件和败坏门风一样可恶的事情。我大哥起了一半的身子重新坐下来，不过眼睛却不断飘向门口。大哥朝站着的母亲瞪了一眼，说：还不赶快去看看。我看见母亲拿碗的手抖了一下，但她没动。
母亲的反应终于引起大家的注意了。但是我敢保证，母亲之前说的那句话肯定没有谁听进去。
父亲发火了：“人死了？还不去看看。”
母亲的嘴唇微张了一下，而后合上了，她朝厨房走去，再也没出来。那晚，我们家的饭桌一片狼藉，脏碗筷和菜碟子扔了一桌。父亲当着儿媳们的面不好发作，绷紧一张脸走进走出。他觉得母亲肯定中邪了。最后是我帮母亲把饭桌收拾掉了。一整夜，我一直听见我隔壁的母亲的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她一直在捣腾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出门了，一整天都没见她回来，家里一团糟糕。地没人扫，猪鸡鸭狗没人喂，早饭午饭也没人做，我的两个嫂子带着各自的儿女全都回了娘家。这个家一下子陷入兵荒马乱之中。父亲几乎气疯了，踢倒家里所有的凳子。我们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母亲几乎从没离开过家，我们随便在家里什么地方叫一声，母亲都会带着恭顺的，略显惊慌的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手里拿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后来邻居玉姑见我们一屋子鸡飞狗跳的狼狈相，对我们说，你们妈在毛竹岛锄地呢。父亲和我们几兄妹都糊涂了，不知道母亲在那锄什么地。父亲于是领着我们兄妹四人，一路朝毛竹岛心急火燎赶去。他一直铁青着脸，那样子看起来仿佛要把母亲怎么样一番。我们几兄妹都没怎么为母亲担心。我们都是在母亲的哭泣声中长大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习惯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啊。
有必要说一说我们这个有趣的村庄。这是个四面环水的村庄，一条叫右的江流着流着，突然在某一段江中心分成两股流水，绕出一块足够建一个上千户人家的肥沃土地，然后又在某一处汇合，重新成为完整的一条江，我们的村庄就应运而生了，村里活着的人谁都不知道这个村庄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我们村因此外出和进来都必须渡船。站在连接这条江的大桥上，可以看见我们村庄像一块补丁一样镶嵌在右江里。右江和我们村庄自然是低于大桥的，但是有一年发了大水，江水都漫过桥面了，而我们的村子却毫发未损，只淹了河边几块辣椒地。专家们说，我们村是坐落在一块浮地上，江水上涨时，村庄也跟着水涨船高了，不管江水怎么涨，都不会把船淹没掉。村民们质疑专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村庄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葫芦瓢一样的东西了，不要说大水，一阵大风都能把它吹走的，真是荒谬至极。尽管如此，村民们却从没有谁想过要离开这块能上下沉浮的危险之地。毛竹岛的诞生也和我们村庄一样，只是要比我们村庄小得多，也就两三亩地的模样，还到处是鹅卵石，长着几株还算不错的毛竹，因此叫毛竹岛。它就挨在村边上，到枯水季节，大人甚至可以涉足而过，水只到大腿根处。当然夏季涨水的时候必须得撑竹筏了。从我会记事起，这个毛竹岛一直是我们家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落到我们家手里。好像村里人也很不屑毛竹岛上的那点沙地和遍地的鹅卵石。那些石头还怪好看的，有些还带有颜色，给江水冲刷得无比光洁。毛竹岛上一直有一座小木屋，那是父亲领着几个哥哥建起来的，我们家曾经在毛竹岛上养了很多年的鸭子，我们把那栋小木屋叫做看鸭房。如今，家里已经很多年没养鸭子了，毛竹岛上的地也不去种。父亲和哥哥们都不稀罕那点地了，他们在村外头包了上几百亩土坡种一种叫鸭舌胆的药材，收益很不错。
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突然到毛竹岛上去锄地。
远远的，我们看见毛竹岛上的木屋顶升起一股淡白色的轻烟，在已经变黑的石棉瓦屋顶上摇曳着。父亲扭头恼怒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儿女，像在询问，可我们都不吭声，我们也不知道母亲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和母亲隔了一条大概三十米左右的河面，现在又是夏季，要想过去只能划竹筏了。但那张多年不用的竹筏此时泊在母亲那边的毛竹岛岸边。我们看见母亲在毛竹岛上忙碌的身影，她不断的从木屋里进出，像只忙碌的蚂蚁，搬一些石头进去，又从里头扛出几块腐朽的木头，还踢了一脚那扇会自动闭合的木门，大概嫌弃它自作主动的关起来吧。她只顾忙活，沉浸在她的劳作中，连我们站在河边看她都不知道。我看见岛上那几株毛竹长得更茂密了，枝头上还有几只鸟飞来飞去，很欢腾的样子，仿佛因为久无人迹的岛上来了新客人的缘故。
父亲朝我瞪了一眼，我赶紧往前一站，站到父亲和几个哥哥的前头，朝毛竹岛大喊：“妈！”
母亲在木屋门边站住了，朝喊声张望，然而很快她就进木屋去了，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我回头朝父亲和哥哥们尴尬地看看，哥哥们面面相觑，一脸困惑，而父亲依旧紧绷着脸。我又朝毛竹岛叫了一声，母亲这次连面都不露，仿佛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在江边的举动引起浇菜地的村民的兴趣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丢下水桶和水瓢聚到我们身边来，不断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气红了脸，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嘲讽。他朝村人气呼呼地说：“有什么好看的，都走，走开。”说完他朝几个子女挥挥手，说：“回去，都给我回家去，丢人现眼的。”我们几兄妹只好跟着回家了。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母亲要离开家到毛竹岛独自过活去的事情。父亲几乎不敢出门，他怕出门会碰到村人疑惑和嘲笑的目光，在屋里像只困兽一样暴躁不安，又毫无办法。哥哥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药材基地，那里确实离不开人。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我要照管家里的猪鸡鸭狗， 还得给他烧饭。父亲吃着吃着，把筷子一摔，咆哮道：“这是人吃的吗？盐巴不要钱了啊？你闭眼睛放的？”
我呛他一句：“想好吃自己煮，我又不是我妈。”他瞪了我一眼，显然很无可奈何，于是他朝我拍着饭桌问：“你说你妈到底要干什么？嗯？”
对此，我只能朝他翻白眼。我们几兄妹中，我是最不怕他的。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只是披着一副强硬的皮囊而已，里头软弱不堪，我甚至认为他其实是挺怕我妈的。
期间母亲从毛竹岛回来过几次。有一次是拿半袋大米，一些油盐，两只碗和一双筷子，还有几只家里废弃不用的菜锅和煮饭的锑锅。一个下午，她又从屋后的鸡棚里拽出来几块旧木板扛走了，大概是铺床用的。自从父亲领着几个哥哥出去包地种药材后，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起来，隔三差五父亲就张罗置换家里的东西。我们只顾享受添置的新家用，从来不关心那些旧的东西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些东西被母亲重新翻出来，有些从她的床底下，有些在杂物房里，有些在阁楼上。这些旧东西被母亲蚂蚁搬家一样搬到毛竹岛上了。母亲从我们面前很淡定地搬走那些破烂，我们谁都不敢吭声。母亲拿走的是破烂，我们谁会吭声呢，这些东西假如不是母亲收拾起来，按照父亲的性子早就送人了。父亲端坐在他惯常坐的太师椅上，一声不吭看母亲走进走出，脸上是一副嘲讽的表情。
母亲最后一次回家时，抱走那只晚上习惯缩在她被窝脚睡觉的黑猫，和一卷鼓囊囊的竹席，那里头卷着她的衣物。母亲就这样离开家独自到毛竹岛上过日子了。邻居家玉姑久不久给我们带来母亲的一些消息。上集看见母亲坐船出去赶集了，买了几斤板油。前几天母亲和她借三百块钱，买上百只鸭崽，到江边时她把鸭崽全部赶进江里，自己撑竹筏过去后，在毛竹岛那边滴嘎嘎滴嘎嘎地唤鸭崽。玉姑还给我们学了母亲唤鸭崽别扭的声音，她垂下头，说，三十年了，你妈的口音还没学好。
玉姑是说母亲还没学会一口地道的本地话。母亲十九岁时被我奶奶买来给父亲当老婆，据说是河北人。我们村里这样的女人不少，本地女人娶不起，买外地女人来当老婆。有些女人是自愿被买来的，因为家里穷得实在呆不住，有些则是被拐卖来的。我不知道母亲属于哪一种。由于我们村特殊的地理位置，不管是自愿来还是被拐卖来，几乎都老老实实在这个四面环水的村庄生儿育女，到死都没再回过一次娘家。据说以前有一个陕西女人是被拐骗来的，看夫家家境贫寒，男人也长得丑，半夜像贼一样逃出夫家，结果她忘了村庄和外界隔一条差不多五百米宽的江水，跑到江边时傻了眼，坐在渡口边一直哭到天亮，最后自己回了婆家还被狠打一顿。摆渡的光叔不允许那些买来的外地媳妇上他的船，怕惹麻烦，万一女人趁机逃走了，他的船肯定要被女人婆家一把火烧掉的，除非女人婆家特意交代过才能上他的渡船。允许出去的女人往往是来婆家已十多年，儿女一群，死心了，想走也走不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话很少，对我们兄妹四个说不上很疼爱，大半辈子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这点上母亲倒是比村里那些买来的媳妇好一些，不用下田地。我没见过面的奶奶据说是个厉害女人，对父亲的教诲就是，不能让女人上台面。这个台面泛指一切，包括嘴里说上话，心里做得主，口袋里有钱，尤其是对买来的女人，更是不能对她掏心掏肺。也许奶奶在教诲她儿子时，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了。母亲看起来并不怎么让父亲操心，也没逃跑的念头，她几乎很少出家门，尽管父亲早就允许她出渡赶集了。邻居的玉姑，也是个买来的外地媳妇，和母亲关系还算不错，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玉姑常常从她屋后的菜园子来到我们家厨房，站在门口和母亲说话。她们的本地话其实都说得不地道，话的尾音多多少少带有点她们出生地的调子。这像一个烙印，时间久了也许你会忘记了，但它其实一直不动声色的存在着。这对姐妹相称的外地媳妇通常都聊些家长里短的话，和村里其他女人没什么区别。只是有些时候我会看见她们俩突然莫名其妙沉默下来，各自脸上带着沉浸在某种冥想里的落寞表情，然后突然被一声鸡鸣或狗叫惊醒，彼此如梦初醒般慌乱相望，又立刻错开对方的目光，像是心照不宣的回避什么。她们这种情形常常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母亲到毛竹岛上去住后，我常常看到玉姑拐出她的后园子，朝我们厨房后门走过来，走到半道，她才发现我们家的厨房后门里已经没有母亲了，这令她怅然若失。
“我妈到底怎么了？”有一次我问玉姑。玉姑摇摇头，神色凝重的脸上有种令人担忧的表情，然后叹了口气，朝我说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五十知天命，人老了，怕死在外头。我懒得琢磨。假如连玉姑都不知道，也许只有母亲自己才知道了。
父亲打发我到岛上看看母亲，那是母亲到毛竹岛上居住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的三个哥哥好像不觉得母亲到岛上独自居住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把家里没人做饭当做借口，趁机不回来了。父亲说他们全都是畜生，那模样仿佛他平时很把母亲当回事。我倒觉得哥哥们对母亲的漠然态度多半是跟他学来的。
其实我知道父亲常常在晚上时到江边朝到毛竹岛上张望，有时候还会在江边坐好久。江边的沙地上长有不少矮荆棘，一丛一丛的，茂密得能藏住孩子，父亲坐在某一株矮荆棘后面，不打算让任何人看到他。晚上，毛竹岛上的木房里会透出幽暗的煤油灯亮光。那里没有电。幽弱的煤油灯光撒在粼粼江面上，朝父亲伸过来一条半明不亮的水路。有时候还会看见母亲走出木房，拽着一条被煤油灯拖得长长的影子，来到发白的江边提一桶江水进木屋里去了。父亲坐在矮荆棘后面，盯住对面孤岛上那座同样孤独的木屋，有时候到下半夜才回家。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黑暗的江边到底想了些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常常看见他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被江边的水汽染得潮湿的长袖外衣。
“去看看是死是活。”父亲对我这样说。
……
——摘自短篇小说《母亲的岛》，作者陶丽群，原发《野草》
（编辑：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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