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官的自白

更新: 2018-05-25 09:57:15

作者:梁晓声

  我说:“从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说出支持,在我这个作家听来,意义非同一般。”

  他说:“我的态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当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这种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给力多了。好比推磨,谁的双手在磨柄上,谁才能使磨转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三年前退休了的法官;一位文学爱好者。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散文;2000年后开始写小说;出过几部作品集,多为自费。

  在他的散文年代,我收到了他的一部分打印稿,二十余篇。他在附信中强调他是一位省会市法官;强调写作是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强调寄给我的稿件是他即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的一部分——希望我能为之作序。

  他的希望是以请求的文字表达的。

  那年的我就已为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写过不少序了。十之八九的他们是业余作者,却还没有法官请我写过序——至今他仍是唯一请我写序的法官。

  法官而爱好文学写作,我认为我太有义务予以鼓励了。而且认为,爱好文学写作,有助于法官更人性化地依法判案,从而成为好法官。我的想法其实毫无根据,但当年的我确乎就是天真地那么想的。

  一位法官笔下能写些什么内容什么风格的散文呢?

  我怀着挺大的好奇心认真地读了他的每一篇散文。那些散文写到了亲情、友情、乡情;没有一篇涉及爱情,连别人的爱情也未涉及。亦有数篇是写景的,咏物的,唯美而不染人间烟火。总之,那些散文像许多业余作者的散文一样,篇篇皆是写一己情愫或情绪、情调的——大学里喜欢写散文的女学子,十之八九便是那么一种写法。

  然而他的文笔不错。字里行间流淌的自我感动,分明是真情呈现。从他的散文中我拼出了他当年的人生图形——小我两岁,农家子弟,恢复高考的次年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毕业后法院招书记员,于是穿上了法院制服,三年后成了法官。当年中国缺法官,学中文的大学生成为法官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虔诚地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写了序……

  在他的小说年代,我又收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稿,请我再次作序。那也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次他的请求,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请求了。

  他的小说中有爱情了,而且写得颇大胆。当然,一看就是完全虚构的。也有各种欲望强烈的形形色色的他者了,但没有是法官的人物。

  我也为他的小说集作了序。

  这一次他在附信中留下了他家的电话。

  我困惑地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笔下从没写到是法官的人物们的喜怒哀乐呢?散文属非虚构类文体,他不愿写不便写我理解。但小说是虚构类,是创作。他有生活,他熟悉是法官的人们,如果能写好一个是法官的人物多好啊!中国的小说作品中,特缺乏法官人物。

  他在电话中说:不好写,太不好写了!万一同事们对号入座怎么办?万一领导问罪下来怎么办呢?我不能因为爱好写作就因小失大,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啊!……

  听了他的话,换位思考,我也理解了。

  他家的电话是自动存码的,于是他有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后连续三四年,每逢春节,他都打电话拜年。后来,他的姓名在我头脑中渐无记忆了。

  不久前的一日,我忽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人已在北京了,极想见我,语调很是亲近。

  我试探地问:“你还在原单位工作吗?……”

  他说:“我已经从法院退休了,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聘去了,不必接案子。毕竟是老法官了呀,类似顾问的角色……”

  我这才想起他是谁。

  那几日北京雾霾严重。我说天气这么恶劣,你对北京又不熟,别折腾自己了吧。

  他说他是来北京看病的,见我是他长久的心愿。

  我问什么病?

  他说是胰腺癌。

  我说那你更不要来了呀,你的心愿我心领了。

  他坚持想要见我一面。说北京有朋友,会开车送他。说特意给我带了一点儿地方特产,不送给我,不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才好……

  我被感动了。

  这是没法不被感动的。

  像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他的脸很消瘦。头发刚染过不久,黑得失真。他在我家的木椅上坐得笔直,我想那是职业生涯养成的习惯。我自认为阅人无数,他使我觉得是一个坦诚和实在的人——

  他指着两个礼品盒说:“过期十几天了。是让儿子买的,估计买时没仔细看。那我也得拎来,没有物证,心意无凭呀。还是朋友发现的,吃的东西最要讲认真二字,变质了就扔哈,反正一盒才百八十元。”

  他说自己一向身体蛮好的,是到了律师事务所之后,在一次答谢体检中才查出癌症的。

  我问什么是答谢体检?

  他说在一桩医患纠纷的官司中,他们律师事务所为医院打赢了官司,院长一高兴,就批示为他们全所律师在本医院进行了一次相当全面的免费体检。

  “你看,事情竟成了这样!所里待我不薄,每月一万元给我开着,我还兼着一家私企的法律顾问,我在我们那儿是令人羡慕的。现在,我幸福指数很高的晚年发生了恶性突变……”

  他的苦笑令我心生怜悯。

  为了避免和他谈他的病,我转移话题,问他当年是一名中文学子,而且当年中文学子毕业后找工作挺容易,为什么会应聘去到法院当书记员?

  他说当年谈好的,最长三年后就会转为法官。当然,转前要进修。

  我张张嘴,将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

  他问:“你想问我后不后悔是吧?”

  我点头。

  他说:“从没后悔过。如果我当年去到了什么出版社、杂志社,那现在才会后悔莫及。”

  我说:“的确,现在出版社杂志社的日子都不好过,你当年很有远见。”

  他说:“倒也不是有远见,是与当年许多中文学子们的想法不同。我是农家子弟,我们农村人,最不待见搞文的了。省里的这个工作组那个工作组下到农村去考察、调研,也有主管文化和新闻出版的干部带队的时候,那下边的接待可就随便多了。但如果工作组里有公检法的人,还不必是带队的,接待可就大不一样了,哪一级也不敢怠慢。只那一身制服,先就使人敬畏三分。没敬也必有畏。当年我到了法院,第一次回农村探家,全村人一听说我在法院工作了,没有不夸我出息了的。我成为法官以后,虽然只不过是区法院的法官,再探家可就很有点儿衣锦还乡的意味了,村里的镇里的干部,主动来认识我。调到中级人民法院后,当法官的时间长了,有点儿老资格了,人脉广了,每次回家,县里的干部也得拿我当成人物,有的还派司机将车开到我家门口供我调遣呢!自从我成了法官,我家在当地就没再受过一次窝囊气。就拿拆迁这件事来说吧,开发商亲自登我家门,嘱咐说你家可千万别跟着闹。你家一跟着闹,事情复杂了。只要你家人不卷进去闹,一切单说,好说,肯定亏待不了你家的。我弟要在县城里摆个固定菜摊,我在省城几通电话打到县里,事情就搞定了。即使我退休以后,不论在省城还是在家乡,初次见面的人一听我说是从法院退休的,差不多都立刻来一句‘以后请多关照’。当然,我接触的人民多官少。是官的,也是些小官。‘法官’二字在民间太有含金量了。退休的老法官,含金量仍在。你可能不太了解,‘公检法’三字,是指三方面机构,但在法律常识蒙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公检法’就是一家人。许多农村人根本不明白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却往往有这么一种错误理解——法官等于是穿法官服的公安人员似的,只要法院通知抓谁,那公安局是肯定照办的。我成了法官,我的小家,我农村的大家庭,都受益多多。我怎么会后悔呢?我一生最庆幸的就是这件事了!”

  我说:“只要法院通知抓谁,放谁,公安局肯定照办,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他说:“连你都是这么想的,证明中国人太缺乏司法常识了。法院的案件分民事与刑事两大类嘛。涉及刑事犯罪,法院与公安部门是相沟通、配合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谁听谁的关系。有时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书通过检察院送到法院,要求判刑或重判,法院看后认为证据不足,是可以驳回的嘛。有时法院审过一桩案子,要求公安配合抓人,如果公安方面认为性质不够是刑事的而仍是民事的,那也可以说明公安方面的看法嘛。这些关系太专业了,因人因事而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可不在你家里给你上普法课,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我以请求的口吻说:“我能和一位退休的老法官面对面请教些问题的机会太少了,这是第一次。你来都来了,就满足我的愿望,给我补补课吧。”

  他笑了。不再是苦笑。笑得蛮灿烂。那灿烂的笑出现在他消瘦的脸上,像黑白电影闪回了几秒钟的彩色片断。

  我问他当的是民庭法官还是刑庭法官?

  他说基本当的是民庭法官。有一个时期转到了刑庭,才一年多就强烈要求回到民庭了。

  我问为什么?

  他矜持地笑,不想回答的样子。

  我说:“这也不是不便回答的问题呀。”

  他说:“还真挺不便回答的。不过呢,我都这样了,跟你实话实说也无妨。当民庭法官,好处多一些,收了关照钱,犯错误的几率也小。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刑庭法官就不同了,每有公安与检察院两方面介入,法官想起到关照作用很难的。非要关照的话,一旦东窗事发,那可就是大错误了。所以刑庭法官要比民庭法官谨慎得多。”

  “民庭都是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案子,审了一辈子就不烦?”

  “怎么不烦啊!有时候太烦了!但即使是民事纠纷,闹到了法庭上,谁都想把官司打赢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也有谁先举起巴掌的责任区分吧?各打五十大板只不过是种说法,打你四十五,打他五十五,意味着你赢了。心理上的赢也是赢啊。就算他占的理事实上多几分,但判决书的用词只要稍微往有利于你那边关照一下,他多占的那几分理就似有似无了。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官司,给法官塞钱的其实不多。他们在法律上争的往往是一口气。身为法官,关照哪一方点儿,也无非就是人情关照。比如本来你该道歉的事,我判个双方互相道歉,你心里最清楚那就是在面子上关照你了。哪怕你是卖鱼卖肉的,过后不送几条鱼几斤肉给我,那你太不懂事了吧?人情关照起码获得到感激。别人对法官的感激之心,某些时候对法官也是有用的啊。

  但如果一般老百姓和官员的老板的名人的三亲六戚,或者直接和他们本人打起了官司,那么是官员的是老板的是名人的,如果想要获得法官的关照,暗地里必得意思意思吧?大点儿的官儿不太会直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的经常是他们的三亲六戚。他们也不太会塞钱给法官,那双方都会不好意思。但他们如果托人捎话甚至亲自给法官打电话,面子总是要给的呀。给了大点儿的官儿面子,对方欠了你人情,那人情是有含金量的吧?如果是老板或老板们的三亲六戚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不出点儿血的话,法官又干吗非予以关照呢?法官对惹上官司的老板们,一般是外冷内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们被判刑了,出狱后可能还是老板,还是有钱人。关照他们是划得来的。如果是名人,尤其文艺界名人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那几乎是每一位法官都乐于审的。那对于我们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事其实也不多,但主审法官确实会有快感。这时名人就要加倍小心了,如果给法官的印象不好,即使有理,往往也会被法官审得很屈辱。所以名人为了那点儿面子,往往也会托人过话‘人情后补’。即使有这四个字在先,法官肯不肯关照,那也两说。确实有那类法官,会给官员面子,也愿意给有钱人面子,就是偏不给名人面子,还要通过名人官司自己也出名。名人惹上了官司碰上了那样的法官,那就只能怨自己倒霉了。”

  “可是,法官关照一方,官司的另一方服吗?”

  “那就看法官水平了呀。比如吧,张三李四是邻居,张三一向总欺负李四,哪天把李四惹火了,发狠打伤了张三,张三成了原告,还托上了关系,表达了物质性的‘意思’。这种情况下,收了好处的法官往往会这么判,当庭告知李四,我现在审的就是你打了张三。你打了没有呢?确实打了。打人犯法,我要依法判你伤害罪。至于张三一向欺负你,那是另案。另案等你把张三告上法庭再说吧。法官将一桩案子分成两部分来判,是种智慧,并不犯错,而且判起来还简单顺利。如果李四也‘意思’到了,那么法官会暗中关照李四,你可以反诉。如果李四既没有意思到,又缺乏法律常识,那么法官都不提醒你有反诉的权利。当然,这都是从前的内幕,现在有律师这一行,以上做法基本行不通了。你别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想说我们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是吧?这确实是难以否认的现象,但也确实主要是从前的现象。现在,特别是在大城市,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一方面是由于判案透明度加强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律师这一行太发达了,把从前我们法官的油水截流了。但是中国的法律留给法官的判决空间至今还是蛮大的,死缓和死刑这是多大的差别?10年刑期和五六年刑期差别也不小啊!海里的章鱼有种本事,也可以说太能耐了!十七八公斤的章鱼,那多大个儿呀,但是它能从直径一寸多点儿的洞口钻入钻出。中国的法官们犯事,往往正是因为对自己类似章鱼的能耐太自信了!”

  “现在,中央加大推行司法改革的力度,对法官们会造成压力吗?”

  “太会了呀!不瞒你说,不少法官都想脱下法官服去当律师了。有人二意思思的,在乎的基本就剩一条了,当法官毕竟捧的是金边铁饭碗。铁饭碗就不能不在乎了,何况还镶道金边呢!你看现在,又是责任制,又要出台什么引咎辞职、罢免制的,今后法官这只金边铁饭碗肯定不好捧了。还想徇私枉法的话,风险系数高了呀,章鱼本事曝光,不但碗掉了,人也栽了,那不就完了?”

  我忍不住也直人快语地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还挺怀旧嘛!”

  “哈哈哈哈……”

  他放声大笑。

  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居然能那么响亮地笑,使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笑罢,表情极其庄重地说:“我不是怀旧,我是庆幸。司法改革力度加大了,步伐加快了,我不也退休了嘛!再怎么改,一点儿不关我的事儿了呀!咱俩都聊到这份上了,我干脆再坦率一点儿说,我当年判过的一些案子,也是经不起拿到阳光底下晒的呀!所幸都成往事了,而且咱也不是个贪人,从没狮子张大口过。收过钱物那是不假。一次收钱不多,答谢我一位民事法官的东西,那也不会贵重到哪儿去。某天我走人了,我的三亲六戚说不定也有惹上官司的时候。人不惹官司,官司还惹人呢!这是对谁都很可能的事。那时我也没法在另一个世界罩着他们了呀!所以呢,司法改革既然对老百姓有益,今后对我的三亲六戚也有益,他们也都是普通百姓嘛!”

  我说:“那么,你很支持啰?”

  他问:“我说支持,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从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说出支持,在我这个作家听来,意义非同一般。”

  他说:“我的态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当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这种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给力多了。好比推磨,谁的双手在磨柄上,谁才能使磨转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我说:“你比喻得挺形象。”

  “毕竟咱也是文学写作爱好者呀!”——他孩子般地笑了。

  那时他的样子很可爱。

  他又问:“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做过法官的人不该说的话吗?”

  我反问:“为什么?”

  他真诚地说:“一,因为我拎来的礼品过期了,我要挽回尴尬。二,因为我看出了你希望我跟你说说。三,你当年问我,为什么不写写司法界的事,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当面告诉你,那些事的确不该是我来写的。现在我了此愿了。”

  我也真诚地说:“在北京有了什么困难,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他打断地说:“停。点到为止,我谢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麻烦不到你。怎么说我也是在省会城市当了三十多年法官的人,在北京那还是交下了几位朋友的,他们都欠我人情,也都愿意还我人情。”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说:“你是作家,我登门拜访,咱们总得聊聊文学嘛!你对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怎么看?”

  于是我们便聊起了文学……

  我不但将他送出了家门,而且将他送到了街上,送到了车前。我很想看清一直在车里耐心等他的人,是他怎样的一位朋友,却没看清。他一坐入“宝马”车里,车立刻开走了……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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