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代表作《中国知青梦》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均给邓贤的信札
高考数学不及格，作文满分
1977年10月，当《人民日报》的人经过15天的跋涉来到陇川知青农场，带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邓贤已经在那里度过了6年零3个月的青春。18岁离开成都来到边疆，现在已经24岁了。邓贤从广播里听到了高考恢复的消息，他对此将信将疑。
但是，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才读了初中二年级的邓贤也开始准备。他和几个知青共用一本教材，在高考恢复的消息公布后的50天里，大家连平田改土中间休息的时间都用来复习。
他自觉，自己尽管数学不行，但是杂书读了很多，其他科目问题不大。在历史方面，他读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文学方面，他读过了北大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出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他还读了大量哲学著作，至少写了十几本读书笔记。
12月10日，他打着赤脚，从工地到考场，他憋着太大的冲动，不自觉地在考场上展示才华，而忘记应该争取分数：语文考试两个作文题，《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只须任选其一，但他把两个题目都做了。“我一拿到《青松赞》这个题目就觉得文思泉涌，没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试纸上写的，一气呵成。完了，又写了另一篇。完了，还剩下10分钟，我写了一首诗。”
下午考数学，他会做的题目都做了，但他只学了一元二次方程，估计数学肯定不及格。
没想到邓贤的高考作文获得了满分，并被《云南日报》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这样的成绩，邓贤进入云南大学后就被任命为77级学生党支部书记。
5年“更夫”成了条件反射，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第一天早晨醒来，他习惯性地跳起来去敲钟，“差点从高床上摔下来”。当他看到同学们都在睡觉，看到“这世界上还有不出工的地方，觉得很不平等”。这种心理错位居然整整一个月才调适过来。
1978年邓贤在云南大学图书馆
疯狂练习写作，从虚构到纪实
然而，毕竟学校才是邓贤最应该去的地方。在学校，他如鱼得水。
大学时期，他疯狂般练习写作。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一年，他一鸣惊人。他用一周的时间，把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云南台播出受到欢迎，又在中央台多次播出。后来，他的这部电视剧处女作获得首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
同时，这一得意之作也意味着年轻人的莽撞：它未经著作权人航鹰的允许。许多年后，人到中年的邓贤对此深怀歉疚，他说自己很希望有机会对前辈作家航鹰当面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1986年到1988年，邓贤发表了《列车，滑向深谷》、《疯狂的枪声》等10部中篇小说，而《昆明虎案》则是他由虚构走向纪实的重要转折。
1987年，邓贤要调回成都了。他对知青的命运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向云南省作协那边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带了200块钱路费上路，结果在松山大垭口遇到塌方，被堵在了那里。在帮路边的一个老石工打石头的时候，这位老人告诉邓贤，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人作战的战场，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中国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这座山满山战壕，以及坦克壕、烧坍的地堡，松树上还有弹痕。
那是一座山，山之陡，达到60度。满山战壕，坦克壕、雕堡，松树上还有弹痕。这是他父亲的战场，这里牺牲了2万军人。父亲属国民党远征军，他从来没有向邓贤讲过他当年的抗争。他想，才过了40多年，历史不仅被扭曲而且被遗忘，连儿子都不知道父辈的牺牲。作为知青，不过是劳累，比起战争算什么，比起父辈算什么，比起战火中的青春算什么，父辈的英勇抗战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而我们呢？邓贤感到个人在历史面前的苍白渺小。他说，“我在山顶上坐了一天，我就从那儿站了起来，长大了。”
邓贤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感和重新探索历史的冲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背着书包，在怒江两岸的松山、腾冲和高黎贡山脉走了两个月，他坐过客车、牛车、拖拉机，或者步行，采访那些因伤病后来在当地安家的远征军军人。在他采访的上百人里面，有一半是当年在这打过仗的，还有军医，远征军少校，另外还有当地的居民等。在腾冲博物馆，他翻印了大量滇西抗战史照片。回到昆明后，邓贤在云南图书馆住了半年，把跟云南抗战有关的档案，以及书、报纸等资料全部读完。
1989年年底，邓贤交出了《大国之魂》初稿。人文社副总编何启治提出：删去作者家世的有关部分，在31万字中选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近20万字在《当代》杂志刊发。199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国之魂》单行本，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本书先后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首届直属出版社优秀编辑一等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和人民文学奖。后来，邓贤还出版了《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抗战题材的著作，他还写过《落日》和《黄河殇（1938·花园口）》。
知识青年
饥饿的青春，物质上，精神上
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让年轻的知青们感到惊恐。
30多人住一个大草房，睡觉时头挨头脚挨脚。谁家来了喜讯或噩耗，立即传染开来。不时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会跟着唱，唱到半夜。后来是讲故事，讲了一两个月……
那里经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泼大雨。外面一下雨，屋里就漏，漏到地面涨水，把鞋子漂起来，还长出蘑菇。住了几个月，晚上房子里老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终于发现原因：眼镜蛇！那是邓贤第一次见到眼镜蛇，立起来是扁的，还会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见了，大家相安无事。
邓贤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贫困”。原来，在他的概念里，贫困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带补丁的衣服。现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职工家，一间屋，三面都是竹篱笆的墙，鱼网一样的被子，没有鞋子，5个小孩，有一半没衣服，碗不够，一个盆子，去食堂端饭回来，大家围着吃。
对贫困的认识，使一度产生过“破罐子破摔”念头的邓贤心里平和了许多。
生活的艰苦难以备述。农场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时间里，知青们喝着“玻璃汤”——只加了盐的开水。有一个叫“一碗油”的故事，邓贤是这么讲的——
1974年去山里面伐木，19天后下山，衣服基本给树枝刮烂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树叶好不了太多。我当时感觉是见到一个活的东西都想啃一口，确实是喉咙里面生出手来了。意外的是，在一个知青那儿居然见到一碗油，一碗胶水状的混合油，可能将近两斤吧。仗着我们关系挺好，他们可能准备吃一个月的，贡献出来了，一大堆人围着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干净。
后来，邓贤的名文《一碗猪油》在多处获奖。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从生理学角度表示，人体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邓贤说，他喝完后的生理反应是，肚子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同时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而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3天。
没有出路，对社会不满，苦闷，消沉，颓废，压抑，绝望，“偷鸡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发生了”。在枯燥而劳累的生活里，邓贤同样看不到出路，但是，这个经历过抄家，遭受过歧视的青年，不愿意随大流，他盼望着未来，强烈地自制着。
到农场20天，他就当副排长。当了副排长就上山放牛。每天早上出去，背个袋子，里面装一口锅、菜和米，走很远，一直要走到后来十分出色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插队的三营二连对面的河滩上。
一年多以后，不到20岁，邓贤入了党，以后，做连指导员。1974年，成为云南省“先进知青”，他在大会上做了“扎根”宣誓。事实上，1年前，上级就决定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荐上学。而邓贤内心的愿望就是上大学，包括入党，都是为了读大学。宣誓令他后悔、矛盾和痛苦。
邓贤一直做连指导员。这个工作，相当于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搞农业，种甘蔗。放牛、喂猪、煮饭、伐木、开荒、砸石头……邓贤“什么活都干过”，还“扛过200斤的麻袋”。“人家流一滴汗，我流十滴汗。”他用劳动镇住自己。他患了心肌炎，但是他还不知道，知道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医治。经常出事故，他经历过5次翻车，大难不死，而且心里麻木。
性格严谨的邓贤还兼任着一项日常工作：敲钟。敲了5年钟。早上6点，邓指导员敲钟喊起床喽，7点钟敲钟吃饭喽，8点钟敲钟出工喽，12点钟敲钟收工喽，晚上敲钟学习啦，再晚上敲钟熄灯睡觉啦。
比身体更饥渴的，是心灵。读书，是邓贤最大的安慰，甚至是惟一的安慰。农场7年的青春期，甚至没有对恋爱的渴望，只有读书。但书籍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书读的时候，他背过哲学词典，背过字典，拿马克思的书当散文读。白天，盼望晚上早早到来，因为晚上可以看书，用牙膏皮和墨水瓶自制煤油灯，晚上放在蚊帐里看。青春即便在如此困乏的年代里，也是旺盛的。邓贤说，他往往能够看一通宵的书，第二天还可以照样劳动。
渴望知识，也渴望沟通。听说谁有学问，就去拜访。北京来的知青多数是高中生，有的比邓贤大好几岁，听说他们中有人能背《资本论》，顿生崇拜，赶几十里山路去见，彻夜请教。
被誉为“知青代言人”
如果说，《大国之魂》首次让邓贤有了全国性影响，那么，《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天堂之门》等作品则奠定了邓贤“知青作家”的地位。
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开始为返城而抗争的时候，邓贤正在读大学。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说，上面同意知青可以回家。那一段时间，邓贤在学校成为了搬运工，专门给同学帮忙搬运行李，知青回家那种大溃败的场面，邓贤看着非常心酸。这些人到云南的时候都很年轻，朝气蓬勃；回去的时候，很多人拖儿带女的，都很憔悴而且疲惫不堪。几乎每个人都拖着破破烂烂的包袱，有一点东西也舍不得丢，还有人带着家具回家。
1991年，经过批准，邓贤带人做了一个电视片，出了一本成都知青纪实文学合集《青春无悔》的书，在成都最大的四川展览馆搞一个“青春无悔”的展览。一个知青老板出资，邓贤等人回到云南，走了3000公里，28个农场，拍摄照片，搜集各种资料。云南农垦总局很支持他们。邓贤在农垦总局待了半个多月，把当时知青下乡到回城的档案全部梳理了一遍。
1992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在《当代》第5期刊出，这部作品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很快，这部作品就轰动文坛。2003年，邓贤又完成了《中国知青终结》一书，描写了一批怀着激情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命运，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知青运动的关注，而邓贤则被誉为了“知青代言人”。
孤身卧底入毒窟
1998年夏，邓贤到泰国参加一个笔会，同行的还有周梅森、邓一光等人。一天在旅游车上，导游怕大家睡着了，没话找话，提到金三角，说金三角已经部分开放，总部在美斯乐的前国民党残军已经交枪，大毒枭坤沙也向政府投降，他本人亲往参观，还买了一些纪念品。
回到成都以后，邓贤重新办签证，带着筹集到的4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又去了曼谷。这时候，已经是秋天了。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为邓贤曾在《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他的采访。加上邓贤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写了《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代视若恩师，有时候，他们的名字就成了邓贤的敲门砖。他采访到了金三角总指挥雷雨田将军，并参加了第三军军长李文焕的葬礼，还接触到一些大毒枭。
有一天，邓贤去看金三角汉人的坟场。金三角孤儿寡母多，残废男人多，公墓乱坟多。他在那些坟茔间徘徊，直到落日时分。突然，邓贤发现，数以千百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而北方是中国的方向！后来，邓贤陆续考察上至汉人领袖、下至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发现它们居然全部惊人地相似，无一例外。这些流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生前都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故乡！那一刻，邓贤流泪了。邓贤伏身而跪，向死者重重磕了三个头。
2000年6月，邓贤的《流浪金三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起印3万，马上就销售一空。当时，加印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等加印的图书出来时，到处是盗版。最终，这本书在人文社卖了近13万册并且出了日文版本。对于一本大畅销书没有让自己获得更丰厚的版税，邓贤颇为遗憾：“如果起印三四十万册，当时肯定也卖光了。”
“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知青情怀，是邓贤永远的烙印。
人生是这样乖谬，憎恶和缅怀，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邓贤认为，知青运动完全是一场破坏，如果说要找一点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带去了一点都市文化，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知青下乡的形式。知青是强迫去的，跟志愿者组织不一样。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但是，邓贤也“感谢生活”。书写那段历史，成为他个人的历史任务。那里也成了他的一种精神联系，他至今每年都要回云南好几回，当然也少不了去看当年生活学习的地方，去看“干妈”，那些曾经互相照顾过的人。
邓贤用极大的热忱去描写知青的命运。为了写那一群知青中的“极致”——带着输出革命理想去缅甸打仗的知青，他两次深入缅北山区，深入那些在外界传说中异常危险和奇异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带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后有《中国知青终结》。“终结”二字不是邓贤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作家，他书写历史，而对知青的历史认识远未终结。
不过，邓贤认为他有激情过度的时候。他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中国知青终结》这本书“写得太使劲，太投入了”，还可以写得冷静些。
知青是邓贤永远的激动。邓贤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称“不爱哭”，但有时却会哭得没有收拾。《中国知青梦》出版以后，去鲁迅文学院讲课，讲到盈江农场的故事——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后油灯引起火灾，烧死10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上海女知青。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半圆形的坟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时候，“本来挺平静的”，结果，“突然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曾有年轻学者批评过他的作品“自恋”。邓贤说，“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恋。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质量’更高。我爱知青，但是，知青曾经很无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有重要的领导干部，有社会学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没有科学家。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邓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太热爱文学了，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爱好者”，已经50多岁，功成名就的邓贤，提起文学二字，还是初恋般地深情。他没浪费过时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学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弃了一切别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学的路。大学毕业，选派给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当秘书，他没有去，因为那条路可能不通往文学；1985年，堂兄从美国回来，帮助他去美国留学，但是，他不知道当作家还去美国干什么；1996年，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更觉得没有意思：我必须守住我的母语”。
直到现在，他一边教书，还每天早晨写到下午，写作时间超过5小时。
迎来再版年，书写张大千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以大量抗战作品闻名的邓贤迎来了“再版年”，他的《大国之魂》会出25周年精装纪念版，《帝国震撼》、《黄河殇》要再版，《邓贤抗战作品选》将收集他的重要作品出版，原著《父亲的1942》改编的40集电视连续剧也将上映。
闹中求静的邓贤却在闭门写意中国山水，书写“张大千传”。张大千的传记数不胜数，却没有一本进入邓贤的法眼，因此，写一本“张大千”是这位四川作家的心愿。邓贤想写一个“人性的张大千”，而不是流于市面的史料整理型传记。邓贤的家庭与张大千的家族多有渊源，采访中，张家在海内外的亲属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邓贤透露说:“张大千的故事太过精彩，许多是不为外人知的。”
《当代》2016年第4期最先推出了邓贤最新力作，书写张大千人生和画作之精彩的《五百年来一大千》。这是邓贤在纪实写作领域的又一座高峰。
张大千，这个与邓贤是四川老乡的画家，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除了明媒正娶的四位老婆之外，张大千尚有已知的和未知的红颜知己。数画人才华风流古有唐伯虎，今有张大千。看了张大千的故事，相信每个人都会说：此言诚不我欺。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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