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开始直到今天，中国当代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领域的诸项目中，北岛当是最为瞩目的。而诗人北岛，则始终是中国当代诗人群体中一位泰山北斗般的人物。套用时下买办主义诗人们流行的用语——他是“诗人的王”；用国外殖民主义色彩颇重的汉学家的口吻——他则是“中国文学的代言人”。
姑且不论这些评语是否有言过其实的成份，北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十年中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其中一次还险些掀翻爱尔兰诗人希内，单凭这一点，便不由时下心浮气躁的中国文坛群腕儿们不服。另外再试问与北岛同龄的诗人和作家们，十年前，谁又曾在民间和前卫文学中间，具有过像北岛那样强烈的震撼力与影响力呢？所以，当我们意欲看清中国诗歌在当代的成绩与种种不足时，请出北岛这位诗坛巨星做我们剖析的样本，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尤其是在今天，国内作家与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推崇与渴盼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分析北岛——这位最有可能成为汉语作家中获得“诺奖”第一人的成就与缺憾，或许倒不失为让狂妄的中国作家们败败虚火的一个良方。至少，也算是抹点儿“风油精”吧。
为什么偏偏是北岛
“ 历史选择了北岛。”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在中国所达到的辉煌以及九十年代相对的低调时，我们无数次听到这样的感慨。确实，为什么偏偏是北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在世界上的象征？
如果单以在“文革”背景下从事呼唤人性的写作这一点来衡量，显然北岛不是唯一的优秀诗人。年长北岛八岁的贵州诗人黄翔和年长北岛1岁的北京诗人食指，从事写诗的年头似乎都比北岛要长，而且，一度在少数文化精英圈子中所享有的声誉也并不逊色于北岛；芒克与多多诗歌的思想力度并不比北岛差，语言比北岛的更直白，同时又更艺术化，可前者即使在其声誉的顶点锋头也始终未盖过北岛，后者则索性未完全被大众接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舒婷、江河、顾城、杨炼，他们一度是八十年代与北岛齐名的朦胧诗高手，舒婷在官方文学界推出的排名甚至位居北岛之前，但他们为什么会在大众及评论家的心目中始终无法比北岛更醒目？至于比北岛更加年轻、诗写得更加现代、更加国际化的严力，还有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闻名于世的安徽诗人梁小斌，他们各自创作的意义似乎也仍然无法与北岛相比：严力的意义要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国诗坛显出他的重要性，而梁小斌，除了一度曾使北京“今天派诗人”为主将的朦胧诗更加深入人心、更具有全国性色彩外，再没有为我们带来什么对诗歌具有建设性的东西……同辈的诗人尚且如此，后一辈的诗人欲与北岛试比高则显得更难了：毕竟，他们的创作距“文革”的背景已越来越遥远，而他们越来越本真的个人化风格，则显然不能激起全民对诗父的注意(这一点我将在文章最后做详尽论述)。
至于国际上对中国诗歌、中国文学的评价，兴奋点则始终还处于“文革”一点。学者李欧梵(他也是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北岛诗选《午夜歌手》的序言作者)曾转引过《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披露：当有人问及诺贝尔奖评委会为什么中国作家从未得奖时，答案是“那里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这对中国是一个问题，而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向人们揭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面向中国文学时的考察标准，亦向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有中国作家将来问鼎此奖项成功，被首先选中的肯定是北岛这样岁数的作者，因为只有他们，是完完全全属于“文革这一代”的。北岛确有可能，最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全世界穷作家们眼中的“上帝”在中国的宠儿。历史选择了北岛，它还有可能再一次地惠顾他。
而在上述这些前提的限制下，我们再来谈论北岛的诗歌特色，恐怕就不再仅仅是与北岛本人有关的事了。它的意义更多是象征性的，是总括了中国当代诗歌前十年的成就与缺憾的。
那么，以我们现在冷静的眼光，审视北岛这一代诗人所置身的创作环境，我以为，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贡献表现在以下的这几个方面：
一、他们恢复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在中国的存在，以自己的创作接续了断流数十年的中国现代诗歌传统，并成功地使其当代化，激发了更新一代诗人的成长。《回答》也好，《相信未来》、《阳光中的向日葵》也好，乃至更加富有大家风范的《还给我》也好，人们很难想象它们会诞生在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爆发这段共和国的历史里。在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诗神一直是沉睡的，只是伴随着民族苦难的日益加重，她才一点点在自我催眠中苏醒。
二、他们初步恢复了诗人作为“个体思想者”的身份和权利，并以各自的努力，使中国当代诗歌重又获取了多重声部，从而宣布了文学千篇一律年代的终结。北岛的简洁凝重、顾城的空灵柔弱、舒婷的温婉咏叹、江河和杨炼或明朗或晦暗的铺排……只一刹那的功夫，诗歌在读者眼中变得陡然丰富起来。人们发现，多年来在中国官方文学中屡遭排斥和批判的“小我意识”、“小资情调”并非是什么洪水猛兽般的毒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健康的、思想正常的人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应有的权利。朦胧诗使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脱离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代的精神生活已有太久太久了。而世界本不是那么灰暗单调、充满傻里傻气的斗争气息的，远要丰富的多。诗人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完全有权写出他与众不同的感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些新时代的格言式诗句得以在民间被万人传诵、赢得不期而至的掌声。
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启迪读者：诗是高度心智劳作的结晶，是讲求艺术底蕴、思想深度和文字技巧的，诗不再是文盲们农闲时围坐村头、随说随胡乱找辙压韵的顺口溜游戏。诗歌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反映民族与个人备受创伤的心录，唤醒沉睡中的真善美。北岛的《结局或开始》、顾城的《永别了，墓地》、芒克的《葡萄园》、多多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作都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朦胧诗人并未辜负那个苦难的时代交付给诗歌的使命。
四、朦胧诗人中的部分优秀者，如北岛、如多多、如顾城，已在进行重建中国当代诗歌这一大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开始寻找一种更纯粹的、属于个人的写作方式(虽然这种个人化诗歌写作的确立要等到九十年代后期，一批比北岛他们年轻二十岁的诗人出现)。《履历》、《触电》、(北岛)，《感情的时间》(多多)，《颂歌世界》(顾城)，这类诗篇在当时的诞生可谓惊人，即使依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仍与前面提到的《回答》、《结局或开始》、《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那类作品有着明显的分别：个人化情绪、生活的具象场景描述、略带任性(顾城)或拘谨(多多)的口语化倾向、日渐加重的凡间烟火气息……这些较诸当时正为诗歌赢得雷鸣般掌声的朦胧诗几大名篇而言，更具备诗学上的创新和艺术上的前卫意义。
我醒来了，亲爱的
当我发现
你正在我身上写字
当我感到
你冰凉的指尖
我就不再睁开眼睛
因为我知道
你正对我凝神思考
你在我身上
决定你的命运
你在我身上
悄悄写字……”
(多多《感情的时间》)
“和一个女孩子结婚
在琴箱中生活
听风吹出她心中的声音
看她从床边来走到窗前
海水在轻轻移动
巨石还没有离去
你的名字叫约翰
你的道路叫安妮”
(顾城《颂歌世界·提示》)
这样富于个人化的写作，别说是在建国后，即使放在“五·四新文学以来”这一大的诗歌发展背景之下，恐怕也并不是太多见的。公正地讲，中国当代诗歌的个人化、口语化，是在“朦胧诗”年代开始其萌芽的。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严力和王小龙的早期创作，他们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照旧是因为那本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可以说，此二人是与北岛、舒婷、顾城等同时亮相于诗坛的。但或许是当时作品量太少，要不然就是意识过于超前，他们的诗句在当时虽然引人注目，但却未被普遍看好。比如：
“你被虚荣照耀
让我习惯这美丽
谢谢
请把头发梳好
我的目光要在上面站齐
然后
齐步走
拔走军旗”
(严力《转移阵地》)
当精神闭塞多年、情感生活单一的读者刚来得及适应舒婷的温柔和顾城的大男孩口吻时，他们显然还只停留于赞美纯真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张瑜和陈冲频繁登上挂历的年代)，多多的深沉对他们来讲都是那么的陌生与沉重，更何况是严力充满现代感的调侃与自嘲呢，这太陌生了！太异域化了！于是，伴随着陌生感，严力诗歌的口语化与机智，被大众在惊慌中忽略了。当然，这并不奇怪，诗人从来都是走在时尚趣味之前的。但要命的是，严力同时也被诗评家们忽略了，包括他那首称得上是伟大之作的《还给我》。在当代中国，所谓“诗评家”，仅仅是庸众在学院或研究机构代言人的代名词。他们中有太多人属于“有知识的文盲”系列。
王小龙的情形与严力类似。“这个城市诗人真多/随便扔一块石子/准会打中其中一个的脑袋”。在一个诗人和诗歌神圣得夸张的年代，动用这样的幽默自然要付出被漠视的代价。“一群酒杯站上饭桌/准有一只是你的/搬家时抽屉打翻了/掉出你忘了寄出的信/那双旧皮鞋依然停泊在干涸的床底/很费劲地思想……”(《纪念》)，王小龙在八十年代“朦胧诗”最盛、“苦难”“受难”“英雄主义”这类词最为感人的时候，写出了中国最具现代思维、最具城市感(请注意，朦胧诗巨头们在创作中不敢轻易动用城市意象，他们更钟情于田野、白桦树，即使前卫者如多多，写到城市时也会不伦不类地借用一个俄罗斯世纪初的名词——“林务官”)、最前卫的诗歌，并以此影响了日后属于“第三代”的诸多上海青年诗人。同样，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也被人们大大忽略了。
可悲的是，从北岛、多多、顾城，直到严力和王小龙，这种或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前卫倾向在遭到读者和诗界的漠视后，明显减弱了。北岛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英雄主义特色的主流之中；多多继续在寂寞中进行他拘谨的半口语创作；顾城孩子撒娇般地进入到一种梦话般的呓语里；王小龙并没有因时光的积淀而向公众推出足够多的诗章；只有严力，在多年漂泊海外的光阴中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同时创办了《一行》诗刊，耐心扶持并等待着中国诗歌新一轮的脱胎换骨。(当然，由于《一行》是同仁自费印行的诗刊，而且主办地又是在纽约，费用以及交通的多重因素，使它的影响只局限于文化圈，尚无法抵达广大读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而我要说的是，伴随着北岛等人发韧的个人化诗歌写作倾向的受挫，朦胧诗终于未能超越自己时代的局限。它很快便被历史风化成了一具巨兽庞大的骨架……
列举完上述朦胧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后，再来回答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为什么历史偏偏选择了北岛？而不是其他哪位诗人？
很简单，公众、文学史乃至国外汉学家之所以首先注目于北岛，是因为他在他那一茬诗人中，诗歌的综合成就最高。伴随着现有诗歌史料的不断被披露和丰富，我们已经知道，北岛并不是朦胧诗人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朦胧诗的先驱诗人是黄翔与食指。但即使如此，年龄最轻的北岛“均以成熟的眼光较准确地评估了”这些年长诗人的创作，“自然包括批评、建议与评价”(贵州诗人哑默《中国新诗史的一个重大忽略》)。而且，就诗歌本身的技法、力度和思想而言，北岛无疑比食指和黄翔更激进更前卫。这一点只要我们拿《回答》和食指的《相信未来》一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食指的抒情方式是唯美的、近乎欧洲诗歌十九世纪的那种写法，是肯定与向往式的；北岛的抒情方向则是冷峭的、愤怒的、富有理性和怀疑色彩的，是否定式的，而这一点，无疑比食指的风格更靠近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主流。《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的不朽名篇，但它的规整、它的略嫌严格化了的押韵，如果我们不了解该诗的写作背景，肯定会削弱我们对该诗意境的体会与份量的评估，因为，它的抒情太不具备当下感觉了；反观北岛，即使在《宣告》这种充满了对极权的控诉和对英雄主义的张扬的诗作里，也仍会写下“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样的句子，如果把这几句抽去上下语境，单拿出来让人辩认作者，你很可能首先想到像于坚这一类的诗人。
因为诗句中闪烁的是十足的当代精神。这一点，不止食指没有，放到多多和芒克的身上，也是不鲜明的。然而，北岛偏偏就有。“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这哪里还是朦胧诗，活脱脱一个“第三代”！可是，它们就是北岛的句子，出自于那首著名的《履历》。
比照当时与北岛齐名的几位诗人，北岛诗艺上的全面以及优势也是明显的。有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舒婷在官方文学刊物上的排名均列在北岛之前；而自八十年代末北岛旅居欧美之后，传媒以及众多学院诞生出的新诗评论中，北岛的名字令人吃惊地被故意抹去了，朦胧诗的代表性作者变成了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等人。本来，食指、黄翔、多多等人在当代诗史上的缺席已经是中国诗坛的耻辱了，如今再添上一个无人能够代替的北岛，中国当代诗史的残缺以及非正常化也就不言自明了。严格地讲，舒婷只是一位在当时而言极为优秀的女诗人，她的诗歌语言太常规化、平面化，缺少现代主义诗歌的多重空间向度，没有给读者留出太多的想象空间，不应将她的抒情诗称作朦胧诗。充其量，也就是用一些明晰的语言抒发有关爱与人性的“朦胧”情绪而已。顾城的诗太天马行空、兼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纯真(说好听了是纯真，说得不好听则是固执地幼稚)。梁小斌说白了，是一位更加成人化、成熟版的顾城，诗歌明朗富有朝气，但缺乏追问人生的底蕴。杨炼则胡言乱语，使读者误以为他是在用诗句翻译《易经》。江河写现实的题材时是位男性化了的舒婷，写历史和传说题材时是位翻译《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杨炼……就综合水准而言，这其中任何一人，都是难与集意象、哲理、反讽、时代歌手于一身的北岛相提并论的。
与此同时，北岛还是位出色的诗歌组织者。作品除诗歌外，尚涉及小说、随笔和译作，在同代诗人中，形象也富有感召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位诗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况且，朦胧诗声誉达到顶峰之际，也正值我们的民族执着于反思过去那段苦难的经历，而北岛那些词句铿锵、富于哲理、充满了受难与英雄气息的诗篇，自然又会格外为他赢来鲜花和掌声。至于所谓的国外汉学家，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观察点一惯落实在政治层面，而北岛在“文革”期间主办《今天》的特殊经历以及那些献给遇罗克等思想斗士的诗句，很难不令他受到老外们的关注。所以，尽管北岛一再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曲解与误读仍然环绕着这位诗人和他的作品。而这种误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而在海外提高了北岛的知名度，并进而反馈到国内。
北岛有个大问题
在连篇累牍地念叨完朦胧诗的丰功伟绩以及北岛在同时代诗人中的出类拔萃之处后，我们现在可以客观地谈一谈作为诗人的北岛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了。
像所有人一样，北岛并不是完美的，他的作品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
A他的过于意象化，读起来过于封闭。当然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封闭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每位成熟的诗歌作者，其作品相对于外界而言，都应该是独立的、自行其是的精神空间。北岛在这方面则显得略微有些“过”，或许是诗人早期写诗的生存环境以及自我保护意识所致，他诗中的意象运用有一些是出于技巧上考虑的，有一些则是为了规避外界某种目的性的解读，后者从诗艺本身而言，则显然多余。此外，由于诗人频繁动用意象化的武器，有对读者因而产生误解，把一些普通的词也当作隐喻或象征来解读了。北岛朦胧、晦涩的方面即由此而形成。诸如在《黄昏：丁家滩》的末尾：
“夜已来临
夜，面对着四只眼睛
这是一小片晴空
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这首诗本来是描述一对情侣的，最末四句无非是对主人公所置身的具体环境的一个描绘。可“黎明”这个词所在的诗句惹出了接受上的麻烦。因为从诗的这四句来理解，“黎明”恐怕就是指日常生活中的黎明时分。然而，鉴于诗的第二节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铺陈——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这样一来，你会产生出某种犹豫：也许这是影射当时政治气氛的诗，“黎明”是象征性的，喻指即将到来的人们精神上的解放？那么，它到底是首纯抒情诗呢，还是政治性的抒情诗？于是，一首颇具个人意味的抒情诗开始与一首时代集体意味的诗在印象上被弄不清晰了，给不少读者提供了误读和曲解的可能性。类似的例子在北岛诗中仍有不少。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
B.北岛没能把他在《履历》、《触电》显示出的个人化与口语化才能提炼成一种新的风格。他过分迷恋于自己“意象＋格言(或哲理)＋英雄主义＋宏大政治时代背景”这一早期风格套路。而这一套路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强调诗歌的群体代言性、抹杀个人化的元素；二是需要在对抗的氛围中(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政治生活)完成，一旦对立面失去，或诗人所选的对立面与民众群体的对立面不符，词句便会显得空洞且没有了意义。《白日梦》是北岛迄今为止够长度的一首长诗，作于八十年代中期，是较能集中体现北岛的前期风格的一首集大成之作，对于上述两点即有着明显的反映。许多读者也正是在《白日梦》之后，觉得北岛的诗没什么新意了，仅仅是在重复当年的风格，与此同时，也发现北岛不像原来那样，和他们的心贴得那么紧了。读者的生活和意识都进步了，而诗人却留在了原地，沉浸于早年的氛围中。这有些悲壮，同时也有些好笑。借用北岛《白日梦》第一章里的三行诗：“你没有如期归来／我喉咙里的果核／变成了温暖的石头”。北岛为他自己写出了谶语。
C迄今为止，北岛诗歌所辐射的范围仍是狭窄的。正义、自由、反映一代人反抗专制的精神历程，零星的爱情诗、个人感受，九十年代以后又加上些旅居海外对祖国的思念……如果对于一位七十年代诞生的普通政治抒情诗人而言，这些也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北岛，这位以“纯粹诗人”来要求自己的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民族诗人而言，他的诗歌题材范围显然是过于小了。这一点，国外的有聂鲁达、米沃什、索雷斯库可以比照，国内的有艾青。北岛目前仅是朦胧诗时代的大诗人，而对“第三代”之后的当代诗坛，作用和影响都微乎其微。这方面，他似乎又落在了同时代的食指与多多等人之后。毕竟，进入九十年代，后两者创作中个人化成份的写作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如下列诗篇：
“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
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
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
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
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
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
天呵！为何一年又一年地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
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
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
怕别人看见噙泪的双眼
我低头踱步，无事一样”
(食指《在精神病院》)
“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沉下地平线后
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
两个盲人手风琴演奏者，垂首走过
没有农夫，便不会有晚祷
没有墓碑，便不会有朗诵者
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
认出我的祖国——母亲
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
(多多《在英格兰》)
几乎与食指等人写作上述诗篇的同时，北岛在写这样的诗
“大海的祈祷仪式
一个坏天气俯下了身
顽石空守五月
抵抗着绿色传染病
四季轮流砍伐着大树
群星在辨认道路
醉汉以他的平衡术
从时间中突围
一颗子弹穿过苹果
生活已被借用
(《苹果与顽石》)
“充满细节的排浪
我们以外之光
正是想像来自伤口
月亮护士穿行
为每颗心上发条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自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夜比所有的厄运
更雄辩
夜在我们脚下
这遮蔽诗的灯罩
已经破碎
(《夜》)
“一条河把鳟鱼带到盘中
烧酒兄弟和高粱父亲
留我过夜，玻璃
有凶手的皱纹
旅馆接待员盯着我
我听到他心脏的杂音
那心脏忽明忽暗
照亮登记表
光滑的大理石上
钢琴曲走调
电梯把哈欠变成叫喊
穿过灯光的泡沫
风从舒展的袖子
亮出铁拳”
(《过夜》)
我不想再引证下去了。如果从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新成就特征——口语化诗歌这一标准来审视北岛近年的创作，他显然是在不知所云。但是且慢，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早期的风格和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
、日后辉煌却又充满坎坷的诗人经历，以及北岛在我们印象中对创作的严谨，我可以肯定，北岛在诗中确实是有话要说的。只不过时代变了，人们阅读诗歌的兴奋点变了，而北岛仍滞留于旧的题材框架中，同时，他执拗的意象式写法也对读者进入他的诗起到了阻碍作用。再不是人们奉诗人如先知的时代了，没人会揣着满腔敬意陪你玩猜字谜的游戏，人们每天工作得都很累，没功夫倾听一个口齿不清者的絮语。北岛现在是一位晦涩的“老”诗人。
以九十年代口语化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北岛是不公允的，语言的落伍甚至会妨碍你体会他在处理那些有限题材时所不经意表露出来的精湛技艺，但实在没有办法，这就是诗歌与诗人的残酷命运。诗人应该永远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却无法停住去等候一位诗人。哪怕你曾经是一个民族在某时期最出色的诗人。
自由、正义、英雄主义、崇高……对于一位诗人来讲，都是褒义的词汇，但它们远不能代表诗歌的全部真谛。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九十年代阻碍北岛进一步迈向诗歌峰顶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即无论是从意识上，还是在技法上，北岛都还没有彻底超离于他的“反文革话语”阶段。
所谓“反文革话语”即诗人在“文革”时代从事写作时所创立的，一系列呼唤民主、自由、文明、心灵解放与真实情感的思想、思维模式乃至与其成龙配套的一大堆诗歌词语元素，如“正义、暴行、罪恶、风暴、太阳、冰川、黎明、危险、历史、民族、疯狂、世纪、果实、果核、石头、乌云、星星、石碑、乌鸦、眼睛、东方、浮云、童年、战士、死者、海水……”诸如此类的语汇在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中均已很少保留其原初的释义，而代之以与时代政治生活有关的转喻义，这些词的“所指”范围不是一点，而是一片，因而往往用它们组接而成的诗句含义也是朦胧的、大概的。后来人们称这些诗为“朦胧诗”，这方面的原因也是一个。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反文革话语”的出现，其实也是“文革”本身的一个产物，只不过是逆反意义上的罢了。朦胧诗的许多诗人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无论他们生长于何种家庭、身处于社会哪个阶层，他们的年龄都决定了他们属于“文革”中的“红卫兵一代”(当然，其中具体的人会分属诸如“联动”、“红卫兵造反派”以及“狗崽子”等不同阵营)。这一代人当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易怒、偏激、理想主义、革命热情高、反叛精神强、做事情投入、有时又容易陷入良知与现实的冲突……当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佼佼者意识到民族的灾难、拿起笔反省时代的时候，他们无可避免
地会把他们背叛的那个时代的诸多价值观与思维模式于不知不觉中带到创作中来。北岛无疑也不例外。我们虽然不曾见到他有类似食指当年《我们这一代》、《红旗渠组歌》那样的作品，但显然，他诗歌中惯常使用的那些词语元素，是无可辩驳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的。同理，我个人认为，在他的诗歌思维模式中肯定也残留着一些类似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影响，限制了他作为诗人的视野，使他有时过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观察世界与反映生活，而未能在创作中充分利用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为他所提供的材料和营养。
进入九十年代的诗人北岛不是没有好诗，但可惜，好诗往往被他本人对往昔风格的大量克隆遮没了。如果细细翻捡，我们仍能发现新诗一代宗师近年所创作出的精美华章：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另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我的恐惧
(《乡音》)
“穿无袖连衣裙的早晨到来
大地四处滚动着苹果
我的女儿在画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辽阔
你的名字是两扇窗户
一扇开向没有指针的太阳
一扇开向你的父亲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一只最红的苹果
离开了你的画
五岁的天空是多么的辽阔
(《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失魂落魄
提着灯笼追赶春天
伤疤发亮，杯子轻动
光线被创造
看那迷人的时刻：
盗贼潜入邮局
信发出叫喊
钉子啊钉子
这歌词不可更改
木柴紧紧搂在一起
寻找听众
寻找冬天的心
河流尽头
船夫等待着茫茫暮色
必有人重写爱情”
(《我们》)
谁能够面对这样一些诗无动于衷?谁又能说，进入九十年代，北岛已不再具有汉语超一流诗人的实力?
然而可惜，这些诗在北岛近十年的创作中远远不是主流……
我反复翻阅了手头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北岛诗歌资料。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一书的封底，我读到了这样的介绍文字：“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心头蓦然升起一番慨叹：真的，北岛都快五十岁了……除了尊敬，我们似乎无法再苛求他什么了。
当然我也知道，对于诗歌而言，这种宽容不仅多余，而且危险！
至于北岛，他什么时候能解决他的那个大问题呢？
诺贝尔阴谋与世界诗歌
在进行完上述略微漫长的、对北岛作品及他所背靠的朦胧诗运动的回顾，观照完它对当今中国诗歌的意义之后，我想转入下面这个话题：我们的诗歌乃至文学是不是正在面对一个“诺贝尔阴谋”？而北岛本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是不是业已深陷其中？至少，十年中三度入围提名，其中一次险些获奖，这一切已无法证明北岛仅是一位身处局外的地域性诗人。有关这方面前些年诗歌界还有过一个戏剧性的传闻：据说北岛在瑞典居留期间，他所重新创办的《今天》杂志，社址便设在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处离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将的评奖机构)办公地址近得不能再近的楼里……
不过，这并不是北岛及其他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传说：早在北岛八十年代后期推出长诗《白日梦》时，诗人及文学圈子里即有传此诗的创作实是为竞争诺奖而做。因为诺奖评委会评选大诗人的标准中据说有一条：要有长诗。而此前，北岛确实尚无够长度的诗歌巨制问世，《白日梦》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大约在同时，针对巴金的传闻亦有。有消息传巴金写作《随想录》是为了针对诺奖评委会称巴氏没有大部头近作问世的传言。到九十年代，传闻的主角被派给了钱钟书，一家文摘类小报披露，瑞典文学院资深院士、汉学家马悦然某天上门拜访钱钟书，钱迎面便是一句：“你又跑到我这里神气活现来了……”接着为巴金不能获奖大抱不平。而没过多久，另一家报纸则有记者写道，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目前，只有另一位可能入围的小说家莫言，我们尚没听到类似上述的谣言。
新闻界的一些反映则更有些令人起疑。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各媒体例行的每年一度对诺贝尔诸大奖结果的报道，总会有一两家报纸和杂志辟专版请来诸多名流，不疼不痒的讨论：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有点儿“和尚不急秃子急”的趋势。其实，细考虑一下近几年中国作家大部头狂写、随笔创作谈越写越像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架势来看，“和尚”也并非没有着急的。从这个角度来衡量，那个吊中国文学胃口的诺贝尔奖俨然已成为中国作家们物欲的化身了。
人活在世界上，物欲不可能没有。但倘若物欲过于强烈，许多正经事怕就干不成了。在诺奖这个问题上，物欲的诱惑显然已无形中成了针对中国文学的一项“阴谋”。而作为身处于中国文学荣誉前沿地带的诗人北岛，显然，也是无法回避这一目前对他而言，主要来自诺贝尔奖的阴谋的。
这种情形下，北岛会做何表现呢？在乎，抑或淡漠？躁动抑或从容？
作为北岛的读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时间有的是。
话说回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及它的评委们而言，以北岛目前的成就，能否让北岛获奖本身，对他们也是一种诱惑，一项“阴谋”。因为，从我们民族本身而言，从朦胧诗运动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启蒙和重建作用而言，从北岛在朦胧诗人中所居的重要地位而言，他无疑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前十年中的大诗人，绝无仅有的诗坛偶像、文化英雄。甚至放眼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北岛个人对于汉语诗坛的贡献毫不逊色于郭沫若和艾青在他们诗歌巅峰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和所起的作用，比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穆旦这些前辈的成就还要高些。可以说，北岛是代表了从五四时代直到新时期前十年这近一个世纪中国新汉语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如果诺奖评委们想从这一段时间跨度上选择一位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予以表彰，北岛无疑是最佳人选(另两位他同时代的诗人也有资格入选：食指和多多。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芒克)。但问题在于，以五·四新文学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段的中国诗歌是否真正跨越出了民族与地域的局限，达到了本世纪世界诗歌范畴内最高水准?换一句话：中国迄止于八十年代末的当代诗歌是否能给全球的诗歌爱好者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东西，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和略萨、博尔赫斯给全球的小说爱好者所带来的那种震撼和惊喜？
我认为显然没有。
启蒙时代、呼唤正义、自由、精神解放和爱，这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积习、趣味的中国读者而言，或许是天大的一件事，但对于早已摆脱了封建影响二三百年的欧美读者而言，恐怕不是什么有新意的事吧。他们的耳朵大概早已被类似的声音磨出了茧子。“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这冷峭而煽情的诗句出自于北岛的《无题》，它曾在那个年代如此令我们感到来自心灵的震撼，可这诗句到了一位西方读者的眼中却显然不算什么，甚至认为它是“矫柔造作的表演”，并“退避三舍”。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的教授这样写道：“我想是在十四岁那年我撕毁了一年前我写的一首诗的唯一的底稿。我想我们都有过如此的经历，我们会在写作与重读时产生巨大差异下将其销毁。这种伤感(或者，可能是故作自我意识姿态)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该学者还进一步列举了北岛的《雨夜》一诗的片断作为佐证：
“……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索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就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然而，有趣的是，引诗中这种英雄主义十足的倾诉与抒情，正是当年北岛作品及其他朦胧诗人作品中深深打动我们的地方之一！
有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可以获得世界其它地方读者的共鸣。有一些同样优秀的则不能。北岛及其同时代一些诗人的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属于后一种情形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经济、文化艺术标准都大而化一的星球。
而对于本世纪随着评奖次数增多、争议增多、日益变得谨小慎微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来说，他们目前显然更希望自己选中的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无可争议的赞誉和推崇。这样，诺贝尔奖也才能更带有世俗意义上的“权威性”。一句话，这位诗人最好在国内国外诗歌爱好者中都很“叫座”。
倘若以此为标准，我们的朦胧诗大师北岛显然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至少，北岛一旦得奖，以他诗歌可能被各国读者普遍接受的程度而论，他不会在历届诺奖得奖诗人中名列前十位。但这并不就等于否决了北岛最终得奖的可能。我以为，他至少还有如下两种可能摘得这一世界性文学大奖的桂冠：
一、评奖者出于对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尊敬，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长时期不授予中国作家该奖，不足以使诺奖具有严格道义上的世界性。在此前提下，可暂不考虑中国作家是否具备了当今世界文学先进水准，随意选一位中国名作家予以表彰。而北岛，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且已几度入围该奖提名，所谓“国际性”又勉强说得过去。
二、因文化差异和西方人一惯地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误读，将北岛误当作索尔仁尼琴一类的作家，予以表彰，以幻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为诺奖扬名。
笔者本人对此两种可能性的观点是：前一种授奖是对中国文学的施舍，后一种授奖则是对作为诗人的北岛的侮辱。不过，遗憾的是这两种可能性正日益面临着兑现的可能。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是对于诗人北岛、对于评委会本身，还是对于时下心情浮躁自以为是(实质是井底之蛙)的中国文学界，都不啻是一个有着多重寓意的阴谋……
这不只是当事者方的悲哀，更是中国这一古老国度未能及早迈入现代化，跨入缔造当今世界先进文明进程的悲哀。一个荒废了众多时日的民族，在追赶人类先进文明的道路上，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这其中，包括诗歌。
这并不仅是北岛或其他某一位作家个人创作上的私事！
如此，一个问题很快便提到我们眼前的日程上来了：撇开诺奖，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当代创造出一种既属于民族又属于世界的文学，既属于民族又属于世界的诗歌?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今天我们的诗歌界乃至文学界所迫切需要认清的问题。
创造一种中国品质的世界诗歌。这在我们这个当今日趋多元化、信息日趋发达的国度是很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诗人首先要认清两点：一、过去搞创作的人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不对，应该是“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想想我们的鲁迅，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我以为大家便会对此有所有领悟。二、“世界的”并不意味着搞洋奴主义、买办主义。向几个西方大师写写致敬诗，多弄点谁也搞不清你对错的外国人名、地名，这不是正确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应眼睛只盯着欧美的文明传统，因为最先进的文明永远都处于不停的创造之中，而最优秀的传统就是艺术上不停的叛逆、超越。诗人也不该蔑视眼前的生活，蔑视你同时代普通大众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如果你的同时代人都认为你是在故弄玄虚、不知所云，将来离你好几百年的读者又怎么会读懂你?司汤达那句“我为下个世纪而写作”其实只是今天一个美丽的传说，千万别被它的浪漫和虚幻色彩所耽误了。聂鲁达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大意是：诗固然不能写得白痴都能看懂，可也不应该写成只有诗人自己和他的驴子才懂。对于中国诗人，这是一个天大的忠告。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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