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每天有十多支[只]黄牛来去，行步多十分庄严，为北方少见。远山环绕，积翠堆蓝，如一随时变化之王维画卷，所得实多。”1971年 11月，正在湖北丹江受深刻教育的沈从文，给老友刘敦愿写来一封十一五千余言的长信，叙说两年来辗转的住处，报告身心状况，请友好放心。
“后转迁区中一贫农家中，另是一种格局，小小院子住八户人家。……南北大妈具全。有小将十七位，一天到晚来来去去。大环境如旧，小环境真可说十分热闹，长夏为驱逐蚊蚋，保护牲口，有四户傍晚必各燃草卷一个，在房中不免略有猪悟能入蒸笼感。”
此后八信纸，都是大暑炎蒸下，与老友探讨行雨乘云的龙。沈从文写道，来信所谈龙事，他也曾就常识所及，选取过约五百种不同龙形示例，想要做成文章，但后来搁下了。他尤其担心的是，自己二十年所学，终不脱“四旧”范围，不知龙凤是否近于佛经所谓毒龙。
1997年1月14日，病榻上的刘敦愿已不能说话，他向孩子要来纸笔，写下“龙与凤”三个字。之后便手颤无法握笔。很多题目还没有做，这张小纸片，刘陶交给了郑岩。
沈从文与刘敦愿的交往始于1950年后，刘敦愿为山大考古教研室筹建文物资料室，向身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的沈从文请教商量。
刘敦愿致沈从文信今或已不存，但沈从文的十数通复信，均得到保留。虽然也有过“我们热心太过，恐会犯错误”的担忧，沈从文在多封信中都以拳拳之心设想从文物认识祖国物质文化大略、从名物做文学与历史研究之途：
“到目前为止，教国文的教到‘执干戈卫社稷’时，干戈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也从不难受。教历史教到宋代海运河运用大量船只，船只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也并不难过。……大家都还停顿到这么一种旧式教学情形下时，我们着急也无用。只是得想法不要让年青一代再那么下去。……因为工人、战士和市中中小学师生，学学明白历代劳动人民的成就，实在比看看旧文人字画有意义得多！有兴趣得多！”（1957年12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