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
只有一颗纯洁鲜红的心灵。
我把它献给革命，
让它在革命风暴里翻腾、前进……
——（陈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段的回忆》）
用陈荒煤自己的话说，“革命”的种子，其实很早就埋在了他的脑海里。
父亲对陈荒煤的影响至深。即使那时他的父亲总是潦倒和穷困难忍居多，但是作风坚决，谈话中也总是向幼年时的荒煤袒露出心中对于“革命”矢志不渝的追求，“我们那时候年青，是真的闹革命啊！”小小的革命之火种，在一个少年的心里还是神秘的，但是荒煤愿意去追随它。十三四岁的少年在大革命的热潮之中，也曾群情激奋地于墙报上写下“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的热情诗篇。但个人意志始终拗不过历史进程，大革命失败以后，渐渐趋向成熟的少年也会有着理想破灭后的苦闷、迷惘和彷徨。那时的陈荒煤还不到17岁，随着父亲收入逐渐稳定，他有机会在学校里面继续念书，同时结识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创造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感兴趣，在课外活动中也非常热爱看电影。种种年少时候表现出来的热情与志向，冥冥中暗合着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1931年武汉的一场大水灾，打破了陈荒煤难得的求学时光，但他因此结识了更多来自左翼文艺运动的好朋友，如董启翔、盛家伦、吕骥、郭安尼等。尤其是后者，和陈荒煤关系甚好。在好友们的鼓励和陪伴下，陈荒煤一边参加着武汉剧联的“鸽的剧社”，一边在《时代日报》的副刊版面孜孜不倦地发表文章。有时是评论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有时则推荐一些来自苏联的电影，如《金山》《生路》。那时候，这个本名叫做“陈光美”的少年用过不少笔名，比如他用“漪之”、“漪萍”，表达人生途中漂浮不定的失落感；比如“梅白”，寄寓自己即使身处黑暗的时代也要像梅花一样的纯洁；比如“荒煤”，既是与原名“光美”谐音，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够如同一块荒野中的煤石，即使尚未发光，但最后终将燃烧起来。19岁时的少年荒煤，如愿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局的动荡，使他很快就因为在报纸上发表进步文章而被辞退，还曾因为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活动而短暂被捕过。被保释出狱的少年表现出和他父亲一样的倔强执著，坚持以手中笔做武器，很快便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这篇小说以武汉大水灾为背景，描写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真实生活状况和穷困交加的底层情景，开启了作者此后的小说创作活动。同时，作者最擅长的从实际生活中取材取景、表达真实忧郁情感的写作风格也初步展露端倪。20岁刚出头的陈荒煤，孜孜不倦地写作了不少小说和散文，如小说《男子汉》《刘麻木》《人们底爱》，散文《在忧郁的记忆中的故事》等，并在女工夜校教语文，还负责辅导工人排戏。陈荒煤23岁时在《作家》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长江上》，受到好评，还被茅盾选入《短篇佳作集》。同年，陈荒煤短篇小说选《忧郁的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一颗冉冉新星即将在文坛升起。
《长江上》和《忧郁的歌》带有典型的陈荒煤早期创作特色。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堪可称为中国历史上布满血泪的最黑暗的时代。作家在《长江上》中以其独特的阴暗笔调深刻地刻画了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流浪人的生活：一个叫做独眼龙的从前当过码头工的退伍兵在长江轮船上跟着做茶房的他从前的老伙伴住在一块。作者就描写他住船上的一段生活和他的身世回忆，以及他周围几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在他们那种污浊环境里的污浊生活的表面之下，有多少由生活所掀动的灵魂的风浪和人性逶迤！多年的漂泊生涯之中，“独眼龙”的身体渐渐垮了，老婆孩子也都不见了，家更是早就没有了，眼前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破烂了”的长江都能引起他的悲感。阴郁与悲戚交织的时代阴影之下，全中国不知有多少“独眼龙”都遭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出门去寻找较好的生活，带回的却只能是一个更坏的境况。在船上永远临不到太阳照耀的下舱里，独眼龙又要走了，“他不惯于平凡而充满了污浊的生活”，但，他又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也许任何人都无法给出那个答案，只有社会和时势知道。作者借助对该类长江水手的生活，写出一类“污浊”的下层者的灵魂，自然带着非常浓郁的忧愁，但作者把这种忧愁当作了社会结构的毛病，结尾处透露出对新社会的隐约展望。船过另一省界的时候，独眼龙指着那里的山头，说那里的兵都不肯打了。这是意味深长的暗示，更是作者深思熟虑后祭出的慈悲。这个时期正是作家从苦闷中挣脱出来坚定地奔向革命的思想转变时期，结合后期他对自我作品的剖析，“一个人的思想和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的，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贯正确的”（《解放集∙前言》）。作者始终坚持以真实的笔触去写作自己熟悉的题材，因此体现出一股渴望表现的热情，“主要是那个时候，尽管年轻幼稚，但的确是真实的感受，甚至暴露了不健康的感情……然而，它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产儿。”（《荒煤短篇小说选∙自序》）
鲁迅曾说，“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出一个突变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陈荒煤的此类小说，正是通过对普通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描绘和独特表现，广泛而真切地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其作品，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精神面貌提供了一面镜子。
“七七事变”及北平沦陷后，陈荒煤与他那些流亡的同学组成“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曾在南京公演了独幕剧《七∙二八之夜》。该剧由陈荒煤和他的好友郭安尼共同写作完成，由此开启了作者另一种才能：创作剧本。此后，陈荒煤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后转入文学系，代理系主任，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事业。他先后带领鲁艺文艺工作团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采访并亲自在前线参加了两次战斗，搜集了大量八路军的材料，尤其是他对陈赓将军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同年，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等报告文学。年幼时来自父亲有关“革命”的血脉延续，结合母亲和姨母带给陈荒煤的文学启蒙，在这个青年身上尽情地融合与绽放；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如影随形的贫困、压抑，都化作他笔下那些温暖真挚又深刻妥帖的文字。不到30岁的陈荒煤在参加完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及时创作了独幕剧《我们的指挥部》，同时要求深入基层进行创作，继续写出反映时势的优秀剧本和文学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荒煤带领部分鲁艺的同事离开延安去游击区工作，之后又决定留在边区筹建边区文联。此时的陈荒煤，肩上的担子已经不止是一位创作者，他开始承担更多的行政和领导职务。写作依旧是他的爱好。1945年底，短篇小说选《一个人的觉醒》由重庆雅典书屋出版。30岁出头的陈荒煤，生活得忙碌又充实，他的人生之路开始渐渐走入一个新阶段。
陈荒煤先后担任过边区文联副理事长、《北方杂志》主编、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华北文联常务理事、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兼文艺处长、中南军区与四野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和访问，中间发表文章、通讯、报告若干，并出版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及论文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52年10月，陈荒煤被调回北京，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由此开启电影事业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他不断有文章发表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等重要期刊杂志，并主持召开诸多电影方面的重要会议，努力落实体制改革，并带团队出国参加在捷克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即使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坚持对电影事业的指导和分析工作。他一边积极带领团队去国外吸取经验，同时努力应用和改革国内的电影创作和评论机制，并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夏衍评价他为“（他）把编剧、导演、演员当做同志、当做朋友，对他们有感情，所以话讲得坦率，既有由衷的欢喜，又有中肯的批评……我觉得，对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 而这种真实，无论是表现在电影行业还是文学创作上，恰恰正是陈荒煤自年幼时代便已确立的写作风格。“我始终觉得在学习期间，应该尝试着去写各种题材……我尝试着从各种现象里面去发掘题材，而且尝试着怎么去写它”（《长江上∙后记》），“艺术性，是指把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加以整理、组织和集中，使得生活更有现实性，更有典型性，而绝不是生活以外的东西”。如果说青年时代陈荒煤的作品是一支忧郁的歌，那么参加革命后，他从敞开的心扉中所唱出的就是战斗的歌，也是更加振奋人心的时代之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剧本或评论，都是作家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结果，更是历史的产物。陈荒煤笔下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时代特征，正是其作品保持活跃生命力的深层原因。
但历史发展总有曲折，波及到个人则尤是。10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陈荒煤也被停止了工作，在不同地方之间调来调去，惟一不变的是接受批判，甚至在已经56岁的年纪再次入狱，度过了长达7年的监禁生活。等到60多岁的陈荒煤出狱时，当年好友已零落无几。至少他还是幸运的，几年之后平反，先是在重庆市图书馆抄写卡片，后被调回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此后的一些文学创作，陈荒煤这样剖析自己：“建国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创作，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重返文学工作岗位上来，居然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些散文……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渐渐被千丝万缕的种种欢乐、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断缠绕，也终于会形成一层硬壳。但正如俗话所说，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 正是因这份实事求是的责任感和始终如一的谦虚原则，陈荒煤始终认真对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把写作当成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始终遵循着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来分析种种文艺现象和探索艺术发展的奥秘，这使其既能写出对具体现象精到而细微的分析，又能对全局运行和发展趋势有明察的思考力。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明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等到已年近70的陈荒煤谈到从前和现在，也说：“一个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愿我这年近70的老人，也还能为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为新的一代写点新的散文。”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