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日期间，是中国新诗最蓬勃发展的阶段，绝大多数诗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创作上收获比较大的有：田间、蒲风、臧克家、光未然、徐迟、柯仲平、萧三、何其芳、卞之琳、严辰、邹荻帆、吕剑、公木、王亚平、胡风、柳倩、任钧、冀汸、曾卓、天兰、绿原、苏金伞、青勃、鲁煤、牛汉、杜谷、方殷……，南方有：林林、胡危舟、韩北屏、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
上述这段话，摘自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1980年10月25日《文艺研究》第五期），笔者未从中找到戴望舒的名字。这段文字，当属该文的综述性段落，是艾青的疏漏？还是为了避嫌？或隐藏在上述文字的省略号中？我们无从得知。但在该文中，艾青于另外两处单独提到了戴望舒，并引用了望舒的诗文；艾青在戴望舒的名字前，赫然地叠加了“‘现代派’诗歌的主角、著名诗人”……可谓重彩浓墨。可见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
由此可以推断，作为文学巨匠的艾青，在上述这段综述文字中略去了戴望舒，是深思熟虑之后有意为之的。尊重事实近乎于刻板的艾青，不会轻率和骑墙地给戴望舒贴上一个“抗战诗人”的标签或与“抗日战争”联姻了事，不想对望舒作简单和牵强附会地归纳分类，更不原意让这位开创新诗先河之一的诗人沉没在大名单的汪洋中。
撰写本文之前及当中，我登门拜访了艾青夫人高瑛，希望能找到戴望舒与艾青的合影，包括戴望舒与艾青之间的书信往来。《党建》杂志编辑也曾委托我，希望能找到艾青抗战年代的手稿，高瑛和担任艾青秘书的艾丹皆痛惜和无奈地答复我，艾青错划为“右派”前的资料，除了抗战时期——1944年10月11日艾青获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劳动模范”的一面奖状，其余均在“文革”的浩劫中荡然无存。
人们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留给读者深深的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意象，前者可以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所有人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飘洒在多情的小巷。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所以，艾青被称作了“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作了“雨巷诗人”。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抵消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同为浙江人、诗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挟裹着忧郁的愁绪。不过，同为忧郁，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戴望舒的忧郁，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写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艾青在武汉写下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诗句，控诉黑暗势力；而在戴望舒写于1927年夏天的《雨巷》前，我们仿佛听到戴望舒郁结的叹息，暴露出他对某种追求失败的悸慌和未来生活无着的忧虑。
但我们会很快发现以上诠释却是谬断，是概念混淆的演绎。以时间为刻度，我们可以看到，望舒伤感的咏叹，是那个岁月和戴望舒的爱情历程给他形成屏障般阴影，锥疼了望舒的诗句。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大量刊发了歌颂抗日战争的诗，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邀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望舒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的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注定了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第二个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戴望舒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望舒。俩人一见如故，全然忽略了谈话的时间和他人的存在。应戴望舒之约，艾青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了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仍不忘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要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当中是否有过话别？艾青离开上海，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见记载。高瑛说，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第一时间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艾青到广西后，戴望舒给艾青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友谊已到了无话不谈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萌发他们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也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艾青和戴望舒之间心有灵犀和思想的相投。
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这次相聚，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终因种种原因，成了终刊号。《顶点》第二期没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开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这种宿命，本不属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从彼此的情有独钟，到艾青对戴望舒日臻渐浓的情有独钟，艾青、戴望舒的每次重逢，总以离散结束。
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喜出望外，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对两位“散多”的诗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赓续如第一次见面为艾青诗集的名字争论不休。
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原以为有希望治愈，共同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不到一年，竟再次离散。只不过是，这次离散，是永远的诀别。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未竟的双眼。艾青和陆定一、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为其入殓。
对于永失戴望舒，艾青说，作为他（指戴望舒）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两个字，对戴望舒的评价，恰恰使用了“人民”两个字，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这个序，表面上是诗集的序言，实际上也为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后二十余年中，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重新驰骋诗坛，戴望舒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一提起，就要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就要为望舒的早逝扼腕叹息。
艾青说，“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则的话，这位有才华的人，无论在诗歌、翻译还是研究方面，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复出后的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又谈到戴望舒时，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讲假话。讲假话的诗人很多，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
戴望舒这个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涟漪不断。艾青对戴望舒的情有独钟，不因望舒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总是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
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那次去扫墓的，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邹荻帆、吕剑、冯亦代和周良沛，据高瑛回忆还有徐迟和蔡其矫，但记不清是戴望舒的大女儿还是二女儿一起去的。笔者推断是戴咏絮。
是否是聚少散多，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有独钟？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堰河”，记住了“雨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