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同与不同之间——谈《猫城记》和《格列佛游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之一, 老舍曾创作过大量杰出的小说作品。他于1932年创作的《猫城记》, 是一部写作风格独特的小说。文章采用了寓言体的形式, 写“我”由于飞船出故障迫降在火星, 来到了猫城并在那里生活的故事。文章着力描绘猫国无聊、肮脏、腐败的社会现状, 为读者展示了“我”看似荒诞的一段冒险经历。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尖锐的讽刺, 都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很多争议性, 也使它被著名学者夏志清评为“中国作家对本国社会最无情的批评”。
小说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故事内容上, 都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初版于1726年, 主要写“我”由于海船失事, 游历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国家。其中的拉飘特是一个与猫城相似的地方, 国内一片混乱, 弥漫着腐烂败坏的气息。居民懒惰、肮脏, 生活既没有目标, 也没有任何意义。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格列佛流浪经历的描写, 事实上展示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用夸张的笔法、谐谑的态度, 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 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 并毫不留情地谴责了殖民主义行为。奇特的构思、离奇的故事, 都使这部小说在英国乃至世界广为流传, 脍炙人口。
比较这两部作品, 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共同点。无论是事件的发展, 还是艺术手段的采用, 都能发现《格列佛游记》对《猫城记》的深刻影响。联系作家个人的经历, 不难发现英国文学对于老舍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老舍年轻时曾经留学英国, 并受邀在伦敦大学教书。在异域生活期间, 他细心观察西方生活, 学习西方文明, 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了冷静审视和客观分析。在外国执教期间, 他阅读了大量西方的文学名家名著, 并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过研究。他曾提及, 古希腊罗马的荷马、阿里斯托芬, 包括近代的狄更斯、康拉德等人, 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它们都拓宽了作家的视野, 使其创作更具丰富性。《格列佛游记》作为英国的一部普及度极高的小说, 对老舍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为作家开辟了一个新颖的创作领域, 也拓展了小说的题材和内涵。
在叙述角度方面, 两部小说都采取了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 由“我”的所见所闻来描述各种神奇的经历和遭遇。故事的主人公“我”都是有见地、有想法的人, 却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更无法改变所遇到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格列佛游记》中的“我”是一个外科医生, 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真知灼见, 却始终默默无闻, 还要为了生计四处颠沛流离。作者通过主人公能力与现实地位的反差, 暴露出当时英国社会“才人不用, 用人不才”的黑暗社会现实。《猫城记》的主人公“我”热情、勇敢、正直, 面对同伴的死痛不欲生 (这与猫城人对于同类生死的漠然形成极大对比) , 看到猫城走向毁灭的深渊, “我”曾积极地想帮助猫城人改变现状, 却无能为力。而猫城中的居民, 除了极个别的大鹰之流尚心系国家, 其余的都混沌、麻木地为几片“迷叶”苟延残喘, 自甘堕落, 走向灭亡。这种看似荒诞的对比, 其实蕴含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小说中的“我”有才干, 有思想, 有勇气, 但是在腐朽、衰败的社会现实面前, 却只能选择流亡。
小说以寓言的形式, 讽刺了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 抨击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黑暗现状, 表达了对理想国家的期待, 对民主、自由政体的向往。斯威夫特采用了一种变形的手法, 通过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民俗, 暗讽当时的英国统治者。书中的小人国国王根据人们跳绳技术的高低来任命官员的官职;执政的高跟鞋党与低跟鞋党 (影射当时英国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 互相指责, 攻击对方, 甚至针对鸡蛋从哪头吃起这种问题还引发了一场战争。《猫城记》中的猫国, 更是一个腐朽昏聩、极度堕落的政权。这群动物每天都浑浑噩噩, 不思进取, 已经到了兵临城下、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 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吞云吐雾的生活。作者用猫城人的麻木庸俗, 批评现代中国人的昏庸荒唐。情节看似荒诞, 却隐含着深意。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上审视、批判了国民性, 认识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不仅依靠统治者和个别民众, 而是依赖于整体国民的精神觉醒。这一点也体现出斯威夫特和老舍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对于改造国民性, 革新腐朽政治的共同愿望, 而他们的创作也因此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迹。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老舍潜移默化地吸取了《格列佛游记》的某些创作手法, 这些影响已经融入《猫城记》中, 显得自然而不露声色。然而, 由于作家们所生活的年代以及地域环境的不同, 老舍在学习他人的同时, 也注入了许多个人的观点和感情, 而使小说具有了十分鲜明的个性。
在阅读这两部小说的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获得一种直观的体验, 即《猫城记》的感情基调要比《格列佛游记》更为沉重, 作者对现实始终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猫城记》创作的时代, 正值中华民族内外交困, 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使民族矛盾更为尖锐,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些对于刚刚回国的老舍来说, 都是令他痛心、忧虑的, 国家的衰弱、民族的危机、统治者的昏聩, 引发了他对于整个中国现状的深入思考。他曾说:“对国事的失望, 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 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 像我, 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因此, 他笔下的猫城, 也弥漫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绝望, 对于统治者的激愤, 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深深的忧患意识。相比之下, 《格列佛游记》的笔调较为轻松活泼, 作者多用一种调侃、戏谑的态度描写现实, 在进行讽刺的时候常带着一种揶揄和嘲弄的态度。虽然文中对小人国、拉飘特等国家和地区颇有微词, 但其中的大人国、慧国却是作者理想国家的描画。两国开明民主的政策、善良纯洁的人性都令人向往。此外, 文章的情感也比较温和节制, 作者更多的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叙事, 没有太多的个人情绪流露。小说着力描绘各个国家的独特风俗和奇幻旅程, 文风轻快流畅, 读后感觉妙趣横生。而《猫城记》全文都被阴郁、沉重的氛围包裹着, 人民昏聩无知, 官员沉溺享乐, 整个城市让人感到沉重压抑, 作者的叙事基调也是抑郁、灰暗的, 反映出作者心态的消沉、失意。
与《格列佛游记》大部分就事论事的批评不同, 老舍在《猫城记》中对国民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猫城之中, 有觉醒的国民, 如大鹰、小蝎。在外敌入侵、生死存亡的关头, 大鹰果断自杀, 让小蝎用自己的头调兵抗击外国人。可他们的努力却无法阻止国家的灭亡, 大鹰的死只是增加了猫城人的新看点, 这是国民的悲哀, 更是一个国家的大不幸。在国破家亡的时刻, 人们却在大张旗鼓地办喜事, 而且办得异常隆重, 还有着理直气壮的缘由“要结婚就得热闹, 乱事是几天就完的, 婚事是终身的。”“我”作为一个外来者, 怜悯猫城人国家危难, 民族灭亡, 可面对国人的愚昧无知, 又无计可施。猫城人身上, 有阿Q、看客们的影子, 更有夏三爷之流出卖尊严, 无耻自私的卑劣人格。老舍对他们的批判, 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批判国民性传统, 是对中华民族国民心理的深层剖析和暴露。通过对猫城这一虚拟世界的营造, 暗示了腐朽、败落的中国社会现实, 对民众、政府、官员等各个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 也抒发了作者“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无奈。
此外, 《猫城记》中还流露出作家浓厚的爱国热情。外敌入侵, 猫国将亡, 人们却仍沉迷在美色、“迷叶”带来的幻境中, 寥寥几个革命者为国家存亡振臂呼喊, 却应者无几。革命者是孤独的, 他们遭到社会的鄙视和唾弃, 甚至到死也不被理解。老舍为大鹰、小蝎的死而惋惜, 更为革命者的孤军奋战、为大众的愚昧无知心痛。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 是基于他炽热的爱国之情。文中有大段的情感抒发, 强烈地表达出作者对祖国、民族深沉的挚爱。他曾经在文中发出感慨, “国民失了人格, 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有国格的人合作的……国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没有人格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 因此衰弱是惹不起别人同情的。”这种对于国家危亡的关心, 对于民族命运的紧张, 是《格列佛游记》一文中所不曾有的。《格列佛游记》写作的时代, 正值英国殖民主义政策不断扩张, 侵略势力不断加强的时刻, 相对于中国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局势, 此时的英国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内的执政危机。因此, 斯威夫特的批判对象也集中于对国内统治者的批判, 而没有国之将亡的痛心和危机感, 这也是奠定两部小说不同感情基调的主要原因。
通过《格列佛游记》与《猫城记》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所处时代、环境有诸多不同, 但两部书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创作方法上都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这同老舍先生对英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是紧密相关的,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以及作家们对于外来文学的积极吸取。而小说所展现出的不同面貌, 也体现出老舍在效仿的同时能够将这种外来影响有效地化为个人创作, 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巧妙融合, 而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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