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 阴。我的老同事、老上级汤逸中先生，日前赠我一包当年注释鲁迅著作时的访谈资料。打开一看，其中有胡风夫人、作家梅志先生1980年12月25日致我的一封亲笔信，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子善同志：
来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胡先生感冒后果然引起肺炎，这一个月来都是白血球与病菌作斗争，幸好已胜利结束，炎症痊好了，并且精神方面也已正常，能够阅读书报了。就是身体衰弱，手颤不能写字，为了等他的签名，也是迟复你信的一个原因。内中还有几点，他说应改正和补充……
与这封信在一起的还有我誊录的与汤先生1980年8月1日和17日在北京两次访问胡风先生的谈话记录整理稿九页，大病初愈的胡风在最后一页稿末亲笔签名“胡风口述”表示认可，笔迹有点颤抖。而梅志这封信正是对整理稿中三处记录不够确切或有误的地方予以“改正和补充”。后来，这份整理稿以《关于左联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为题发表于《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收入《胡风全集》第7卷（1999年1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时隔近四十年重温胡风这份内容丰富的谈话记录，它显示胡风二次与我们交谈，几乎有问必答，记忆力强，思路清晰。其中有一段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
萧红的《生死场》原稿并没有题目，萧红和箫军请鲁迅为《生死场》作序，同时也要我写一篇序。我在看原稿时，看到书中有两句话分别提到“生”和“死”，就取来作为小说的题目，鲁迅和两萧都表示同意，当时我们祖国确实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为《生死场》写了一篇东西，但我觉得我的文章怎么能和鲁迅的并列为序呢，所以我的那一篇就作为书的后记了。
胡风这段回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透露了萧红前期代表作《生死场》的书名是他起的。虽然这篇访谈三十多年前就已公布，但研究界至今鲜有人提及此事。
萧红的《生死场》1934年9月9日完成于青岛。随后萧军给鲁迅去信，鲁迅10月9日回信表示“我可以看一看的”，即指这部书稿。两萧收到鲁迅回信后即寄出《生死场》书稿和两人合作的小说集《跋涉》。两萧11月2日到达上海，鲁迅11月3日给萧军回信中说：“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稿子”仍指《生死场》。然而，《生死场》的出版历经曲折，1935年12月才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以“容光书局”名义自费印行。
鲁迅1935年10月20日致萧军信中说：“《生死场》的名目很好。”这句话很关键，它旁证鲁迅收到这部中篇一年之后，不但出版没有着落，连书名也仍然空缺。有必要补充的是，鲁迅同年4月12日复萧军信中同意两萧与“张君”（即胡风）交往。那么，一定是在此期间，萧红把《生死场》书稿请“研究文学批评”（鲁迅语）的胡风看，胡风建议用“生死场”作为书名，两萧征求鲁迅意见，鲁迅才在10月20日复信中表示赞同。
庆幸胡风为这部中篇起了这么贴切的一个书名。《生死场》中的人物老赵三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胡风由此受到启发而起为书名，起得真好。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理应有一个醒目的书名。今后文学史家讨论《生死场》时，书名为胡风所起这一点再不能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