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女士作为作家的身份，主要由其短篇小说集《湖畔》所奠定。这本作品集收入《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马》四篇小说，巴金将其编入《文学丛刊》第七集，1941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该书，作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之一。2007年，中国妇女出版社推出《与二哥书：一个叫三三的女子》，被称为“历史上张兆和作品首次完整出版”，除收入上述四个短篇外，还收录张的日记、书信、散文，以及小说《玲玲》等。此后，有学者披露了张兆和的几篇外国文学译作和中学时期的作文《〈王昭君〉说明书》。
笔者最近查阅文献时，于1942年7月20日桂林《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八○期见到署名“叔文”的散文《思想·信仰·工作（赠育侨随军同学）》。为便于讨论，照录如下：
思想·信仰·工作
（赠育侨随军同学）
叔文
谈到人生时，后世思想家多称引哲人巴斯卡尔几句话，作为注释。“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脆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人生全部尊严即包含在思想中。我们得好好的思想，这即是道德的要义。”话虽极简单，却使我们明白人在宇宙间，原只占有那么一个小小位置，正如一个中国古人说的，“丈夫生于世，如轻尘栖弱草。”可是由于有思想，便将我们生命高举起来，人类文化与文明，种种辉煌业绩，即由此而来。高尚的理想，博大的人类爱，种种抽象情感，亦无不由此产生流转在人类发展史上透出一线光明。
可是，人是一个善恶兼具的生物，人类进步上即包含了罪恶增长，顽固的保守，自私的贪欲，不公正的情形到处可见。民族间的自大与偏见，更容易从强权下产生腐败制度和不良组织，可能将人类堕落残忍到如何可怕程度中。消除此一切，实有赖于人类正义感的抬头。正义感的建设，又有赖于信仰。因信仰坚固，才敢于怀疑。所以托尔斯泰说：“人要信仰，不能信仰的，他亦不敢彻底怀疑。”其实如仅仅单纯的有所信，有所疑，人类的前途还依然很渺茫的。我们需要的是从“□（按：原刊无法辨识之字，下同）”与“疑”的认识，得到一种勇气，一种做人所不可少的勇气，去面对事实，好好工作。服尔泰说：“我年纪愈大，愈需要工作。慢慢的成为最□的乐趣，代替我一切已经消失的幻□。服尔泰活到八十多岁，也工作到八十多岁，用他那支笔去和整个的欧洲□权与迷信作战，成为法国思想界一颗光明煜煜的巨星。末后即应了巴斯卡尔的话，这支“自然界的芦苇”，终于受自然限制，摧折了。托尔斯泰或巴斯卡尔本身，也同样死去了。然而几个人那点高尚精神，却至今还活在一切人类善良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向前向上的力量，是很显然的。我在中学读书时，与社会离得还远，所以容许有多少幻想，保留在生命中或生活中。如今到社会里去，代替这个幻想的，就得只有“工作”了。我们明白这个民族正在苦难中，要得救，必奋斗。“为人类而工作”，应当是我们学校每个离校同学都记住的一句话。
四月，昆明
桂林《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41年3月6日，1944年6月25日停刊，由著名女作家杨刚主编。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沈从文、夏衍、何其芳、李健吾、施蛰存、汪曾祺、胡风等名家都曾在此发表作品。经考证，可断定此文当出自张兆和的手笔。
首先，“叔文”是张兆和发表和出版作品时使用最多的一个笔名。《费家的二小》《湖畔》等作品发表时都是用这一笔名。当然，民国时期并非只有张兆和使用过“叔文”。如1936年《交大学生》上的《欢迎电机学院新同学》一文即署“叔文”，但显然另有其人。刊于《世界知识》的《“自下而上”》明确标署“浙江 叔文”，自然也不是张兆和。至于1937年刊于《通俗知识》署名“叔文”的《献给乡村教师的几点刍议》，是张兆和撰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仅从笔名来判定作者乃张兆和，似乎说服力不够。
其次，由标题可知，此文是作者为即将离开学校随军参战的同学而作。根据沈虎雏等人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沈从文一家住在昆明呈贡县龙街149号杨家大院。1940年10月，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育侨中学迁至龙翔寺继续办学，一批华侨男生住进杨家大院的前楼，成为沈家邻居。不久，育侨中学校长卢蔚民邀请张兆和担任该校英文教师。《与二哥书：一个叫三三的女子》一书所收《张兆和年表》记载：“1940夏—1942年春华侨中学（呈贡龙街子）任英文老师”，这里的“华侨中学”即“育侨中学”，因私立育侨中学1942年初并入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改称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呈贡分校。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收入《沈从文全集》）记载：1943年“年初，因远征军准备第二次入缅甸作战，许多华侨男生被动员入伍作译员，呈贡县龙街的育侨中学停办，张兆和暂时失业”。《思想·信仰·工作》末尾标明“四月，昆明”，即写于1942年4月的昆明，而彼时的张兆和正在育侨中学兼课。
此外，作为中国公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张兆和具有良好的英文修养，熟悉西方文化，且曾有多篇译作发表。上文中提到的巴斯卡尔（现译“帕斯卡尔”）、托尔斯泰、服尔泰（现译“伏尔泰”）等经典名家无疑都是张兆和所熟读的对象。何况早在1932年7月底，沈从文从青岛去苏州张家看望已毕业的张兆和时，带去的礼物就是“许多精装本的俄文英译小说”。
因此，综合笔名、生平行迹和作品内容来分析，可认定《思想·信仰·工作》作者就是张兆和。学界一般认为，张兆和在1940年代已停止写作，这一篇新发现的集外文虽篇幅不长，但极为珍贵，对于了解与认识女作家的生平与思想，无疑具有较高价值。
育侨中学1939年创办于昆明，学生主要来自于南洋地区的华侨子女，也有少量国内学生。盖因中国香港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于日军之手，南洋华侨纷纷遣送子女回国求学。
1940年代初曾就读该校并受教于张兆和的李洁云女士在晚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一世》，书中有如下介绍：“育侨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第一所侨校，学生最多时约500人。育侨中学的教师，除了一部分是泰国三所华校的老师外，大多是由来自西南联大的师生担任。因育侨中学和西南联大两校均为抗战时期迁至昆明办学，育侨的高中毕业生，很多又考入西南联大深造，所以两校既有共同命运，又有师生缘分，而西南联大的师生，不仅专业知识精到，又喜爱侨生、热心教学，谆谆善教，故人们将这两所学校称为‘兄弟校’”。沈从文也不时来育侨义务教课，指导学生作文。据1979年7月20日沈氏回复钟开莱的信中说，当时“在乡下曾在县里中学和育侨中学尽义务兼点作文课，不拿一文钱”。 李洁云即在书中回忆了沈从文为育侨中学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写作的报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向蒋介石提出请中国派兵保卫缅甸，蒋答应了英方请求。翌年2月，国民党第五军同中国十万远征军分批入缅作战。沈虎雏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回忆：“第五军即将出国远征，需要大批懂缅语、英语和东南亚各种方言的随军翻译。育侨中学这方面人才荟萃，义不容辞，动员了许多华侨学生加入远征军。”爱国的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共30余名学生奔赴缅印各地。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24日刊《昆明杂缀》，内云：“呈贡育侨中学，已奉教部令改为国立。该校参加政工同学将随军赴缅。”育侨中学特意举行大会，全校师生送别从军同学，沈从文一家到场参加。张兆和的文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在随军青年即将启程奔赴东南亚战场之际，张兆和勉励他们坚定自己的信仰，满怀勇气与正义感，铲除法西斯恶瘤，为民族救亡和整个人类而奋斗。
另据有关资料，育侨中学30余名随军同学中有10多人为国捐躯，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它的“兄弟校”——西南联大。今天当我们重读张兆和的这篇集外文时，当向这些反法西斯的斗士们献上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