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剧。
此时的路遥并没有去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路遥的题材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地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和倾慕，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延河》编辑部从事日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引发轰动效应，不仅得到评论界关注，而且成为人所共知的作家，一夜成名的作家大有人在。这时期，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发表在《上海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双双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在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说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一九八一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二十八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一九八○年第三期）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恰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他约稿，路遥答应下来。那时刻，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一段感情经历。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观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的题材糟蹋了。在准备了两年之后，路遥对这篇小说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考虑得备受折磨时，终于感觉可以进入实际表现了。一九八一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路遥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一九八一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和出版社同时发表、出版。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通过青年人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高加林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
路遥每次到北京，总爱在首都新建不久的立体交叉桥上徘徊，复杂的交叉道路，繁忙的车辆行人，不断地聚会，不断地分散；有规则中的无规则，无规则中的有规则，这一切组成了纷繁复杂的图景。路遥感觉这“立体交叉桥，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生活的面貌”。出身农民的路遥，对于农村他是熟悉的，进入城市后，他正在努力熟悉城市，而最熟悉的，就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他经常往返于这一地带，城乡之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与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可歌可泣、可爱可憎、可悲可喜的人和事都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人生》中的高中毕业生高加林从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再离开土地，这种人生的变化过程正是在“城乡交叉地带”发生的。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又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
站在“立交桥”上沉思的路遥，顾不上享受《人生》成功之后的鲜花和掌声，他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说要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不能误了农时去耕作。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路遥迅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文学活动不再见到他的身影。终于，路遥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在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二十岁时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要在四十岁之前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花城》发表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顺利出版发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评论界的反响对路遥打击很大。八十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进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遥却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评论界认为太老套了。其实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路遥不是没有想过，但最终，面对最朴素的人，他选择了最朴素的写法。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稳定下来的路遥，内心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和坚强，也在布满“匈奴式”络腮胡的脸上凸现。
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路遥反映的共同内容。这部长篇以全景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间中国西部农村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路遥以一个劳动者的立场，去体验农民“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去平视乡村，描述他的父辈和兄弟姐妹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人生》中高加林生活的那个世界，还是孙家兄弟拼搏的社会，都是充满苦难的。深重的民族苦难和历史苦难最终归结为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人们为生存而奔波，贫困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三农”问题、关于城乡二元对立、城乡差别问题，在一九八二年的中篇小说《人生》和一九八六年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就已经提出来了。历史证明，路遥的敏感是对的，对文学的敏感也是对的。而《平凡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部励志作品，路遥用自己的经历和笔触塑造了一批通过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青年农民形象。孙少安、孙少平身上延续着高加林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生追求，他们恰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体缩影。他们从来都没有被苦难所吓倒，没有被失败所打垮，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勇往直前。他们试图通过自身奋斗打破宿命、改变命运，这显然契合了所有农民的心理需求。孙少安、孙少平们追逐梦想的信念坚不可摧、乐观自信，这无疑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人们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是希望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虽然路遥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背景已经“翻篇”了，但是，三十多年来，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遥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鸣，给人理想和力量，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这也是读他的作品时产生的正能量。
站在人生与社会的“立交桥”上的路遥，用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这就是路遥的意义，也是文学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