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时光如飞，舅舅王元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2008年5月初，舅舅已经躺在瑞金医院病床上多日了，听说他情况不好，许多人都赶来看他。那天等到人们离去，直至傍晚，我才陪着九十多岁、步履艰难的母亲来到医院探望，只见舅舅十分疲惫，但姐弟相见情绪激动，母亲强忍住泪水，不愿多打扰他，叮咛了几句，流着眼泪就匆匆地移步离开病房，我赶忙前去搀扶，这时突然听见舅舅大叫了声：“乡乡！”我赶紧跑回舅舅床边，只见舅舅流着泪水，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哽咽着说：“照看好妈妈！”我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使劲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知道他们姐弟情深，这是舅舅对我的临终嘱托。5月9日深夜，接到瑞金医院病危通知，安顿好母亲，我和女儿立刻赶到医院，在病床旁送走了亲爱的舅舅。舅舅走得匆忙而不平静，他思念一年多前离去的舅妈，要紧追舅妈而去，他又有些不舍，还有许多问题要深思……
说到舅舅，我很遗憾，因为我对他了解很少，六十年代中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一晃离开上海近四十年。成长的道路上没能更多得到他的教诲，直到退休回到上海，这时舅舅也老了，他整天忙于学术研究，对于他高深的课题我全然不懂，更不敢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舅舅是一个既神秘又亲切的人。
一
抗战初期，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妈妈（王元美），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不愿当亡国奴，离乡背井流亡到大后方，她在成都由熊佛西介绍到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书，遇到了年轻有为的爸爸（杨村彬），他们志同道合，相爱了，但是受到当时唯一在身边的亲人大姐（王元霁）和姐夫（魏光辉）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爸爸没有留洋学历，身体瘦弱，没有钱，又不信奉基督教（外祖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热恋中的爸爸急得没有办法，他给外祖母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真诚地诉说自己确实很穷，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舅舅读了信，决定支持爸爸，并说服外祖母打破世俗观念，爸妈终于结合了，后来才会有了我。
说舅舅神秘是因为抗战胜利了他却行踪不定。1947年我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由于没有安身之处，我被安排挤住在外祖父、外祖母、三姨、小姨和舅舅居住的古柏公寓不大的房子里。那时不大见得到舅舅，他好像很忙，经常不在家，有时不知道什么时间突然回来了，什么时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我也不懂信奉基督教的外祖母为什么经常为他做祷告，请求上帝保佑他平安……长大些才知道舅舅是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仅十七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22日晚，上海发生黄包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国兵殴打致死事件，由于乘车的西班牙水手不付钱，黄包车夫臧大咬子就拽着他不让走，一个美国海军上来就把臧大咬子打死了。由于这个案子是由美国军事法庭审理，最后竟宣判美国海军无罪释放，令人发指;而且还有工作人员威胁证人，保护罪犯，舅舅气愤不已，要打抱不平，在报刊上撰文勇敢地揭露事实真相，竟然遭到国民党法庭传唤，家人颇为焦急，我爸爸为保护舅舅，不顾一切地多次陪他出庭。后来舅舅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为躲避政府抓捕，他逃往外地……在我眼里舅舅实在太神秘了。
二
舅舅充满激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家中独子（上有三个姐姐：元霁、元美、碧清，下有一个妹妹：元兆，他排行老四），幼年时生活在清华园，顽皮得无法无天，害得外祖母不得不雇佣一个男工，整天跟着他跑，防止他闯祸。长到十几岁，舅舅患眼疾，医生叮嘱安静卧床休息，功课一流的他不能上学，不能读书，求知欲极强的他就要求找个认字的护工，每天在床头给他读书，不做其他任何事情。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兵占领了北平，在鬼子的刺刀下，全家逃难，舅舅被匆忙抬上火车。在拥挤的火车上，遇见汉奸欺负中国人，横行霸道，为一个日本人占据多个座位，卧床一年多的舅舅竟然站起来，与那人理论，差点打起来。外祖母吓坏了，连忙把舅舅拉开，推说舅舅生病发烧，脑子糊涂了，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一路辗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逃到上海，船快靠岸时，看到远远岸上有条横幅“欢迎平津流亡同学！”舅舅看见横幅痛哭起来，姐妹们也都哭了，好像看见了祖国，看见了亲人一样，没有祖国的人多痛苦啊！流亡的学生有多苦，我们不能没有祖国啊。患眼疾是不能哭的，外祖母担心舅舅的眼睛会哭瞎，但也无法劝阻，她自己也早已哭成泪人。
舅舅热爱生活，关爱家人。他常说自己是荆州人，脾气坏，我只见过一次他发脾气，那是我六七岁住在古柏公寓时，舅舅还没有与舅妈（张可）结婚，一天舅舅突然大发雷霆，气愤不已，简直像要爆炸了，三姨拼命地劝阻他，使劲把他压到沙发上，要他平静下来，我吓坏了。我当时只知道，大概是有人说了舅妈的坏话，舅舅十分生气，他绝对不能容忍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要去说理，要去拼命——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舅舅对舅妈至深的爱，容不得任何人伤害舅妈，哪怕有一丝一毫。舅舅舅妈是志同道合恩爱夫妻的典范，他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六十年。解放前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在黑暗里并肩为理想奋斗；解放后携手共度困厄的境遇，埋头于书卷之中；八十年代舅妈突发脑溢血，昏迷七天七夜，舅舅日夜守护在病床边，舅妈康复后留下后遗症，行动不方便，说话不利索，思维也大不如前，即使这样，舅舅仍然对舅妈呵护有加，精心照料，出行必亲自搀扶，吃饭必挑选舅妈爱吃的好菜慢慢送到她口中。舅妈爱吃北方的饺子，我与老伴退休回沪后，常带些小礼物前去看望，舅舅就坦率地对我们说：“以后不要花钱买这些东西，你们饺子包得好，张可爱吃，以后就带些自己包的来吧。”舅舅就是这样坦诚直率的人。
三
后来我还理解到舅舅是个认死理的人，性格刚烈，正如他所撰写的《向着真实》一样，他反对虚假，追求真实真理。1955年当他因胡风问题被隔离时，审查人员跟他说，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放出来，他想不通，不肯承认，就被关押数年，还戴上帽子。巧的是当时我家住在香山路九号二楼，而舅舅就被关在马路对面的房子里，一天妈妈从窗口眺望，发现舅舅在对面花园里，原来他就关在这里，每天也有放风的时间，外祖母得知后也赶过来，住在我们家，整天守在那扇窗前，等待舅舅出现。那时爸妈因与舅舅关系密切，受到批判，而上初中二年级的我也受到牵连，差点加入不了共青团。
“文革”中舅舅又被隔离审查送到乡下，巧的是与爸爸关在同一个地方，一个大雪天，爸爸看到舅舅用冷水洗澡，发现他脑子又不正常了，一定是舅舅又想不通，钻进了死胡同。1976年10月的一天夜里，舅舅突然来到我们家，爸妈紧张地把他拉到小楼上，舅舅伸出四个手指，小声地说：“这几个抓起来了！”大家激动得饱含泪水，“四人帮”被粉碎了，改革的春天来到了。
四
舅舅喜欢思考，善于思考，他研究问题如痴如醉，但他不愿当官，也自认不是当官的料。他曾说：“楚人生性刚烈，我父亲脾气不好，我的脾气更不好，这样的性格不宜当官。”八十年代上海市领导多次说服舅舅，要他出来担任宣传部长，据说是经胡耀邦挑选，建议上海市委请为人正直的老党员出山。舅舅勉为其难，但是仅仅干了两年就辞职不干了，他终于回到心仪的学术领域，沉浸在精神世界的海洋里遨游，他无比欢畅，悠然自得。
虽然我父母是搞戏剧，而舅舅是从事思想理论研究的，但是他们还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爱好。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舅舅、满涛叔叔（舅妈的哥哥）、陈西禾和我父母经常聚在一起，每当看到一场精彩的演出（我记得有京剧、川剧、昆曲，秦腔等）他们激动万分，兴奋不已地议论，深入探讨它的成功之处；当意见有分歧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争论，面红耳赤，额头的青筋都爆出来了，嬉笑怒骂，无比欢畅，直至深夜，这是他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幼年的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吵架”，还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到了老年，共同观剧的机会少了，但是舅舅与亲友相聚时，还是时常会抑制不住，像票友一样唱几句京剧。记得在圣诞节（由于外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世时，每年圣诞节都邀请亲友一起欢聚，唱圣诞歌，送圣诞小礼物、表演小节目），经姐妹们的盛情邀请，舅舅就拉开喉咙，认真地唱京剧，一次他唱的是《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只听得……”大家听得认真，有的在帮助打板，有的无声地默唱，妈妈被勾起戏瘾，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此情此景，其乐融融。舅舅与四姐妹感情很深，总是创造家人团聚的机会，我至今保存的两张全家福照片，都是舅舅召集大家拍的。一张是解放不久在大西路舅舅家门口的合影，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外祖父外祖母都健在，好像是外祖父七十大寿之际，除了缺少小姨爹（还未结婚），是家庭成员最齐全的照片；另一张是2002年舅舅把姐妹和表兄妹都尽可能请到，也可说是最后一次家族大团聚，只有舅舅有这样的凝聚力。如今照片中的老辈，大多已经离去，舅舅和他所爱的亲人们都相聚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已白发苍苍，迈入老年，然而舅舅的音容笑貌永远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