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张元济
在1894年翰林院的散馆考试（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的选拔考试）中，有这样两个同龄人，一个考取第31名，留任翰林，另一个考取第36名，调到刑部。然而，他们的同事之谊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几年后，是1902年的冬天，当年调转刑部的年轻人，如今弃政从商，又在盛宣怀先生创办的南洋公学辗转三年之后，最终选择投身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新业务。他叫张元济。而当年那个留任翰林的同年好友，在数年后执教南洋，后又协助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提议编制教科书。他叫蔡元培。两位同道好友，殊途同归，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指挥起一首波澜壮阔的文化交响曲。
“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用来形容张元济与蔡元培的某个侧影，再合适不过了。只不过到了他们这里，民贵君轻，假若君改做民，自然也是贵的。
与“居庙堂之高”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相比，张元济无疑是“处江湖之远”的那个。
1902年8月15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这一年为阴历壬寅年，史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发的学校系统文件，标志着新学制的开端。
1902年冬，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当时蔡元培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公务缠身，不便就任。当时，“壬寅学制”方兴，蔡元培便依势提议编制教科书。三年后，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上折，要求废除科举，通过新学考试选拔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期。
其间，蔡元培在心系教育之余，为革命竭力奔走，建立光复会，后并入同盟会。而张元济则在商务大展拳脚，为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的新式学堂提供国文教科书。到了1906年，商务版教科书在清朝学部第一次选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目中，足占半数以上。后来，商务的教科书便从小学拓展到中学、大学领域，充分实现了张元济“辅助教育为己任”的江湖梦。
1912年，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张元济已在商务呆了近十年。不论是出版还是教育，是江湖还是庙堂，他们一心为民，则万民归心。
早年间，张元济退守江湖，大隐于市，努力践行“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教育理念。这意味着接受着旧式精英教育的张元济，充分认识到教育领域的“两极分化”，因而将目光转向了普及教育，期望能够普惠平民，开展基于教材出版、国史钩沉和经典译作的公众教育，达成教育强国的目标。
类似地，蔡元培在任职北京大学校长后，在精英教育上着力的同时，也逐渐明确了平民教育观，认为“平民”的意义在于“人人都是平等的”。1919年3月23日，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确立宗旨为：“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920年1月18日，北大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开学，为工人和贫民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张元济与蔡元培二人同在平民教育领域开拓探索，不论商务掌柜还是北大校长，都是垂范后世的杰出教育家。
“整理国故”与“兼容并包”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
“整理国故”这一表达是由胡适先生提出，意在推动本国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清脉络。胡适还说，整理国故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并非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殷殷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整理国故”与“兼容并包”并不矛盾，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也可以说是根本上的同一件事。
“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
这两句话，是张元济先生一生的精到写照。两对听起来矛盾的词语，高度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
商务人张元济首先是国学的传承者。
1913年6月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做宗教准备，发表“尊孔令”，次年举行“祀孔典礼”，迅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5年，《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同袁世凯封建“孔教”逆流展开斗争。
在此期间，张元济沉浸于《四部丛刊》，网罗散佚，钩沉国史。在当时看来显得“保守落伍”“格格不入”的商务印书馆，站在当代看来，却是在做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事情。同样的，胡适的“整理国故”也不免被少数激进派认为是复古逆流，着实是冤枉了。
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并非全然一个保守派。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冲击的张元济，带领商务印书馆度过了一个转型期，对介绍西方文化到中国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持编译了多种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严复先生翻译的《原富》、《天演论》，林纾等人翻译的《伊索寓言》及众多欧美文学作品，都是其中的镇馆之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带领下的商务印书馆，聚集了各方能人异士。不单有像他自已一样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旧学家，也有像杜亚泉先生这般“反其道而行之”的学者。
杜亚泉，会稽伧塘（今属浙江绍兴上虞）人。杜亚泉原本醉心西方文化，但随后接踵而来的世界战争令他猛然惊醒，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遗留的问题。这与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声音背道而驰。1918年4月，杜亚泉在商务创办的《东方杂志》发表《迷乱的现代人心》，对执迷于西方文化救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不难想象，张元济掌管的商务印书馆，因为杜亚泉这等人物的存在，曾受到陈独秀先生等新文化倡导者多么猛烈的抨击。五四运动前后，商务印书馆持续出版文言文书籍，一度遭受冷遇，以致向远在北京的蔡元培求助。此后，张元济厉行改革，对商务实行了“大换班”，投身到白话文运动中，吸纳借鉴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精神。可是，这一切并未影响他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著作的校勘出版，可以说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元济也是一位“兼容并包”的学界翘楚。
谈到学界翘楚，自然少不了蔡元培的名字。翁同龢讲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后人对他的评价，或是“学贯中西，术通文理”，或是“博通中西，领袖群伦”，无外乎一位学富五车的教育领导者。不惑之年，自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成为饱受儒家文化熏陶，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界翘楚，蔡元培获得了珍贵的跨文化学习经历和交际能力，决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学术氛围。
二十世纪初叶的北京大学一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1919年青年学潮爆发后，学术界受到波及。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继续做，但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自此以后，蔡元培充分发挥了“领袖群伦”的本领，将“兼容并包”的自由思想之种播撒到北京大学师生乃至广大社会群众的心中。
自1920年起，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改组，成立国学门，任沈兼士为主任，导师有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等，兼职教授有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以及一些外国学者。
此外，由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于1913年的欧美同学会，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期间，对中外学术交流起到了非凡的作用，从始至终奉行了海外游子的爱国主义精神，直至今天。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受邀在北大讲学。1920年至1921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在欧美同学会等地举办讲座，系统介绍了相对论及其他哲学问题。诸如此类的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在民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西方文化学习狂潮。
由上可以看出，“江湖派”张元济与“庙堂派”蔡元培在保持着几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之余，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各领风骚，二人无疑都极力践行了“整理国故”与“兼容并包”的具有跨文化眼界的爱国主义思想。
“非为现在，功在将来”
今天，是五四运动纪念日，是中国青年的节日；是个旧话题，也是跟随时代不断演进的新话题。
2018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二甲子”。二甲子以前，两个而立之年的中华学子，带着青年的锐气和壮年的韧劲，一步步成长为搅动风云的文化大家。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一百年以前，两个年过半百的文化大家，承前启后，锐意改革，终将无愧于天地、万民、己心。
二甲子也好，一百年也罢，时间已经给予我们阶段性的回应与答复。
每个人都是青年，曾经是，当下是，将来也是。
中国是青年的中国，曾经是，当下是，将来也是。
只有保持着青年的精神，勇于参与时代大潮，不惧艰难险阻，中华血脉才能真正得以传承——“非为现在，功在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