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1920—2008） 赵昀 澎湃资料图
元化先生做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1976以后，中国开始解冻，过程非常曲折。我赞成对于历史有不同的看法。我还是那句老话，阿Q说得很对：“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就是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动手就是使用暴力。
我一再提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记载，公元前221年，秦朝灭掉齐国，统一六国，那个时候围绕着要不要分封，秦始皇的家族，特别是他的子弟们，在朝廷上有一场很大的一个讨论，讨论相当激烈。大家去看下《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所选的《秦始皇本纪》里面记载那个大讨论。（《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华书局1961年10月初版。朱维铮先生参与第一至三版的编选和修订，其中第三版由朱维铮执笔。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日后多次印行。——整理者注）
当时有个李斯，是荀况的学生，他又是被认作韩非理论的实践者。李斯那时还是廷尉，他力排众议，讲了一条理由，说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过去有人说，这个原则墨子早就发明了。墨子不是有“尚同”么，说的就是要保持一致。
所以我说，中世纪的统治学说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如果说有不变的内容，那就是贯穿在里面的一条主线，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不管它是儒家还是法家，还是其他什么家的结合，统治术有一个传统，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学随术变”。这个现象，是不会变的，这是我八十年代就概括的。
我要讲元化先生，为什么要先说刚才这些。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与学术领域，还有其他各个与思想文化有关的领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自由是建立在人格独立上。因此，我很赞成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做学术的人最重要的两条。我以为，在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在5月9号以前还活着的中国学者中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而元化先生就是一位。
“还是这个王元化”
他比我大16岁，1920年生，去世的时候88岁。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我进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二胡”，中文系重点批胡风，有一位贾植芳教授受牵连，他前不久去世；另外还有与贾先生相熟的中文系党支书章培恒教授，那时他还是讲师。因此我们文科的学生，政治学习有一个内容，就是要学由周扬主持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这三批材料里点名的人物，很多都在上海，我从那些材料里面看到，有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彭柏山，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然后接着看，突然看到一个叫“王元化”的人。（“二胡”，指胡风和胡适。贾植芳，生于1916年，2008年4月24日去世。章培恒，生于1934年，2011年6月7日去世。周扬，生于1908年，卒于1989年，现代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彭柏山，生于1910年，卒于1968年，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之说恐记忆有误。——整理者注）
我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三批材料里起码有两批都提到有他给胡风的信。按语我记得很清楚：“还是这个王元化。”我就注意到他。
我进大学的时候，复旦只有四幢寝室楼，三幢男生，一幢女生，学生还不到两千。有一个不大的食堂，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学习时就谈起来，说起王元化这个人。他当时不仅是新文艺出版社社长，而且很早就是一个理论家。听说他有一本书，叫作《向着真实》。当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很小，在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我去架子上找到了那本《向着真实》，就偷偷地在晚自修的时候，去图书馆去抢座位，找一个角落，一晚把它给读完了。（《向着真实》是王元化先生的论文集，作者署名为方典，由新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952年，1955年遭禁。“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即“奕柱堂”，今复旦大学校史馆。——整理者注）
《向着真实》里面，有讲到鲁迅，还讲“别车杜”。“别车杜”就是当时俄国革命以前，影响最大的几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合起来就叫“别车杜”。
他书里讲的这几个人、鲁迅的作品，我很早在中学时候，就看得如痴如醉。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怎么办？》，中学里我也读了，那时这本书刚刚翻译出来，两册的，当然，读得似懂非懂。这是一本以小说形式写的政论，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认为这本东西需要读，因为他提出的当时俄国专制主义下的问题，有不少依然有意义。我对别林斯基那些文艺不感兴趣，但是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感兴趣。等我看了元化先生的《向着真实》之后，就觉更很有意思了。（《怎么办？》于1863年首次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整理者注）
“向着真实”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
《向着真实》这本书的原版后来找不到了，往后元化先生送给我一本，就是文革以后，他重新修订过的版本。
我给他说了，我说你有一个大毛病，你在新版里注了选文的写作日子，但是你没有注增删了哪几篇。他后来承认，这是个问题。我说，像我是搞历史的，如果我要来研究你的历史，就会用到你的《向着真实》，因为在反胡风以前，这书出过两版，第一版五二年，第二版是五三年，两次出版，篇目都有过调整，这个对研究者来讲起来，就很重要。我这个学历史的人，就希望从里边看到你的思想的轨迹。
他后来说，这确是个缺点。我说：你写前言多写几行字，就说一点，你抽掉了几篇，又新增了几篇，把这些篇目讲一讲，不就行了吗。多不了几行字，但是这对于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是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非常在意，你原先是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样。
我看了《向着真实》，觉得他受当时的俄国，特别是俄国革命以前的那些文艺理论的影响比较大。那一辈人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比如巴金，自己不仅仅佩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就是俄国人，另外还非常钦佩赫尔岑。所以看元化先生的书，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
那时候也不认识章培恒先生，章先生替胡风辩护，被开除了党籍，自己受牵连，变成了“胡风分子”，我大约有点理解。因为章先生比我大两岁，我相信他在读这些人的作品时，感受一定跟我在读元化先生《向着真实》时，是有点接近的。不过我没有问过他对胡风怎么看。
从那以后，我不敢说自己在图书馆里偷偷念了一本“胡风分子”的书。但是他的《向着真实》以及这个书名，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以为，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再后来，也不知道这些“胡风分子”的命运怎么样。
1963年开始，要搞反修，在上海成立一个班子，叫做“学术反修”，机构设在丁香花园，专门跟苏联学术界文化界论战，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历史组，还有一个文艺组。跟文艺组的人聊天，知道有些人读过一些古书，《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等，我问是谁教你们的？他们说，他们资料室里有一位“胡风分子”叫王元化。文艺组的年轻人来自上海作协，领导叫这些年轻人去听元化先生的课，中间有一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戴厚英。（戴厚英，生于1938年，卒于1996年，作家，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整理者注）
他们说到王元化，我忽然想起来，读过他的《向着真实》。我才知道他已经放出来了，而且在这个资料室里教人读书。他后来就变成《文心雕龙》的专家，出版了一本《文心雕龙讲疏》。
有人问我，王元化在什么学校教过书啊？好像没有？那他的书怎么叫做“讲疏”？我也不好说。之后很多年才渐渐知道，1966年以后的他，吃了极大的苦头，被批斗得很厉害。
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
文革结束以后，大概是1979年，当时我刚平反。那时候，教育部要恢复文革以前的大学教材，要修订《中国历史文选》，因为周予同先生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眼睛已经瞎了，人也坐不起来，但头脑还很清楚，所以指定我来修订。（周予同，生于1898年，1981年去世，经学史专家，自1945年起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整理者注）
有一天，我去周先生家，里面坐了两位五十来岁的陌生人，两位显然是一对夫妇。之后互通姓名，男的说我叫王元化，另一位是张可，他的爱人。他给我介绍道，他是周先生的老学生，解放以前就听周先生的课。我知道了，这位就是王元化。顺便说一句，他夫人很漂亮，风度极好。她的祖父、伯祖父都是袁世凯时代的高官。尤其她的伯祖，就是著名的张一麐，做过袁世凯北洋政府总统府的秘书长。这就是我初见大名鼎鼎的王元化。（张一麐，生于1867年，卒于1943年，字仲仁，号公绂、民佣，爱国人士。——整理者注）
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平反，所以具体日子不记得了，不是七九年冬，就是八零年初。早在1955年，我就闻得其名，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对他说，自己正在修订大学文科教材，还有计划为周先生编一部《经学史论著选集》。元化先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从此成为忘年交。后来他做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不久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间，又成为一个著名人物。（1979年，王元化先生受邀至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最初负责“文学卷”编务，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1993年10月撤销，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整理者注）
当时，周扬在一次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内容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篇报告就是元化先生参与起草的。他和王若水几个人策划，从执笔起草到后来定稿，元化先生都参与其中。（1983年3月7日，在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王若水，生于1926年，2002年去世，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整理者注）
这篇文章在理论界、文艺界引起震动，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一，人道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里边，会不会按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说的，经过一定的条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异化，会不会这个样子？如果真的彻底地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那么辩证法就是有一条：在某种条件下面，正确的东西会变成错误的东西。一种理论，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本人也曾这为了这句话挨过批，因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我写马克思的辩证法时，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按照一定条件来讲，一切东西都在转化。所以，我特别引了恩格斯的话：真理向前跨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而元化先生因为参与起草这篇文章，又受到冲击。一个“胡风分子”，虽然平反了，就接着又弄出一个什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果全国都批评，包括胡乔木都说，这个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周扬受到很大的压力。元化先生是起草者，当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当时如果可能的话，只要到市里面去，我就会尽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因为看他的人很少嘛，我们还可以上天入地地谈，谈的问题不外乎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问题，或者是我熟悉的历史。
“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那个时候，兴起一股潮流，要搞“民主集中制”。机关领导干部，要大家来推选，民众推选，然后由上级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缺，有几位候选人要竞争，当这个部长。于是搞民意测验，产生了一份六位候选人的名单，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六人的名单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数票。同时，当时上海文艺界没有十三届人大代表，所以把他选为上海文艺界的代表，出席十三大，后来就当了部长。大概时间是1983年。
元化先生本来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然而，他当上部长，立刻就是门庭若市。人家要问起来，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嘲：“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他任部长以后，我就不去了。有一次开会他就问我：“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我当然不好说自己要避嫌，我就跟他说，我这个人生平怕官儿，所以不敢来。他马上就说：“我算什么官啊？我做事而已。”
但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当部长，上海市委马上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当组长。而在上海历任市委宣传部长里边，不仅不是市委常委，而且连市委委员都不是的部长，就只有元化先生一个。他当了三年宣传部长就卸任了。（夏征农，生于1904年，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华东医院去世。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整理者注）
某种程度上，我要给他说句公平话：元化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化的人物，反而他绝对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听到他卸任以后，立刻就去看他。就像过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俩依然还能像过去一样海阔天空地讨论学术界、文艺界的话题。
有一次，元化先生忽然问我，你看我这三年做的怎么样？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非党员，你当时任部长，可是你让我来评论，倒表明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像一个官。然后我就决定实话实说：就我看起来，你做了三年部长，但是一件事都没有做成。他说，你这话怎么说？我说你看，你一上台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写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结果就被当作“清污”的对象。你虽然是个宣传部长，但刚上台就碰到“清污”，你自己差点成为反面教材。做这个部长的时候还有一阵子去养病。
我说他一件事都没做成，结果他听了不响，很难过的样子。我赶快补充一句，我说有一件事你没做，就是“整知识分子”，这个就是一种功德。
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就是与人为善
那以后，他还是非常关注思想界，关注学术界，关注文艺界，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成就，但是他一直被看作异端。
元化先生退下来后，依然对学界文艺界很热心。他牵头组织了一个“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他担任会长，我是常务理事，组织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还有很重要一点，欧美的一些学者谁过上海，我们就请他到上海图书馆，或者是座谈，或者做一次演讲，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
后来即便不做部长，我到他那里去，要想安安静静地谈一些话都很困难，因为还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
我跟他长谈最多的机会，是我们共同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去参加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学术研讨会，住在康有为曾经住过的旅馆里面。当时有几位相熟的学者一道去，跟我最熟悉的是两位，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孙长江，还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孙长江，生于1933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参与起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于《光明日报》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整理者注）
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一散步就拽着我，我可以和他在海边，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就在这些地方，我们真是海阔天空地谈，包括他的经历、我的经历，谈得很多，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
关于元化先生，我已经写了篇文章，你们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明天就可以看见，在《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有一篇我的纪念文章。因为那天我本来从江西回来，托人带话去给元化先生。我听说他的身体不好，托人带话说我这两天太忙，要到江西去，从江西回来马上去看他。结果我回来那天刚进门，一看报纸，一个讣告，5月10号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当天回来以后，本来想写东西的，欠了不少的稿子，结果东西也写不成。所以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我的纪念文章”，即《元化先生二三事》，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整理者注）
今天，一位在我看起来非常真诚的，有自己坚定信仰，毕生追求真理，用他对自己的话来说是“向着真实”的朋友故去了。
作为一个老革命，他参加革命那一年，正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十七岁就参加民主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有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家庭养成的做人原则，诚实、宽容、宽厚、宽大，这些原则其实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别人只看到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肯低头，所以认为他的性格很刚烈，其实不全是，他有两面。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呢，就是与人为善。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体会。
这样一位先生去世了，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人，十三亿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起码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像我这样。当然，我的水准没有元化先生高，某些地方，我的见解未必如他。当然，他也有些看法，我不太赞成。比如说，他晚年讲杜亚泉，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讨论这个东西，因为他非常钦佩杜亚泉。他知道，我老早就写过文章批评杜亚泉。因为我编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卷，在编辑的过程里就提过。（杜亚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字秋帆，号亚泉，近代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整理者注）
顺便说一句，昨天上华东医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因为曾经我跟他合作过。
本来，跟他共事的时候我最怕去看他，因为刚一坐下，他就开始说话，气也不喘，一口水也不喝，至少讲两小时。这位老先生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到九十岁还在洗冷水澡，顽强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我说他在哪？他家人说楼上，我就跑到楼上去。我叫蔡先生，再一看，他光着身子坐在浴缸里，前面放一块板在那看书。我想这个度夏的办法也不错。（“第一宿舍”，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又名“庐山村”，位于国年路102弄。）
昨天，看了蔡先生，他本来是最爱说话的人，你只要愿意听，他可以从早上给你讲到晚上。本来，我去了，他应当可以和我不停地说话，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得我很难过。蔡先生现在104岁，好像打破了复旦校领导所有的长寿记录。（蔡尚思先生，生于190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8年5月20日去世。——整理者注）
最近一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因为之前贾植芳先生刚过世，他是中文系，我和他不是很亲密，但是很熟。我特别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锐。你们有时间看看贾先生的《狱里狱外》一书。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岁的蔡尚思老人。
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好吧，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谈元化先生。我想，元化先生就意味着一部中国的现代思想史，一个人从1936年，才17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结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因为向着真实，一直坚持这样。他的去世，现在应当是很荣光的。他在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不敢谬托知己。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他，我说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一位是我第一位导师陈守实先生，是他逼着我学习理论；第二位导师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把我拽着去做《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结果使得我能够在几年中间熟悉了中国乾嘉学派以来音韵、训诂、考证、辨伪的基本功，怎么样为古书做注释，怎么样写提要等等。所以遇到这两位老师，我很幸运。（陈守实，生于1893年，卒于1974年，历史学家，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整理者注）
另外，还能够称作难得的老师的，就是元化先生。他很平等待人，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自称是他“知己”的人，多的是。
我特别希望你们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书，倒不是《清园沉思录》之类的作品。我特别请你们去看一看他的《九十年代日记》。他写这部日记的时候，就是准备发表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记下来。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犯忌的谈话什么的，他就没有记下来。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直到上世纪末，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我们学术文化界那时候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