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查了一下时间，是2008年3月的最后一天，即31日。这是彭燕郊先生逝世的日子。他是凌晨近四点驾鹤西去的（真希望这是彭先生去世后真实的遭遇）。我接到消息，肯定要晚上一些时间。当时我在伦敦，忽然接到了湖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刘涵之博士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彭先生走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呢？也不知道怎么结束的通话。在异国他乡，我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突然而至的消息。在长时间的无语中，我想的都还是七八个月前最后见到彭先生的场景。那时的他，说不上健步如飞，但确实行走自如，谈笑风生，并思维敏捷。
我们听到的死亡消息太多了，多得有时让我们近乎冷漠。但有些人的死亡，对个人来说，还是有特别不同的含义。后来想起来，我当时郁结于心的，是觉得就像一个奇迹一样，我们真的曾经认识这么一个真正的大师，但实际上却对他所知甚少，更说不上如何珍惜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上罕见的存在。这块土地，可能因一个人的死亡，变得寥落起来。一个人的心也一样。
我之认识彭先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最初与他本人的诗人身份并无关系。1999年末，或是2000年初，我决定以梁宗岱的诗学作为我要撰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在民国年间颇负盛名的梁宗岱还不怎么为人所知。现在则大为不同，已经出版了较为完备的梁宗岱文集，数种有关梁宗岱的研究专著及传记。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从当时由上海复旦大学李振声教授编辑，并于1998年出版的《梁宗岱批评文集》的后记中知道（这部书的序言即为彭燕郊先生所作），居住在长沙的彭燕郊先生藏有与梁宗岱有关的资料，甚至包括手迹。我便通过一个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同学找到了李振声教授的电话，向他索要彭先生的联系方式。在电话里，李振声教授为有人研究梁宗岱先生而高兴，为我提供了彭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时说，老先生好打交道又不好打交道，要我格外尊重老人。我说那是自然。我忐忑不安地给彭先生打通了电话，自我介绍，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但没几句话，我便觉得先生惊人地好说话，好相处。一听说我要研究梁宗岱，他便非常高兴。后来我才明白，似乎就凭借这一点，他便有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志趣相投的人的感觉。
此后，我们便有了通信和电话上的联系。那时候，我已经将写信这一习惯抛弃了许久，而为了与老先生联系，便又写起信来。有意思的是，后来我才发现，在提供资料的时候，彭先生一开始是有所保留的。在一次电话中，他直言不讳地将之称为老人的“多疑”。说是渐渐地了解我是一个真正准备研究梁宗岱的人之后，才毫无保留地将他觉得有用的材料都提供给了我。彭先生逐步把他手头的资料寄给了我，最多的一次，有八件之多，在信中，对每件的情况作了说明，并让我除其中的两件外，余皆在用后寄还给他。彭先生为我提供的这些资料，包括梁宗岱本人撰写的两页年谱手迹，油印的《梁宗岱诗选》，油印的文章《我学制药的经过》等，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梁宗岱先生散佚在民国期刊上的一些文章，便在复印时多印一份，也给他寄去。2003年，在梁宗岱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彭先生特意组织了一组纪念文章，发表在《芙蓉》杂志上。除了我和龚旭东的文章外，还有他自己的一篇文章，即是谈我复印给他的梁宗岱的几篇佚文的。
2002年4月，我工作的单位刚好和湖南师范大学合作办一个会议，我便借机专门跑到长沙，到他处于湖南博物馆内的家里去拜访。电话里，他说话爽朗有力，声音洪亮。见面谈话时，他说话的声音似乎要低许多，尽管随和可亲，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还有种审慎的热情和高兴的感觉。他夫人张老师端上了茶。彭先生拿出了装在牛皮纸袋里的一些资料让我翻阅。后来，还陪我到附近街上的一个复印店复印了部分我觉得有用的材料。在交谈中，我这才知道，在梁宗岱1983年逝世之后，他与梁先生1940年代之后的伴侣甘少苏有接触，而且纯粹是出于对梁的学问的敬仰，找人让甘少苏口述，经过记录整理，几经周折，出版了《宗岱和我》这部书。这部书尽管有些资料有不实甚至缪误之处，但作为出版最早的梁宗岱传记，也自有其历史价值。出于信任，甘少苏女士在自己去世前，将一些资料转交彭先生保存。拜访即将结束时，在我的要求下，彭先生和我在他家门前拍了个合影。拍摄者即是彭先生的夫人张兰欣女士。后来，我将合影照给彭先生寄去了。2007年，我收到彭先生新出版的文集时，意外地发现，他将这张合影收到了其中一卷前面的彩页里。
2003年的时候，我还曾把自己印刷的一本诗集寄给他，他在来信中多有鼓励，说是佳作不少云云。2004年，有关梁宗岱诗学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我也第一时间给彭先生寄去。彭先生在收到后，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多有鼓励和表扬。
我是一个散淡的人，我和彭先生的关系，便似乎处于这样平淡的有些联系，但又几乎忘却的状态。
二
转机发生在2007年上半年，还与彭先生湘潭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孟泽教授有关。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到英国访学。尽管早在一二月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彭先生惠赠的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但还没来得及细看。四五月份左右，孟泽张罗着在湘潭大学为彭先生开一个“《彭燕郊诗文集》出版座谈暨创作研讨会”。我接到了会议通知。孟泽还专门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参加。记得孟泽还在电话中特意提到，老先生希望我能参加。这我也知道，因为彭先生在给信中提到过这次会议，问我几月出国，并希望我有时间也可以参加这次会。说实话，那时我还没有认真阅读过彭先生新出版的文集。我并不是苟且的人，并不会因熟悉某个人而违心地夸赞其作品。而礼节性地到会，说几句无关痛痒的祝贺之类的话，既有违自己的原则，时间上似乎又不允许。在电话里，我并没有给孟泽以肯定的回复。之前，我对彭先生的诗的认识，还只停留在选本上的一些诗，并没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认识。
某一天，我决定坐下来看看彭先生新出版的文集。看诗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喜欢在目录上用铅笔标示我觉得好的诗。说实话，凡有一诗集有十首以上的标示，在我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好书了。但读彭先生的诗，却让我深感震惊。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彭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完全变了。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诗人。我决定参加会议，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幻视的能力：彭燕郊的早期诗作》（这篇文章后来被也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思敬先生发表在《诗探索》上）。在会议上，我郑重地说，彭先生写作所达到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这个俗世可以给予的任何荣誉，我们一直没有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为彭先生所设定的当代诗坛中很高的位置，我想不会是我个人的杜撰，这是我的自信。
这次在湘潭大学的会议过后，我们一行人在离开长沙前，又去彭先生家拜访了他。我的印象里，在到长沙往湘潭大学前，我也去他家坐了会儿。两次经历，在记忆里混淆在了一起。在他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想想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看的书，有那么多好听的音乐，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欣赏，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当时在座的人很多，除我和孟泽外，还有复旦大学的李振声教授，首都师大的吴思敬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的教师易彬博士，湖南大学的教师刘涵之博士等。彭先生很健谈，神情也很高兴。在谈到聂绀弩、舒芜、七月派、胡风时，实际上，他都有很多惊人的见解。为此，我们当时都还劝他写自传，说这是很重要的史料。他则说，自传肯定会写的，但目前萦绕于心的，还有三首长诗要先完成。其中一首似乎与白虎有关，灵感源自一个梦。好多年里，我都有个习惯，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以便随时记录所见所想。回到北京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不见了。我使劲地回忆，它可能会丢在什么地方。我也想过，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彭先生。不料，彭先生却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我把笔记本忘他那儿了，他回头给我寄过来。
在电话中，我们谈了一会。又说起了长沙见面时一些没有说完的话题。比如，他言语之间对“九叶诗派”有些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意见。我突发灵感，提议说，有机会的话，很想跟他做一个对话式的访谈，关于他的写作，关于他对诗的见解等等。他一口应承，也兴奋地谈到了一些话题。他还说到杜拉斯一本名为《话多的女人》的书。放下电话后，我又想到了一些细节问题，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些谈话可能的题目。我想，马上着手，肯定是太匆忙了，我已经基本定下来八九月份去英国访学一年。况且，真要作这样的对话，我得提前看大量的资料。想来，这事只能等一年后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再进行。那时，我会在系统阅读的基础上拟定一些题目，事先也让彭先生有所了解，然后再一起以对话的方式讨论他的经历、他的写作和诗学。例如，在一首我很喜欢的诗中，有一行说到“两边各十一级的两条石阶”，我就一直想问一下，这是出于准确的观察呢，还是随意的杜撰。反正，这营造了一种很真实的语言上的幻觉。比如，他觉得“九叶诗派”实际上并不够现代，这与我本人的看法并不相同。我很想给他看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我也给孟泽打电话说到这件事，并邀请他也参加部分题目的对话。
自这次长沙之行之后，我与彭先生似乎在感情上忽然变得更为“亲近”了。不久，我便收到了彭先生寄回的笔记本，同时还附有一信，信中摧我将会议的发言稿改好发给孟泽，以编会议论文集用。同时，也提到了对话的事，并希望能在我出国前实行。想来，我肯定又去信或电话跟他作了解释，最后，在去英国前，我与彭先生约好一年以后的秋天再见，说到时候，我会在长沙呆一段时间，同时会安排录音录像。我们甚至说到，每次谈话两个小时左右，至少进行七八次。我们谈到了许多细节。在信中，他还提到准备编一本选集的事。他请我将他诗集中觉得好的诗选择出来，并且告诉他。他谈到，他出版的文集定价比较贵，对普通读者来说，买四卷本也不太现实。他考虑以后出个精选集。翻找旧信，看到了一封彭先生写于2007年7月6日的信，这是我出国前收到的，也是最后一封信，当中有语：“不知你几时动身，出国前能不能挤点时间把论文完成，我们都在盼望着。特别希望你在国外也能抽暇给我写信，多么希望你回国后能有时间我们作一次长谈。”现在重读，真是悲从中来。
论文我自然完成，并发表了。我倒是忘了，自己到英国后给是否给先生写过信。大概是没有。但记得肯定至少打过两个电话，一个是到英国的时候，另一个是过春节的时候，在正月初一或初二打的。后来，便很突然地就接到了彭先生去世的消息。实在没有想到，前一年在长沙的分别，竟然便是诀别。而春节期间的一次通话，居然便是最后一次通话了。
三
很多时候，即使喝茶静坐无所事事，我也不愿意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我之所以愿意与彭先生做这么一个工程浩大的对话，肯定是基于对彭先生写作成就的某种认识。
彭先生漫长的写作生涯，从1938年算起，长达70年。若以他本人在编自己的诗文集时设定的1949和1979年两个时间点为界，则大概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在我看来，彭先生是自汉语有新诗以来以诗人为“志业”，延续性写作的典范。自有新诗以来，确实出现了太多的诗人，但若说始终以“诗人”自命，以诗为自己自觉的生命追求，而不是将它当作某种可有可无，时有时无的装饰，则实际上并不多。彭先生便是这罕有的人中的一个。彭先生的诗之不合时宜，似乎便体现在他艺术的先锋性上。
就我对彭燕郊早期诗歌的阅读而言，他的诗（像《卖灯芯草的人》《路亭》《窗》《旅途上的插话》）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与文学史所强加给“七月派”的那种单一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这一总体风格不同的特点。他早期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被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彭燕郊具有一种惊人的把现实变成想象的诗的能力，与那种夸张的强制性的语言暴力完全不同，这是节制的更为有力的声音，在此，诗确证了自己在人类文明中独特的作用和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一种呼吁，同时是娱乐人的带有甜美声调的音乐。
在中国现代，“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成了似乎不能通约的二元对立，这代表了源远流长的面对艺术的基本问题时的一种两难：艺术家究竟应该让传神之笔描写外在的现实人生，还是内在的那个与“纯艺术”相关的精神世界？于是，这个问题在大多时候转变成了艺术与政治的老套话题。艺术家（诗人）或者被认为是时代的“传声筒”，或者被认为是那种信仰纯艺术的居住于“象牙塔”中的人。其实，这种理论上的二元对立，都有对艺术家进行漫画式表述的嫌疑，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其实并未显示出它们的势不两立，恰恰相反，杰出的艺术在两者中达到了惊人的平衡。在这种时候，艺术家（诗人）依靠自己的特有的秉赋（我称之为“幻视”），用诗歌应该有的独立的、个人化的声音，用甜美的悦耳之音“宣讲”了与他的时代有关的声音。在这种时候，诗人宣讲这种声音是出于纯粹的自愿，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强迫，因此，这样的诗不是用强制的口吻在宣讲某种既成之理，而是用音乐、用节奏，用形象向我们启示关于人性的某种知识。彭先生正是这样早惠的诗人，早在1940年代，他一些最好的诗，便并不是迫不及待地强迫性地赋予事物以某种超越它自身的意义，而是使意义自己显现出来，或者至少是在精细地描绘事物自身以后才让意义浮现出来。这样，意义的展示，显得更令读者信服。这种认真观察和仔细描绘的做法，体现了诗人对待他所看到的事物的自我克制的态度，语言在这儿没有被滥用。亦即是说，幻视的能力在这儿没有化身为神启般的“抒情”的语调，而是变身为一种通过观察和描绘而生长出来的从语言形象中挖掘深意的能力。在这里，阅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诗人的“神启”理念，而是与诗人合谋，通过语言的形象获得理解。
到1980年代，彭先生已经是六旬的老人了。但彭先生自己的写作，似乎真正又迎来了另一个蓬勃的春天。这自然与他1940年代高水平的写作实践有关。像他写于1980年代早期的《钢琴演奏》（1978，1981修改）、《陈爱莲》（1980-1981）、《东山魁夷》（1981）、《小泽征尔》（1983）、《听杨靖弹<霸王卸甲>》（1985）等作品，都是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佳作。在这个时期，我觉得作为诗人，彭先生有两个方面是具有先锋意义的，且都对汉语诗歌的写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他主张的“以思考代替抒情”的“拒绝浪漫主义”的诗学。二是他在散文诗写作上所作的探讨，代表了新诗写作一种新的可能。这两点又是紧密相联的，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他的诗学在写作上的实践。
作为一个长期被忽视，至今其写作成就没有得到应有和公正评价的诗人，彭先生的散文诗写作也遭受到了相类似的命运，还只为少数人所看重。事实上，依我个人的判断，彭先生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这一文类的写作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的彭先生的散文诗写作，恰恰体现出了其写作的丰富性与实验性，或者说是先锋性。在《漂瓶》《无色透明的下午》《混沌初开》等作品中展现的新的艺术形态，“以思考代替抒情”，并让思想有了诗性的音乐化了的形式，即思想和音乐相交响的艺术形式，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散文诗文体的一种创新形式。似乎，对彭先生来说，散文诗更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现代诗的样子，其原因大概是表现“思想”丰富的可能性，以及呈现像诗一样又与诗有所不同，甚至是更多变的某种音乐的旋律性的可能。
彭先生在谈到他晚期的作品《混沌初开》时说：“这首长诗，是我这几年思考的结果。我以为，现代诗应该是思考的诗而不是抒情的，或不单单是抒情的，甚至可以说是以思考代替抒情的。”在我看来，这种清晰的对自己的散文诗写作所作出的定位，于彭本人来说，是在几十年的探索中逐渐作出的一种领悟。写“思考的诗”，或者说，“以思考来代替抒情”，正是他1980年后的散文诗写作的总体特色。这当中有像《混沌初开》这样的长篇巨制，更多的是像《漂瓶》《烟声》《风信子》这样的中短篇作品。这类作品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艺术特色，在我看来，是那种思想和音乐相交响的特点，它是思考的诗，但其整个艺术形式（形式上的重要特征）却是充分“音乐化了的”。
彭先生的散文诗写作，在我看来，在探索现代诗的各种可能性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在他的散文诗写作中，其实存在着隐秘的对现代诗内在的质和其艺术形式的大胆探索。孟泽在谈到彭的散文诗时，曾经这样说：“事实上，从世界的背景看，汉语新诗的开端，就必须面对一个‘散文化’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的世界，因此，鲁迅的《野草》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最合符现代诗的本质，它所指示的也是现代汉诗最根本的方向。彭燕郊对于《野草》的认同，从心灵出发，同时契合其‘散文诗’‘造型’。”照我的理解，这其实是说，在彭的散文诗写作中，揭示的正是“散文化”的世界里“现代汉诗最根本的方向”。这种方向，要细究起来，它既包括彭在散文诗写作中在母题上所作的“以思考代替抒情”的这一涉及到现代诗的根本方向的转变，也包括他在艺术形式上所实行的将语言“音乐化”的尝试。
在我心目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先生作为罕见的诗人的地位会越来越变得清晰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写作，促进了新诗中某种可称为“后浪漫主义”的源流的展开。在他的诗学中，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显得比浪漫主义要更多和更为重要。这当然与后浪漫主义诗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有关，即：现在，诗不是只表现人类意识中特异的特别个人化的情感，而是表现人类意识全部。很大程度上，这种对诗的自我意识，将诗提到了哲学的地位，使诗本身有可能成为哲学语言之一种。现在，诗人与德里达、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家成了同路人，同一类人，他们都用语言写作，都思考人类所面对的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他们间的差异，只在于使用的文体有所不同。
四
从英国回来以后，又过了些时间，我去了一趟长沙。重访彭先生家的时候，看着因他而去显得格外空旷的房子，看到他往昔常坐的书桌前空空荡荡，内心的悲哀无法形容。在彭先生的墓地前献上了一束花，几人肃立良久，无言。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新读到了彭先生1996年为《梁宗岱批评文集》一书所写的序中的一段话。想来这段话当年我并没有太多感觉，而今天却读出了别样的味道。彭先生说：“梁先生忧虑的浅学乃至不学的颓风，依然触目惊心，我们必须警惕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前辈们特立独行的做人与为学品格。例如，为表忠，邀功，请赏，攀附或趋时，媚俗而发的诛心之论，而写的庸劣之作，欺世盗名不择手段的行径，仍然远未绝迹。曲学阿世，玩词语游戏、理论游戏的，也还大有人在。士风关乎国运，今年正值梁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缅怀先正，我们不能不有许多的感触。”念及先生自湘潭大学退休后，二十余年不无寂寞地居于长沙，以诗为业，对世事对文坛冷眼旁观，这段话读着便隐隐有了某种“愤慨”的感觉。缅怀先正，确实也当时时以此为镜。
2015年10月，我与孟泽一同在福建旅行，从福州到厦门，在几个学校对彭先生的福建同乡“宣讲”彭先生的诗和诗学。那几乎就是我们的“怀念彭燕郊先生之旅”。期间，我还因有所感而写了一首名为《致一个逝者》的诗，后来作了修改。兹录于此，缅怀彭先生。本文的标题“不合时宜的歌者”即来自于这首诗。
致一个逝者
给彭燕郊
就像清寂的湖上
仍会开一些孤傲的睡莲
（我想它肯定是白的，
在绿色或藏青色的水上，
自怜，但不过份自怨自艾），
你仍是隐没于忘川上
不合时宜的歌者，
面对令人欣悦的黑暗
沉默无语
或是频频点头。
我甚或希望你是
摆渡的人。
不会对开口问路的人
不发一言。
一切都不会有改变。
声嘶力竭的表演
或加速度的死亡之旅
仍在继续。
就在你的墓地之外。
无法抵挡那种
并不是无端的怀疑，
你必定也是罪恶的一部分。
即使你的天真
或同样的世故也是。
诗本來就沒有改变什么。
你必得成为
白光中隐忍的矿脉。
在黑暗的山谷中
在深深的山下
等待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人
以令人发笑的方式
来将你白银一样的灵魂
挖掘。
不必增多些许的快乐
或是仇恨。
不必宽恕些什么。
你会说，
毕竟活着就是快乐。
记住，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好看的书和电影，
这么多好听的音乐，
是多么美好的事。
要勇敢地活着，
要适度，要节制，
拒绝浪漫主义，
不过份悲伤或欢乐，
不过份憎恨或热爱。
语言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