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有说说从药汀先生的冲动，一来是遵从习俗向老师致敬，二来也有特别的经验需要钩沉和分享。但我一直克制着，从未付诸行动。
今天，写老师，谢师恩，记述或怀念，已经成了很寻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除了列举老师的经历、成绩以及表达致敬之意以外，那里面有一种生命或理解生命的难度。一个念头，一种情怀，以及那些用语言表达总是嫌轻飘飘的重要事物，它们的出现是一个很致命的时刻。在有些情况下，或许这个“致命的时刻”始终都不会到来，就随着生命的流逝归灭于历史的尘埃中。我们知道这种情形是经常存在的，对于我们亲爱的、艰辛的、伟大或者渺小的人生，以及无数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与事而言，他们或者如影随形欲说还休，或者一闪而过难寻踪迹。然而，存在过，发生了，就跟先前不再一样。那些伟大的友谊与内心的波澜，从来不会用山呼海啸的夸耀显于众生，但我们同样知道，他们从来未曾远离我们，更永远不会消逝。如涓涓溪流，如无数蒙太奇闪回，当麻木不仁即将攻陷你的人生时，他们会突然出现，击打你，滋润你，激励你，让你不敢稍加懈怠或者放纵。
我一直想不好如何描述从药汀先生，最后，只能用最俗套的词去形容，他是一个不老的传奇。对于我，应该不仅是对于我，对于很多了解他的人来说，从药汀先生都是一个传奇。作为他的学生，与他相交、相知近40年了，目睹着他从一个传奇向着下一个传奇进发，永不停歇。直到今天，这个传奇已经忽略了他曾经追寻过的绚烂的色彩，正在将他火热的激情凝练于收获的沉思与书写中。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鞭策。
大约是在1980年，时在张家口宣化的河北师院中文系，迎接了从省会石家庄调过来的从药汀。作为大二学生的我们，立刻感受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说他是一位诗人，与众多一流作家都是朋友，而那些作家很多都是文学史上与课堂上被讲述着的人，这让我们有些兴奋也有些激动，而他自己，也很快以自己的诗人气质赢得了主要是来自中文系学生的友谊。当时河北师院中文系有一批学养深厚资历不凡的先生，如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公兰谷先生、治明清文学和目录学的朱泽吉先生、治《诗经》的夏传才先生、由中古文学转入现代文学的萧望卿先生——他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1940年代出版专著《陶渊明研究》是闻一多先生做序，以及在当时还是中青年优秀学者的王惠云、苏庆昌老师……这样一批先生，既是河北师院中文系的骄傲，也是学生的幸运。他们大都是谦逊平易而清澈的人，但要理解和体会这一点，对于当年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难度的。在他们面前，我们的畏惧与虔敬始终大于对他们的亲近感。
而药汀先生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生们的“畏惧”与界限。他到河北师院，担任了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由于当时系里没有系主任，他的工作范围与强度可能更大一些。听说他到河北师院前还做过更高级别的行政工作，似乎担任过河北化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因此，是有些神秘感的。但是他的才情与坦率，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我们对他干练的行政能力的印象——除了在公众场合发布工作、传达文件之外，我们更多记住的是一个热情如火、才思敏捷、激越放达的诗人。
由于1958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药汀先生曾经在河北师院的前身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任教过，所以他这次回到河北师院算是“回娘家”。这个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也忘记了是什么缘由，总之，药汀先生身边很快就聚集起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从77级到80级都有涵盖（1981年中文系始在石家庄招收81级学生），系别似乎也不限于中文，历史系与政教系都有。这种集合并不固定，没有人员和时间上的约束，一个二个、三五成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话题则是海阔天空，上迄国家命运学业前程，下到家长里短恋爱风波，颇无禁忌。我曾经想过，也许因为他是单身来宣化，所以他的宿舍才成了学生的聚会场所？但仔细想来，并不尽然。其时，师院中文系有相当多的老师的配偶亲属都没有跟来宣化，不少老师都在过“单身”生活，而敢于跑去“打扰”学生始终是极少数。可见“单身”并不是重要条件，一定还有其他的决定性因素。我不敢说这是当年全国高校中绝无仅有的事情，但可以肯定是宣化时代河北师院的一大绝无仅有的风景。我也不敢说当时所有的学生都喜欢药汀先生，但可以肯定的是，凡与他有这种近距离交游的学生，都被他吸引了。
这种聚会到我们1982年毕业，持续了两年。其间，有去了一两次就不再去的，也有像我这样一直享受这种聚会的学生。我跟中文系几个同届学生，是他单身宿舍的常客，而比较经常和深入的话题，是文学创作与理论创新方面的讨论。当年我们具体都说了什么，早就忘光了，只记得他非常信赖与欣赏我们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说八道”，大家个个慷慨激昂、豪气干云，仿佛天下唯我独尊舍我其谁，不知东方之既白。
能够让这种聚会持续而健康地存在，药汀先生的品质与个人魅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来不会扮演人生导师这个角色，就是说，他从来不是唐僧，而是一个精神行者。他的品质和人格，让这种聚会交游保持了平等与亲切的氛围，在与所有“到访”学生的交流过程中，他始终都是一个平等的讨论者，很多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倾听者。有时我们也能感到，跟系里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相比，他在学术学养的某些方面是经验不足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个朋友，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对待的人，这些，难道还不够吗？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表达过，他“回娘家”后与我们这帮学生的接触交游，是他人生中特别重要和宝贵的经历。但那时，我们对这种表述都不会太认真。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是药汀先生对我们的宽容与鞭策。
对自己的学生，我自感不是个严厉苛刻的老师，我总是尽力呵护他们，不给他们出难题。但近几年来，我也问过自己，在我50多岁的时候，我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的？我跟学生成为朋友了吗？我们能像药汀先生那样对待学生吗？似乎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够了。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它与个人气质性格有关，更与历史提供的条件直接相关。那个极为特殊而非凡的历史氛围，不知道要准备多久才会再次出现。同理，一个人，被“准备”成什么样子，有时也不是他自己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双方的幸运，但是这太难了。无论如何，每每想到药汀先生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人，是会感到惭愧的。
198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与药汀先生成了同事，其时，他已经卸任行政职务专事教学，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中文系也在这一年全部搬迁到了石家庄，单身汉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归宿。然而，此后药汀先生在河北化工学院的家再次成为我们聚会交游的场所，而药汀先生的太太韩佩庄阿姨则成为我们的守护神，他们的几个孩子也与我们成为熟识的朋友了。他们都相当优秀而亲切。去年我到上海参加钱谷融先生的追思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兄是我的老朋友，他跟我谈起药汀先生，也谈起了他在南京大学读博时的外语教师从丛女士，对她的安静、聪敏与优秀始终都有美好的印象——她是药汀先生一直引以为傲的小女儿。
药汀先生虽然是个诗人，但他的艺术创作井喷期是回到石家庄担任专业课教师直至退休以后。他的诗集《深沉的眼》、诗化小说《雪域精灵》和《火鸟蓝狐》都出版于那一时期。在60岁退休时，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决定：申请赴藏支教。我们都对他这个年龄能否承受西藏生活工作条件之艰苦感到担忧，尤其担心高原反应。但是他义无反顾，谈笑风生如常，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说服并取得了家人的支持。他到西藏后，我与他还通过很多信，可惜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
说了这么多，我依然想不好如何描述药汀先生。
他的身上，有不少看似自相矛盾同时又非常自洽的性格元素。他崇尚自由无拘无束，又特别讲究做人的规矩；他对自己的仪表和着装相当郑重其事，但同时他也可以在纵酒放歌阔论高谈时酣畅淋漓“赤膊上阵”；就追求真理、家国情怀这个层面说，他是儒家价值观的坚定奉行者，修齐治平是一生所求，另一面，我猜测他在古代诗人中却不会太喜欢杜甫，而是更多地认同李白的狂放飘逸和脱略不羁。作为一个特别褒扬和宣谕赤子之心、真诚、坦荡的诗人，他偶尔也会嘲笑别人不通庶务。
其实，他首先是一个追求真理有政治关切的人，他的字典里没有苟且偷安沾沾自喜这些词汇；他是一个像郭小川那样的“战士与诗人”类型的人，因此他的心“还像刚入伍时那样年轻”；他是个有强烈爱憎嫉恶如仇的人，从不会唯唯诺诺四平八稳，即使错了，也要鲜明；他是个一生都在学习勇于进步的人；他是个希望有所建树拒绝平庸的人，而事实上，他做到了这一切；然后，他是一个性格色彩强烈的人，他喜欢红色，正如他的一首诗所宣示的，“我是火”。
最近，他历时10年完成了解读“离骚”“天问”“九章”近皇皇百万言的《屈原赋辨译》，对此我颇感惊诧，却一点都不意外。惊诧于他在80岁开始动笔，堪称衰年变法的楷模，而对于一个毫无愧色地践行火鸟人生的老人来说，这又有什么意外呢？
谨以此文致敬九十高龄的从药汀先生和他的夫人韩佩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