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李白以豪放载入史册，杜甫以深沉名垂千古，白居易则以平易、通俗自成一脉，开创了另一个历史辉煌，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伫立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醒目的三座高峰。梳理白居易诗歌在海外翻译、传播与影响的历史我们发现，三个诗人既有一致的地方，但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又有所区别。
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
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要超过李白、杜甫，被称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
按照北京大学严少璗教授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如此深入地打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白居易诗歌在其本人在世时，就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日本有官方记载的最早时间是公元838年，《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记载“承和五年，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因检唐人货物，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悦，授依从五位上累官至右近卫中将。”这一年白居易67岁。其实早在公元809年白居易39岁时，他的一些诗歌就已经到了日本。据考证，当时传到日本的白居易诗歌主要以《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为主。在日本9世纪到12世纪的400多年里，白居易诗歌不只是作为异国文学珍品供其鉴赏咏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楷模，供作家们在创作中仿效。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文学的一切样式中，都不同程度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迹。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录了中日诗人 1110 首诗歌，白居易诗歌就有 535 首，排名第一。
笔者根据日本情报研究所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2018年2月7日，署名白居易的诗集、选集以及文集的日语翻译本、注释本共有195种，其中以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翻译、注释的《白氏文集》（12卷）影响最大，全日本有528家图书馆收藏，收录在明志书院1988年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丛书中。
但是囿于接受心理与文化习惯，日本欣赏接受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是欣赏、接受他的闲适、感伤一类诗歌，对于白居易本人比较看重的讽喻诗，一些日本读者也将归之于“感伤”类去欣赏仿作。
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专业化阶段。日本学术界很早就成立了白居易研究会，定期出版和发表最新研究文章。由日本勉诚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白居易研究年鉴》，就以“饮酒和吃茶”为主题研究白居易诗歌。专业研究白居易的日本学者也承前启后，大师辈出。如研究中国唐代文学的泰斗花房英树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还有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等许多学者，都对白居易有大量的研究。
在白居易在世时便有大量诗歌传入朝鲜半岛，并对当地的早期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迄今仍然在韩国存有当时的一些珍稀版本，如现藏于首尔大学的敦煌残本《白居易诗集》、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明朝马元调本《白氏长庆集》、明刻本《白氏策林》、清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等等。特别是高丽、朝鲜时代的文学家、诗人，不仅仿照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进行创作，大量化用白居易的诗句，而且还直接将白居易的生活轶事入诗。其中以朝鲜时代著名诗人许筠为代表，他写有《和白诗》25首。
但是根据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卿东研究发现，白居易诗歌自11世纪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几百年间，白居易的影响都没有赶上杜甫。在整个朝鲜半岛，以忠君、忧国、爱民为己任的杜甫堪称是整个朝鲜半岛举国学习的典范。在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年）刊行的《杜诗偐解》一书中，有“天下几人学杜甫，家家尸祝最东方”的记载。具体原因，根据金卿东的判断，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历代都盛行崇儒拒佛的治国理念，因此全社会都能够接受杜甫的诗歌，而对于李白、白居易则有的能够接受，有的受到批评。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就被朝鲜文人批评为歌颂“宫中行乐”“艳丽放荡”之语，不宜为“士族妇女”阅读，这显然存在对白居易诗歌的误读。
提倡现实主义风格的西方文学家推崇白居易
笔者依据世界图书馆数据平台检索发现，署名白居易的英译作品数量多达189种，其中既有收入白居易诗歌的选译本，也有专集，还有依据白居易的诗作进行改编的戏剧、小说等，白居易诗歌选、文集选专集超过了20种。
在英国，介绍中国诗歌最为全面的是传教士汉学家翟理思。他在1901年出版了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书中唐朝文学一章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18个诗人。该书在伦敦的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后不断再版。
英国著名翻译家阿瑟·韦利十分喜爱、推崇白居易诗歌中浅显平易的风格，因此翻译得也最多。根据相关学者统计，他在1916年、1919年、1934年、1941年、194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和1949年出版的《白居易生平及时代》都收录了多首白居易诗。阿瑟·韦利一生差不多翻译了200多首白居易诗歌。笔者依据检索发现，阿瑟·韦利的各种白居易诗歌译本，全世界收藏图书馆累计超过了1200多家，影响最大。1983年，中国外文局所属的新世界出版社遴选了阿瑟·韦利翻译的白居易诗200首，以《白居易诗选200首》为书名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72家。英国政府曾授予阿瑟·韦利“大英帝国爵士”“女王诗歌奖”及“荣誉爵士”，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与译介的卓越成就。
在美国，以著名汉学家华兹生对于白居易的研究与翻译为代表，他2000年翻译出版了《白居易诗选》，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达到了324家。另外一位译者是美国著名诗人大卫·辛顿，他将诗歌创作与翻译结合在一起，对于白居易诗歌的意境、想象把握准确，文笔优美，是美国翻译白居易诗歌的一个里程碑，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该书在1999年由纽约新方向出版社集团出版，全世界馆藏数量为255家。
法语是翻译白居易诗歌最早的西方文字。根据检索发现，署名作者为白居易的诗歌选、文集选以及作品改编的单行本等白居易专集有13种，其中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是1862年由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翻译出版的《唐诗选》和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戈蒂耶翻译的1867年出版的《玉笛》。两本最早的唐诗选集都收录了白居易的诗歌。
在德国，署名作者为白居易的德文选译本、文集以及专集等品种仅有31种；而李白的则达到了100种之多。可见在德国李白的影响最大。笔者推测，这可能因为白居易诗歌中没有李白那么多描写饮酒类的诗作有关。有关饮酒类诗歌特别受到德国诗人、翻译家以及学者的钟爱。但是仍然有一些提倡现实主义风格写作的德国文学家、汉学家推崇白居易。根据社科院凌彰的研究，德国汉学家勒·沃奇，在1925年就出版了名为《中国诗人与思想家白居易的叙事诗》的专著。德国表现主义诗人埃伦施泰因1923年出版了改译成为德文的《白居易》，1924年出版了《中国控诉——3000年革命的中国诗歌的意译》，其中仿译了白居易的9首诗歌。另外一位对白居易诗歌情有独钟的是原民主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他曾从唐诗英译诗集中转译白居易诗成德文，1938年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流亡者杂志《发言》上。
白居易诗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由于新中国与苏联建立的良好关系，苏联对唐诗的翻译比较充分。根据李明宾教授的研究，在唐代著名诗人的选译本中，白居易的选集最多，多达6种，均为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翻译。
白居易诗歌在中东欧地区的翻译与传播十分突出。 笔者依据检索发现，署名白居易的捷克语译本有3种，其中高马士1958年翻译出版了捷克文译本《白居易诗集》，1964年、1994年、2013年分别再版。
不论对东方还是西方的读者，辉煌灿烂的唐诗都因其汪洋恣肆的精神世界，千百年来让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从中找到情感共鸣，不管男女，无论老幼。一位美国读者于2010年2月8日在美国诗人大卫·辛顿翻译的《白居易诗选》后面留言道：“我大约是在十年前知道白居易的，从此之后，我就对他的诗歌着了迷。白居易是一名唐代官员，他的诗抒写自然世界与静谧的美，也写过辛辣讽刺社会的诗作。白居易的诗歌世界超越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在1000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还有谁像白居易一样具有这种超越时空的力量。”的确，白居易诗歌在他本人在世时就已经风靡海内外了，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中所写下的诗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就是白居易诗歌在当时广泛传播的证明。这种广泛传播的动力，来自于白居易诗歌平易通俗的诗句后面，所蕴含的“心中唯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拳拳之心。英国的汉学家阿瑟·韦利也从白居易诗歌中找到了情感共鸣，白居易诗歌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关怀而成为世界文学的永恒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