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木板失而复得
五十年代，侄女朝慧从凤凰来到北京，由沈从文一家的成员。
十几年前，刘焕章、沈朝慧夫妇第一次向我讲述一块“干校”木板的故事。
木板与沈从文相关。刘焕章是沈从文先生的侄女婿。岁月流光碎影中，木板支离漂泊，机缘巧合，最终回到他的手中，怎能不让他诧异而激动？
一九八五年，刘焕章应邀到香港举办展览，其雕塑作品需要木箱装运。当时，木材尚属计划调控物资，市场上难以买到，中国美协为此特批一批木材，供刘焕章制作箱子。
木材运至美院，才发现木板过厚。正好仓库里有一批十年前从历史博物馆运来的旧木板，其尺寸较为适合，于是，遂以新木材与之交换。
沈从文从丹江口寄回北京的的木箱板。
展览结束，展品从香港运回北京。再过几年，才将木箱拆开。忽然，刘焕章发现有两块旧木板的内侧各有字迹。一块上面由毛笔直接书写，另一块上面贴着写好的纸条。内容都是“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一辨认，竟全是由沈从文本人书写。
木板显然是沈从文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使用过的。据《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沈从文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离开北京，下放至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之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与张兆和同车抵达丹江。
约半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七十岁的沈从文获准回京治病，离开丹江，从此不再前往。木板上的地址，应是他在离开咸宁之前，亲笔在装运行李的木箱上写下的。但木箱何种方式、何时回到了北京，又如何被拆开从历史博物馆运到中央美院，堆放在仓库里，均不得而知。
然而，木板毕竟与沈家有缘，分手十几年后，谁料想它们又走了过来。当刘焕章发现留有当年墨迹的木板重现时，沈从文已经去世，他没有机会得知这一巧合。他们向我讲述这一故事时，正为木板后来又不知去向而懊丧。还说，要是早些认识我，送给我就好了。
机缘却仍在。十一年前，二〇〇六的一个夏天，他们的房子改造所有老式暖气，拆除设备时，贴有纸条地址的那块木板，忽然间从管道缝里露了出来。尽管另外一块虽暂无踪迹，但已足让他们高兴了。
“那块木板又找到了！”
一见到我，刘焕章眉毛扬起，总是显得特别有神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亮得喜人。
“这块木板送给你吧！你研究那段历史，一定感兴趣。”他们夫妇热情地说。
从此，在我的各色各样的史料收藏中，多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一块看似普通的木板，伴随着一代文豪漂泊迁徙，在亲友的眼里多了一份亲切，在我的眼里，更多了一些历史意味。
沈从文走进丹江
一直想集中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沈从文等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生活，那是文化史重要的一页。知识被贬斥，人格被扭曲，精神被阉割，众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所谓劳动中消磨才华，虚掷热情，荒废生命。惨痛的一页醒目地书写在史册上，要想人为地遗忘、撕去，恐怕很难。
1969年和张师傅一家（在干校）。
沈从文最初是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期间负责看菜园，但仍钟情文学，念念不忘因“文革”爆发而戛然中断的古代服饰史研究。他在地铺上写旧体诗，尝试新的写作形式；他致函历史博物馆领导，希望回到北京参加博物馆“通史陈列”的修改。据《年表简编》叙述，他在信中说，在此“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要求“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沈从文得到的回答——“你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当他和张兆和一起离开咸宁前往丹江时，回北京开始研究的期待，对于他仍然只是一个梦。
沈公子虎雏先生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略妥当，叙述得体。其中，关于七十年代初沈从文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活动，有如下记述：
1971年
1月17日，再次致函干校连队领导，请求准许回京治病，无答复。
2月8日，致函干校连队领导，重申回京治病请求：“与其在此如一废物，近于坐以待毙，不仅我觉得对国家不起，从国家说，也极不经济……权力名位对我都无所谓”，只因“可用生命已有限……尽可能争取一年半载时间，将一些已改正，待亲手重抄工作抄出来，上交国家”。请求未获答复。
可怜而无奈！研究“文革”时，我一直为知识分子在“干校”的窘状感到痛心，沈从文请求工作而不得，又多了一个佐证。
1972年沈虎雏来到丹江口干校探望父母。
决定把咸宁干校的一批老弱病残者转移到丹江，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初。张兆和先行到丹江打前站。她在七月十五日从丹江给儿子虎雏和儿媳之佩写信说：
我七日动身，八日午前到达丹江。这次走得很快，一日宣布老弱病残来丹江名单，开座谈会。第二天我到双溪，因为是干校根据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纪要精神，落实毛主席两个指示，我想是统一布置的，没想到他那里毫无动静。三日为爸爸洗床帐衣服，晒棉衣棉被棉鞋，全上了霉，下午得到连部电报，要我在四日赶回。回连后开了学习班，整理行装，七号早晨就离开了下放一年零九个月的向阳湖了。这次文化部五七干校，将送来丹江三百五十人。说得很清楚，不是退休退职，不是甩包袱，因为这些人不适合于在生产第一线，转移一个地方，为了将来更好的继续革命。党对于干部工作人员负责到底。到这里以读书和休养为主，兼做力所能及的劳动。爸爸早先只想回北京，希望没有能达到，这次我一说他就同意来，并且要我先来，随后他们连部动员时我再回双溪接他，料理搬家。我们干校五个大队，只有我们第四大队动得最快，赶在双抢之前送走我们。
在张兆和先行抵达丹江之后，沈从文仍在咸宁干校里劳动。当年湖北推广双季稻，七月中旬正是晚稻插秧时节，他参加了插秧。有意思的是，在七月十九日写至丹江的家书中，他没有诉说酷暑中的艰辛，而是饶有兴趣地向张兆和描述乡下孩子引发出的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以及对当前教育存在问题的担忧。他在信中写道：
昨晚约四十干部下田插秧时，一大群孩子均坐在田埂上看热闹，可爱得很。事实上我似乎也就是怎么长大的，甚至于比他们还野得多，因为在小乡城里由看杀猪、杀羊、杀牛、破黄鳝、做棺材、雕佛像、做炮仗、染布、绞绳子、织网布，以及十里八里外去参加和龙街子式各种各样的乡场，玩着草龙抬着戴柳条圈的母狗去各处乡下求雨让人用泔水倒了一身再下到河中去捉水蛇，比坐下来读读经书或“人手刀尺”可丰满得多！可惜的是现在乡下孩子，野的机会已不多了，所以兴趣也极窄。在小学三年级，即作论文或“斗私批修”，也可以说是教改中的一些小问题，可是却涉及以亿计的思想和感情！大家多觉得大学教改有必要，问题又极复杂。还少有人在《红旗》上做文章，谈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学问题。事实上一到乡下和教师学生稍有接触，即可明白问题比大学更迫切要改，不然，初中毕业，很少学生会自动看报的。
记忆如早年的《湘行散记》和《从文自述》一样，依然活泼而富有色彩。对教育的忧虑似乎显得有些“迂”，颇为不合时宜，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以往他常常表现过的忧患意识和喜欢评说现实的入世态度，其骨子里依然是文人的精神自由。汪曾祺在谈到四十年代沈从文就妇女运动参与讨论的往事时，曾对我说“他就爱多管闲事”，在干校里的沈从文无疑依然故我。不同的是，此时没有公开发表看法的空间，他只能在家书中随意发挥罢了。
不过，他的这种状态当时恐怕很难为人理解，即便妻子也不例外。张兆和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在丹江写给儿女的一封信中，曾这么说：“爸爸长期三脱离，过着孤寂的生活，脑子里想的，往往和现实格格不入，跟不上形势发展。他害怕过集体生活，欢喜自由自在，我却觉得更可怕的是长期三脱离。”多年之后，却让人感到，他的这种状况恰恰真实反映出一个天才艺术家在艰难处境中的特立独行。
沈从文谈论教育的信，应是在离开咸宁干校之前写给张兆和的最后一封信。不到一个月，他就该离开这里，前往丹江了。
汉丹线上的唐县镇火车站
沈从文1972年在湖北丹江水库。
丹江——对于我这个湖北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的地方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位于汉水上游的丹江水库建成，在湖北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它也是全国的大型水库之一。因有了这个水库，特地将汉口通到襄樊的铁路继续往西，直通丹江，简称“汉丹线”，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从儿时起，我就熟悉了丹江的地名。
我的家乡在湖北随县（今改为随洲市），有十年时间居住在汉丹线上的一个小镇——唐县镇。记得1964年左右，随着汉丹线修到唐县镇，远在西北方向几百里之外的丹江，顿时成了似乎与我们有关的地方。曾经陌生的这个地名，一度被我和小伙伴们天天挂在嘴上。那一年，我刚刚八岁。
我们家住在距镇子几里远的公路旁边，因依傍公路大桥，这个公社也就被命名为大桥公社。每至放学后，我总爱跑到公路大桥上玩耍。数开过的汽车——多是运货卡车，往襄阳、丹江口方向的运日用品，望武汉方向的运木材；看桥下的河水——它一年四季流淌不息，夏季水大时可以跑船，一直驶入汉水，直达武汉，冬天清澈见底，从桥上甚至可以看到鱼在水中闲游。
铁路修到河边，看得最多的当然就是修铁路桥了。铁路桥桥址在公路桥和镇子之间。在我们好奇的目光注视下，一个又一个桥墩从水底渐次露出来，再慢慢向上挺拔而起。安装桥梁时，我们特地跑上几里地，去看大吊车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把桥梁预制板吊起又放下。在我们将近一年时间的注目下，大桥架好，铁轨一节一节向前延伸而去。
很巧，铁路刚通到襄樊，“文革”就爆发了。于是，十岁的我，得以有机会成天与伙伴们拥挤到铁路旁，看大串联的红卫兵挤在车厢里高歌、高喊、高叫，不时撒出一叠油印传单，红的，绿的，黄的，飘洒而飞。我们追逐火车，争抢飘在空中的传单，比赛看谁的战利品最多。
再过几年，我们家搬到县城，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山坡上。每日上学，穿过铁路，走进城里的学校。感觉中，来来往往的火车，永远是我亲近的朋友，它们把我的向往带得很远。那时，我总想，要是能坐上火车到远方去，该多好。
当年从咸宁到丹江，无论铁路或公路，随县都是必经之地。沈从文当年迁移时，乘坐火车前往丹江，路过的正是我家附近的火车站。
离开咸宁干校前，张兆和特地从丹江赶来帮助沈从文收拾行李，沈从文在写给虎雏的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迁移前的准备和最初的行程：
这次迁移，因妈妈四号即到了双溪，有四五天安排，十一号图博口又来了四位少壮同志为扎行李，所以下午上卡车前，妈妈还在比较从容情形下，为帮忙同志作了四样菜，买了五瓶啤酒，煮了卅个盐茶蛋，吃个饱饱的。行李交车站后，我们即洒脚洒手转回中转站，一住九天。有几天温度还在四十度左右，但是迁移事总算有了归结，就只等待到丹江后取行李了。
在他托运的行李中，想必就有标明“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字样的木箱。
沈从文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自丹江致信虎雏：
我十一号坐机关卡车到咸宁县文化部中转站，原说十五号过丹江，不料和妈妈直到廿，才听说图博口有十多人到了火车站，有同事来通知，才一同到车站。下四点多开车，六点到武昌，等十点坐丹江车。在等待中我们还从从容容乘了无轨电车到大桥西端，再回头慢慢走过大桥。正值傍晚，有微风，天气不热，所以走了约四十分钟才到桥南，饱看三镇夜景，人也不太累。上车给了我一个卧铺，独一的。
沈从文乘车途经随县前往丹江的那一年，我十六岁。或许，某一天，我所打量过的某列火车，装载着正是他和他的行李木箱。匆匆东来，又匆匆西去。没有想到，许多年后，那一年他所经历的故事，成了我追寻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