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小女梁再冰在一起。
给费慰梅的信，1935年10月。
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左下有红字印刷的“徽因用笺”。
从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寄出的给费正清夫妇的信封，上面有李庄邮戳。
林徽因的诗《灵感》手稿。
金岳霖在月亮田梁思成家后院喂鸡。
梁思成在李庄用的印盒（正面）。
《十一月的小村》
（节选）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
我的心前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林徽因
如果说，李庄之前的林徽因，无论是在北平、长沙还是昆明，都还多少保持了她的客厅遗韵的话，那么在李庄之后，她无疑被疾病与萧索，带入到了一个平淡得不容艳丽与芳香回旋低萦的领域。她那意象飞动的天空，已经为自己的弟弟林恒的阵亡和几块小小的亮瓦替代。
如果说，36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5年以后她离开之时，就一步跨入到老境，这中间似乎没有舒缓的过渡。
莫扎特的音乐
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
弟弟林恒牺牲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他来自澳门，是林恒的朋友，林徽因称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林耀也常给梁思成夫妇写信。
1941年，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经。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他最终还是恢复了手臂功能，又驾起了新型驱逐机。归队前夕，利用短暂的假期，他专程到李庄。临走时，他把唱机和唱片都留给了林徽因，说自己用不着了，竟是一语成谶。就这样，梁思成夫妇失去了又一位飞行员朋友。发潮的唱片，在留声机转盘上流泻出走调的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就像那些苦难的时光，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她的病越发严重了。
梁、林的学生，后来成为梁妻子的林洙在《梁思成之死》一文分析说：“事实上林先生的早衰正是抗战时期后方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见《“梦魇”系列·事件卷--兵变！兵变！》，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1版）这“早衰”一词，正中要的。
36岁是本命年。但徐志摩就在36岁失事。如果说36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5年以后她离开之时，她一步就跨入到老境，这中间似乎没有舒缓的过渡。抗战胜利后她到达重庆时，医生的诊断颇可证实我的结论，医生对梁思成说：“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不断缝补的小衣
比描绘宋朝首都费劲得多
记得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舌头是男人通往女性的向导。在林徽因陷入李庄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之牵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之于林徽因，就颇值得一记。其实，比林徽因小2岁的李健吾只有一面之晤，但对一个有朦胧情怀的男人来讲，已经够了。
听到林徽因病故的消息，身在上海的李健吾立即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情感。文章（《咀华记余·无题》，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
后来，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写了一篇《林徽因》。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斫轮老手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就说明了一切，用“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清楚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但是，李庄时代的林徽因，显然已经从这些特征旁边绕过去了，宛如她从来没有一幅在李庄的玉身长立的照片，更没有留下在修篁摇曳的背景下微笑的镜头。她已经绕过了这些风月，在疾病的边缘坐下来，看那些模糊而斑驳的石板、雕刻、垂花、衬枋，如同在日记里打量自己的足迹。我估计她根本没有见到李健吾的文章，即使见到了，那又如何？走出了客厅的主人，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眼下，她甚至觉得，“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林徽因口中常喃喃地念着莎剧《哈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王开林《风华绝代》，《书屋》2002年4期）其实，这并不是“玩笑”，未尝不是她心绪的流露。
小小的印泥瓷盒
成为承载他们心迹的凭证
这里，有一个大人物自然绕不过去，那就是金岳霖。金前后两次从昆明赶到李庄，说是来写文章，其实主要是为照顾林徽因。早年，林曾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只公鸡做伴，不想竟培养了逻辑学家养鸡的终身爱好。风尘仆仆的他，1941年秋天来到李庄，就张罗着买小鸡雏，在林家后院拉开了行家架势。王荣全老师提供给我一张从梁从诫家里翻拍的老照片--在梁家的后院里，金岳霖弯着腰，左手挽个竹篮子，右手伸出，摊着手在喂鸡。他的身后，刘康龄（刘致平之女）、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错落成两排，全都盯着鸡们欢快地进食。可以看到，院子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篱笆，篱笆外还有一棵大树，绿阴倒挂而下。只是如今，这棵树如同往事已不存。我站在后院里，听到尖锐而悠长的蝉鸣，似乎把明晃晃的阳光，提到更高的速度，垂直的光照在青石板上乱溅……
按照金岳霖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差的是《逻辑》，而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知识论》。1939年他到昆明不久，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已经杀青。后在一次跑警报的路途中不慎丢失。金岳霖到达李庄后，很为营造学社的纯正学风所感，他借了营造学社一张桌子开始重写《知识论》。
大家互不干扰工作到下午，梁思成和同人们放下工作，一些人开始在空坝上爬竹竿，借此锻炼身体。梁思成找来一个大茶壶，与金岳霖闲聊，林徽因躺在马架椅上，被人抬到坝子上来透透气。
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费正清，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信后还有金岳霖的附笔：“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在“车站”、“站长”和“过客”之间，身份时而清晰，有时又是互嵌的。也许，“过客”比所有人都更坚守职责，成为了车站永久的居民。
前不久看过一个资料，是对暮年金岳霖的访谈，谈到林，垂垂老矣的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每读至此，我就无法再读下去了。
王荣全老师告诉我，2003年以前，他一家就住在张家院子里的几间偏房里。1954年搬进去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对我说：“书架上有英文书，哪个也看不懂。后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家具旧得很，后来也打来当柴烧……”如今，唯一的遗物，只剩一个小小的印泥瓷盒，成为了承载他们手泽与心迹的凭证。
一有了航船
她就和梁思成一起去了重庆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典、瑞士发出请降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天傍晚，李庄在外电广播中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夜晚，李庄跟重庆成都、跟全中国一样沸腾。当夜人们走出家门，同济大学的师生以及中央研究院各所的学者们情不自禁地奔向街头，游行欢庆。4年来，林徽因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是坐着滑竿去的。她形销骨立，只能强撑着病体，模糊着泪眼，默默地立在街边，看着欢呼的人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在一座破茶馆里，她喝了一杯茶，以茶代酒，和着自己的眼泪……
自此开始，林徽因那一种“出门”的愿望开始被激活了。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里回忆说：“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后来，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航船，她就和梁思成一起去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
梁思成返回李庄后，写信来告诉费慰梅及林徽因：“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显然，当时准备到重庆“玩玩”的林徽因，就这样离开了李庄，永不再回来……
唐朝的宋璟在《梅花赋》里说：“艳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但从来没有“艳”过“盛”过的人，又如何知道灿烂之后的平静，与一潭死水的云泥之别呢？所以啊，这话应该是经历者自况，而不是旁观者言。想想杜牧的诗句：“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心里不由的一惊，月亮田没有梨花，倒是后院唯一的一棵柑子树的小白花，庶几近之。林徽因留心过砌下的那堆雪吗？
临水自心惊
心头掠过随晚云而至的凉意
在我看来，隐隐的还是觉得有些怅然。但对一个庇护了自己5年的穷乡僻壤，直到她离开，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当林徽因跨进离开李庄的下水船的一刹那，斜照，最后一次将她的身影写在水上……
六十年弹指一挥，沉到旋涡的往事，又浮出水面。中央博物院的旧址张家祠堂已改建成李庄小学，那扇被梁思成称赞过的白鹤窗，被钉上了学校五花八门的标语，后来又钉上“爱护卫生，人人有责”的镔铁版；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旧址祖师殿，除了前庭高阔，演绎着往昔的气度，其它的建筑基本上都成了混乱的民居，院子的几棵树之间扯了几条塑料绳，蔬菜的藤蔓爬满了中庭；同济大学东岳庙现在是李庄中学所在地……一切都物是人非，那些人和那些往事，已在光阴的冲刷下，不是再见告别，而是永诀。
这让我想起民国三十二年九月（1943年）梁思成在李庄拍摄的一组照片。是反映云南昆明营造学社所在地龙头村以及宜宾李庄生活的三幅照片：幼年梁从诫、梁再冰在龙头村的学习照、梁思成带着一双儿女坐在李庄月亮田的学社门口，以及一碗梦中的羹汤。照片上面有梁思成的签名。照片右侧有题写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先生的三个儿女的字迹：“小（董）敏、小（董）兴、小（董）萍：从龙头村的窗口，到李庄的门口，希望胜利后能喝到这样一碗。”这指的是一套精致的羹碗，有碟、有碗、有勺，后经摄影家董敏的组合，深深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盼望胜利的心情。可惜的是，这样一碗银耳羹，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未必能喝得恬静而悠然……
一个下午，我驾车驶离李庄返回成都，在一个高坡停住，心里突然悲痛起来。蓦然回首，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中国建筑史》，寂寂无名的月亮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镜像，临水自心惊，临照即老去。在我心头掠过的，是随晚云而至的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