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中的迭戈》，1943，弗里达画
夫妻和弗里达的作品
婚礼肖像画《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
弗里达夫妻
今年7月6日，是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弗里达的丈夫、艺术家里维拉逝世60周年。
弗里达和大象一样壮硕的胖子里维拉之间的爱情纠葛名闻天下，而在两个人分分合合的情感背后，是各种相爱相杀的戏码。
里维拉的风流韵事令弗里达伤心不已，也使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条好的缰绳，难以驯服这匹本性难驯的野马。“我忍受着人生中两次严重的事故。”有一次，弗里达·卡洛说，“一次是路上的电车将我撞倒……另一次是迭戈。”
“做里维拉的妻子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
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是模范夫妻，恩恩爱爱，让人羡慕不已。在私下里，弗里达叫他“米·尼诺, 迪格托”，他则称呼她“妮娜·彻姬塔”。这些昵称掩盖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里维拉是个恬不知耻的登徒子。他甚至还为自己辩解说：医生已经断定，他天生就是这么喜欢拈花惹草！对此弗里达恨之入骨。弗里达的嫉妒心随着里维拉的胡作非为而水涨船高。她开始以牙还牙，希望以此让里维拉学会吃醋。
绝大多数的外遇，她都瞒着她的丈夫。她警告雕塑家野口勇（李香兰后来的丈夫）说，里维拉“有能力杀了你”，这绝不是耸人听闻。1935年，野口勇爬上一棵橘子树蹿上屋顶，才从里维拉的手枪底下死里逃生。
弗里达的婚姻悲剧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从结婚两年之后完成的婚礼肖像画《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开始，弗里达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了两人之间的婚姻兴衰史。和照片上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温馨样子相比，画中的弗里达夫妇则显得生疏了不少。到底孰真孰假？在《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中，弗里达采用了一种生硬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正面形象。鸽子叼着一条丝带，上面题写着富有暗示性的话语。和民间风格的画风一样，这些话的语气是直率的：“此时此地，你注视着我们，我——弗里达·卡洛和我心爱的丈夫迭戈·里维拉。1931年的4月，在加州美丽的城市旧金山，我为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伯特·本德先生画了这些画。”
她的手非常轻地握着他的手。弗里达知道里维拉是不可占有的。甚至就在她创作这幅画的时候，里维拉已经被网球冠军海伦·威尔斯给迷住了。在旧金山太平洋证券交易所的午餐俱乐部，他将海伦的裸体画到了天花板上。在一片传统派公民的责难声中，里维拉仍称她为“加州最有代表性的女人。”稍后，弗里达将发表评论说：“做里维拉的妻子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我允许他和其他女人结婚。但迭戈不是任何人的丈夫，永远不是，他只是一个伟大的同志。”弗里达试图用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宽慰自己，来消解其他女性在法律上取代她的位置的可能性。这当然只是她的“阿Q疗法”，事实上，每一次里维拉有了新相好，她都会为此寝食难安，她害怕自己从此失去里维拉，并最终迷失她自己。
然而，她想要成为他特别宠爱的同志：婚礼画最严格的中心是夫妻握在一起的手。婚姻成了弗里达生活的支点。但这一支点却危机四伏。在这段婚姻的最初几个月里，弗里达逐渐认识到，对她来说，使她们之间的结合牢固起来的方法或许是不存在的。就在她结婚的那一天，她小产了。在一幅她和里维拉手牵手的画中（日期是1930年12月），她通过先在胃部画一个婴儿，然后又擦掉它来表现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们不会有孩子了。我没有固执的哭泣，而是以烹饪、打扫房间、画画和每天都去脚手架旁陪伴里维拉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当我带来一篮子被鲜花覆盖的午餐，这会使他非常高兴。”一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是生养孩子，这已经成了她多幅作品中一个潜在的主题。
弗里达受伤的骨盆（很可能已经畸形）并不妨碍怀孕，但却不能将孩子带到分娩期。几次流产中最使她的身心受到伤害的一次，发生在里维拉生活在底特律为完成他在底特律艺术壁画学院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1932年7月4日，怀孕三个半月的弗里达因大出血而被紧急
往亨利·福特医院救治。“一眨眼之间我又流产了。”她写信给利奥·爱默舍尔说：“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大声哭泣的小迭戈亚托呀。但是既然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那么我所能做的，除了忍受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明争暗斗多过卿卿我我
毫无疑问，弗里达和迭戈组成的家庭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他们之间注定要经历风风雨雨，注定要明争暗斗多过卿卿我我。1933年末，当弗里达和迭戈返回墨西哥时，迭戈显得闷闷不乐。他想继续为工业社会创作壁画。弗里达因劝说他离开美国而遭到了他的指责，而此事又可能和他与妻妹克里斯蒂娜有染有关，后者又是弗里达除迭戈之外最爱的人。当弗里达知道了他的不忠后，她给她的朋友写信说：“这几个月来，我已经受够了。让我的心情很快恢复正常是困难的，但是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去忘记迭戈和我之间发生过的事，像过去那样生活。”一个月后，她又写道：“……现在，在几个月实实在在的折磨之后，我宽恕了我的妹妹，我以一颗宽容之心来看待这件事，心情好了很多，但这件事仍是一片阴影。”
他们之间的口水战究竟有多么激烈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过不下去了，哪怕一天都不行，更主动的也许是里维拉，因为弗里达一天到晚地唠叨和抱怨，他的耳朵已经遭够了罪。他们互相给对方泼脏水，毫不留情面，就好像他们是一对结了半辈子仇的冤家似的。1935年初，里维拉夫妇分道扬镳，但弗里达却一百个不愿意。弗里达搬到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居住。7月，她飞到纽约，在那儿，她向卢西安·布洛赫等朋友们倾诉了她的苦恼。她坚决表示要回到里维拉的身边。7月23日，在给里维拉的信中她这样说：“我们要经历无数次的磕磕碰碰：砸门、诅咒、辱骂、互相主张着自己的权利——然而，我们总是相爱着对方。”弗里达说，所有的这一切使她“终于知道，我爱你胜过我自己。虽然你并不像我那样爱得那么深，但你有时也爱我的，不是吗？……我总是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下去，有了它，我就满足了。”
1934年，弗里达整年没有作画。1935年，她画了一张只有半身的自画像，在这幅画中，她的头发是短而卷曲的（其目的是为了激怒里维拉，因为他喜欢的是笔直的长发）。
对于她内心的痛苦，弗里达从不避讳，而且总是显得非常兴奋。一次，在一个举止夸张、奇装异服的弗里达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孤独的弗里达。血管一样的树根从她头顶的花饰上一路逶迤下来，仿佛婚礼中的婚纱盖在弗里达的身上，正和当时失去里维拉的弗里达的状况一样，它是悬浮在空中的，与大地失去了联系。
纽约和巴黎的个展之后，就在1939年的春天，当弗里达和里维拉在墨西哥重逢时，他们的婚姻崩溃了，随后她搬进了科伊奥坎的蓝屋。问题出在她自己身上，还是因为他的不忠，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10月中旬的时候，他们已经向科伊奥坎法院递交了双方同意的离婚申请，并于该年年末正式离婚。里维拉是个编瞎话的老手，对记者说：“其中并不涉及情感、经济和艺术问题……我相信以我的决心，我正在帮助弗里达的生活向最好的方向发展。她年轻漂亮。她已经在最苛刻的艺术中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她拥有了生活能赋予她的全部可能性。我认为她是最杰出的五六位当代艺术家中的一员。”当同一位记者去采访弗里达时，她以“隐私问题、私人原因、不便解释”来搪塞离婚的动机。在给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尼古拉斯·穆雷的信中，她说：“两周前，我们正式离婚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所受的煎熬，我是多么爱他。你一定明白，这种折磨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停止，但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因为我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他了。我知道这样总比让他离开我要好得多……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是如此脆弱、如此孤独，似乎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着这种痛苦。当然，我也希望几个月后事情会发生转机。”
事情是发生了转机，也许是旧情未泯，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对弗里达身体状况日渐恶化的同情，在离婚一年之后，1940年，他们第二次结婚了，婚后，他们约定保持形式上的婚姻，一个重要原因是弗里达无法再承受一次流产。
1954年弗里达去世，3年后，即1957年，看似健硕的里维拉突发脑溢血世，离弗里达去世不过三年零四个月，这对欢喜冤家就在天堂重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