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现已上市，本篇节选自本书导言《视觉存留》。
无论是科学还是大众文化，都将事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让事实和虚构截然对立，这似乎看上去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必需的；然而，它们二者在西方的文化和语言当中具有深层的相似性。事实可以被构想为本原的、不可化约的众多节点，通过它们可以形成对世界的可靠理解。事实是有待发掘的，而不是制造出来或建构起来的。但是“事实（facts）”的词源形态让我们想到了人类的行动（action）、行为，实际上让我们想到了人的业绩（feats）。与词语相对的行动是事实之母，也就是说，人类的行动是能被我们在语言学角度并在历史角度视为事实的事的根基。一件事实就是一件被完成了的事，是在我们罗马语源的语言当中的一种中性过去分词。在这种原初意义上，事实乃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这类事情被直接经验、证词和质询所知——它们在北美是最具优先性的认识途径。
虚构可以被理解为有关世界和经验的一种衍生的构造性视界、事实的一种错误幻影，或是源自空想的一种逃避，它总是在“实际发生的事实”之外幻想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虚构当中意味深长的语调使我们听出了它植根于愿景、灵感、洞见和精神的源头。我们在诗歌当中听到了虚构的根源，在我们沉浸于浪漫幻想的时刻，我们确信本源性的自然在好的虚构当中得到了揭示。可以这么说，虚构可以是真实的，在诉诸自然本性方面可以被理解为真实的。正如自然是丰产的，我们主要的神话体系、虚构当中的生命之母似乎也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她创生了我们的实际生命。而这在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文化当中也是一个特别具有优先性的认识途径。最终，虚构的语源形态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了人类的行动，不仅是捏造的行为，而且还有创造性的、构型性的、发明式的行动。不可避免的是，虚构与真实（自然）和伪造（人工）的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其所有意涵而言，虚构都是有关人类行为的。所以，所有的科学叙述方式——虚构的和事实的叙述——也都是有关人类行动的。
虚构和事实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事实并非与虚构，而是和意见或偏见相对立。无论是虚构还是偏见，都植根于一种诉诸经验的认识论。然而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虚构一词指一种行为方式，涉及创造性的呈现行为，而事实则是历史分词，它是掩盖着增殖性的事件和行为的一种词语形式。一个事实看上去似乎已然完成，不可改变，只合适被记录下来；虚构似乎总是创造性的，向着其他可能性、向着其他生活方式敞开着。然而，在这种开放性中，潜藏着纯粹造假的威胁，存在着不道说事物的真实形式的危险。
从某种观点来看，自然科学似乎是划分虚构和事实的手艺，用过去分词替换虚构发明并且以此对经验进行去伪存真。比如，灵长类学的历史被一再地表述为对猴类、猿类和人类的观察以进步的方式不断地得到澄清的过程。最初有关灵长类类型的各种报告，散见于充满前科学氛围的猎人、旅行者和土著人所讲述的添油加醋的故事当中，这类故事早在古代，也许在大发现的神话时代和16世纪现代科学诞生的时代就开始出现了。继而是一幅画面逐渐清晰的视界，这个视界的基础就是解剖学的分析和比较。有关灵长类社会形式正确看法的历史情节也是一样的：逐渐从充满迷雾的看法中脱胎出来，经历了想象虚构，最终逐渐形成一目了然的量化知识，这种量化知识植根于在英语里被称为实验的那种经验当中。这是一部不成熟的科学不断进步的历史，不成熟的历史最早基于纯粹的描述和随意的质的阐释，发展成为以量的方法和可证伪的假说为基础的成熟的科学，最终走向综合性科学建构而成的灵长类现实。但是这些故事是关于故事的故事，是对有着一个好结局的叙述的叙述，也即是被归总到一起的事实，是以科学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现实。这些故事有着特殊的审美偏好，具有特殊的唯实论特征和一种特殊的政治学，它们都信赖于进步。
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科学史则表现为对制造事实的技术和社会手段的历史的各种叙事方式。事实本身就是各种叙事类型和表明经验的证词类型。然而，对经验的调动是需要一套精巧的技术的，其中包括物理工具、可用的阐释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作为事实的东西才能得到呈现，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被看到被完成并被讲述。科学实践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讲故事的实践——这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限制性的和历史地发生变化的自然史叙述技艺。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生产着特定类型的叙述并通过这种叙述得以呈现。有关世界的任何科学表述都与语言、隐喻有着深刻的依赖关系。这些隐喻可以是数学的，也可以是烹饪术的，但不管怎样，它们都结构着科学的视觉。科学实践首先是一种在阐释和证明的特定历史实践意义上而言的讲故事的实践。
就灵长类学而言，它是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尤其合适称其为一种讲故事的技艺。首先，发端于19世纪头十年的生物学话语，一直以来都是以生命史方式对有机体和生物进行叙述的话语；也就是说是着眼于结构和功能的一种规划Foucault （1973）; Albury （1977）; Canguilhem （1978）; Figlio （1976）.。生物学从根本上讲是历史的，其话语形式从根本上讲是叙事的。生物学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其有关有机形式和功能的话语方面是和罗曼司文学相类似的。生物学是以所谓的生物为专有对象的虚构；生物学创造了从有机生物当中“发现”出来的事实。生物展现为生物学家眼中的生物，生物学家对生物的状态进行转译，将其转译为受其学科化经验所确证的一种真理；也就是说，转译为事实，这事实是科学家和生物联手创造的行动和行为表现。浪漫主义逐渐变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复又变为自然主义，精神变成进步，观察变为事实。在这个故事叙述实践过程当中，科学家和生物都是参与者。
其次，猴类、猿类和人类由之得以展现的灵长类学内部精细建构的各种叙事方式，都涉及起源、自然和多种可能性。灵长类学涉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分类规律的生命史。西方人尤其生产出了许多有关灵长类的故事，同时讲述着其内容涉及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身体与心灵、起源与未来的故事。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在18世纪中期，灵长类秩序已经在这些二元论及其科学式的解决方式基础之上全部建立了起来。
把科学当做叙事并不是想取消科学，情况恰恰相反。在这种过去分词面前，科学不会被神话，同时也不会成为被膜拜的对象。我所感兴趣的是被SF这个能指标定的复杂领域中对科学事实的叙述方式（那是些有力的科学虚构）。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科幻小说作家和批评家朱迪斯·梅里尔（Judith Merril）非常有个性地使用了SF这个词，用来指称一个日渐复杂的叙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科学（Science）和虚构（Fiction）——为了方便起见，就称之为SF吧——的边界，科学和幻想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在商业还是语言学上，都已经令人感到疑惑地混淆不清了。SF，她的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接受，因为批评家、读者、作者、科幻爱好者和出版商此时都在力图认可并理解写、读、市场实践的非正统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都反映在了“SF”一词的增殖性当中：“SF”可以是“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可以是“科幻小说”（scientific fiction），可以是“科学荒诞小说”（scientific fantasy），可以是“未来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utures），也可以是“推理玄幻小说”（speculative fabulation）。
SF是高度技术化世界中异质文化在生产的一个领地。将科学事实的叙述放置在SF的异质空间当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被改造了的区域。这个被改造了的区域在它所有下辖的小区域和组成部分当中都造成了回响。但每一个小区域和组成部分又都不能相互“化约”，然而阅读和写作实践又在整个结构化空间当中相互依存。推理小说只要还包含着构成科学事实的铭写实践，它就会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在现代和后现代“第一世界”文化当中想象性的词句和事实性的躯干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科学也表现出复杂的历史。特雷萨·德·劳丽蒂斯推测说，SF的标记工作“是最具潜力的社会想象新的创新性形式，其创新性在于，它可能图绘出文化变迁能够在其中发生的区域，它可能展望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全新关系，可能展望一种对——包括物理的、物质存在在内的——社会存在加以概念化的全新方式”（1980：161）。这也是灵长类学“记号工作”的一项任务。
所以，部分地讲，《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将灵长类文本理解为科学虚构，在那里所有可能的词语不断地得到再发明以适配真正的现实和当下的世界。本书最后一章将尽力解读一则SF叙事，这则叙事说的是某个外星种群介入到人类生殖政治——就好像人类的生殖政治是灵长类领域当中的一个专题似的——当中的事。《灵长类视觉》的论述从神话、科学和社会实践开始，正是这些神话、科学和社会实践在西方文化的开端和终结之处分别把猿猴放置在伊甸园里和太空当中，我们在本书中对这些不同于人类的异类进行定位，借此理解我们当代脆弱地球上的灵长类当中的爱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