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原万里终于有一本书被译介到国内，让人由衷欣喜，同时也不免有些遗憾：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她留下的作品想象其飞扬的思绪和辛辣又谐趣的“毒舌”。
和其他日本作家不同，米原万里具有日本人当中少见的直接和尖锐，以及不惧怕谈“下三路”话题、富有幽默感的辩才。她并非为了吸引眼球才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那是她本身的强烈个性直接跃然纸上。
对于任何一名写作者而言，作品都是其自身经历和记忆的累积与折射，这一点在米原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她有很多特别的头衔：共产党人家庭长大的孩子，曾就读于布拉格的苏维埃学校，东大俄语系研究生，日本头号俄语同声传译。乍一看，仿佛是非同一般的经历造就了米原，但在读过她的若干部作品和他人关于她的文字之后，不得不意识到，米原的特殊性来自经历，更来源于她的性格本身。毕竟，有着和她同样经历的妹妹井上由里（日本作家井上厦之妻），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学厨艺，开设料理教室，相夫教子。而米原则忙于口译、写作和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还有她的数量众多的猫狗们，一直未婚，在五十六岁早早离世。她留在身后的，有近二十本杂文和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米原万里
跳舞的女孩
米原万里1950年生于东京，小学的时候，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赴日演出，父母带她看了演出，她从此一心要成为舞蹈演员。母亲给她报了舞蹈班，小学举办演出时，她一个人在舞台上跳了四十分钟。老师也哭笑不得，说“下次只跳十五分钟吧”。那是日本的教育尚未变得僵化的年代，老师和家长都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即便以当时的“松弛”标准，米原也是个恣意生长的孩子，她的母亲后来读到《窗边的小豆豆》，觉得“豆豆是个奇怪的孩子，不过我家万里更奇怪”。
米原的父亲米原昶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高层干部，1959年，也就是米原九岁那年，因为日本国内的风潮渐紧，父亲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编辑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一家四口前往布拉格。明面上，米原昶是科学学术东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还用了“大山”这个假姓。万里和由里姐妹没有上日本人学校，而是入读苏联大使馆附属的八年制学校，该校采用俄语授课。
那个跳舞不知疲倦的女孩对舞蹈的热爱持续着，并将成为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基石。也是在布拉格，因为有专业的老师和更具舞蹈素养的同学，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成为专业舞者。克服了语言障碍之后，米原邂逅了书籍。苏维埃学校的教育偏重阅读原文，每个孩子去图书馆还书时，都必须向“可怕的图书管理员阿姨”复述内容并谈论感想，不能简单地只是一句“读完了”。米原日后回顾，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训练。十四岁回到日本后，她仍然保留了每周借阅四本俄语书的习惯。同时，为了弥补五年不在国内落下的“语言疏离”，少女米原把图书馆的书从《古事记》一直读到《伊豆的舞女》，并得出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结论：“以前的日本小说非常有趣，但似乎就是从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仿佛作者不予余力地想让作品变得无聊，那大概是和传统的决裂，但总之就是很无聊。”
同传年代
米原读俄语系并非“顺理成章”，她原本想念建筑系，与乍看大胆的外表不同，她在重要关头谨慎到胆小，最后还是出于稳妥而念了文科。从俄语系研究生毕业的米原万里找不到工作，多少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在日本国内，日共背景并非值得炫耀的因素。她当时给一本经济窘迫的杂志《现代俄语》担任编辑，向同传界大腕德永晴美约稿，因此走上了同传的道路。
后来活跃在苏联/俄罗斯与日本同声传译的第一线，其口译内容由政界、科学界到商业无所不涉的米原万里，第一次的同传经历却闹了笑话。那天是“有稿同传”，按理她只要照稿子念就行，米原却紧张得把耳机一扔，没关麦克风就说：“不行，我做不来，我不适合干这个。”
德永晴美毫不慌乱地劝阻道：“你不用逐字翻译，只翻译你听到的部分就行。”
这才有了后来的口译界传奇人物米原。据说她不像其他同传那样语速飞快，而是用最精准和巧妙的归纳，将中心思想传递，且能够将两国会谈间偶尔的幽默也巧妙地译出。
口译好的人，大多也从事笔译。然而米原几乎没怎么译书，唯一的译作是匈牙利翻译家洛姆布·卡特（Lomb Kató）的《我的外语学习法》。之所以不做笔译，一方面大约是米原对语言的完美苛求导致的强烈不自信，她曾在和学者沼野充义的对谈中说：“我害怕翻译文学作品，没有自信能好好表达，所以不太想译。”
一天读七本书的人
米原的第一本书是出版于1994年的《不诚实的美女还是贤淑的丑女》，同年获得了第46届读卖文学奖的随笔·旅行文学奖。光看书名实在很难想象其内容，仿佛是会让女权主义者愤而抗议的题目。就连那一年的读卖文学奖评委大江健三郎都开玩笑说；“这大概是我们读卖文学奖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标题。”
事实上，这是一本关于语言和翻译的书。“贞淑”指的是忠于原文，“美女”则是作为译文的工整性。米原作为口译者，既指出“口译和笔译绝不是一丘之貉”，也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口译就等于是卖春妇”理论，意思是，人们需要口译的时候，愿意支付巨大的代价，一旦翻译任务完成，译者就形同不在了。而译者面对的不仅是语言之墙，更是文化之墙，尤其口译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思索和反应，这本书便是从方方面面阐释了口译之道的艰辛与乐趣。
有很多人不相信米原万里在随笔中提到自己一天读七本书的事，后来由里在纪念姐姐的文章中提到，姐姐去世后，她和丈夫井上厦整理并捐赠了大量的书籍和首饰（热爱华丽亦是米原的风格）。同传经常需要在会议之前阅读大量的相关文件和书籍，恐怕是那时积累的速读能力。米原且读且分享，在《周刊文春》写了十年书评，后结集为《将人打垮的了不起的书籍》。
重返布拉格
1996年，NHK上映了纪录片《世界，我的心之旅程——布拉格，四个国家的同学》，纪录片是以米原万里的视角拍摄的，讲述她回到布拉格并赴欧洲其他国家，追寻旧同学的现状。2001年，角川书店出版了《说谎的安尼亚之鲜红的真相》，2002年，该书获大宅状一非虚构奖。
书里写了三个同学：教大家挑选男友的希腊人丽莎，爱说谎但仍然受到同学喜爱的罗马尼亚人安尼亚，南斯拉夫的雅思明卡。多年后的重逢，各种物是人非，曾经是狂热爱国主义者的安尼亚迁居英国，声称“民族或语言都很无聊，对人的本质来说，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及“祖国如今在我心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分量”。
米原在书里没有给出直接的评价，而是将视线投射在三位女性的生活变迁上。她们拥有共同记忆的1960年代的布拉格，以及米原追寻旧友时所见的1990年代的中东欧，都是不可忽略的背景。正因为有国家、时代、民族、语言，人置身其中，才成为了他自身。
她唯一的一部小说《欧莉娅·莫里索布娜的反语法》也是基于同样的内核。欧莉娅实有其人，是米原在布拉格时代的舞蹈老师。故事则是纯属虚构的，故事中的“弘世志摩”在成年后难以忘记那个擅用反语毒舌嘲讽的老太太，老师在她心目中是个神秘人物，志摩忍不住利用出访欧洲的机会去探寻老师的过往。在这一过程中，出乎意料地揭开了苏联的许多往事。厚重的历史感本来会让这部小说显得沉重，而米原的写法既悬疑又幽默，读者不觉间便被一步步引入她设下的迷宫。需要提一笔的是，米原的父亲早年从事地下活动期间用的假名为“弘世哲夫”。
不诚实的“魔女”
米原的杂文写作当中偶尔有些夸张的成分，不太符合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标准。对此，井上由里在追念文集《姐姐·米原万里》中偶尔纠正过一两件，就连“师父”德永晴美也难免成为被“小说化”的主角。诸如米原在《俄罗斯今天也是荒芜模样》书中插入了一个段子：时间大约是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到处涌现收费停车场。德永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有一天驱车前往莫斯科市政府开会，被路边一位貌似停车场管理员的收了六千卢布。德永纳闷市政府怎么也来这一套，因赶时间，交钱了事，没想到开会出来一看，车没了。米原写道，体制交替的时期，各种诈骗案也层出不穷，此为一例。
然而德永本人则声称：不管在日本还是俄罗斯，我从来都没有驾照。
很可能丢车事件是有过的，只不过未必是市政府，当事人也不是常上电视、认知度高的德永。也许是感染了俄罗斯人爱开玩笑的性格，米原把这些半真半假的“材料”编进了自己的杂文写作。对她来说，那就和文中层出不穷的俄式笑话一样，是为了让背后尖锐的论题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的一种技巧。
在这里要借用学者多田富雄的话；“米原万里的黑色幽默当中，有着对弱者、失败者、被压抑者、被歧视者的共鸣，和对人类的深厚的爱。背负苦恼的贞女的眼泪，化作了魔女充满苦涩的哄笑。”
与那些带有杜撰性的幽默相对的，是她在小说写作背后无比繁复和精密的调查工作。《欧莉娅·莫里索布娜的反语法》书后附的日文和俄文书目有近百本，让人叹为观止。
“魔女”走了
2003年，米原万里看护多年的母亲去世，同年，米原发现自己罹患癌症。三年后，米原离世。
她曾在文章里这样介绍意大利语同传田丸公美子：“（田丸的存在是）意大利语口译界的大横纲，而且其后没有大关、关胁和小结。”不用说，这话印成白纸黑字，不仅没给好友立传，还得罪了意大利语口译界的一干人。然而不管田丸怎么要求，米原都没改过口。
另一方面，她总是不断修改自己的稿件，以求尽善尽美。
“人生无法重来，但稿子可以重写。”这是米原万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08年，在藏王山脚下举办了“米原万里展”，其中展示的米原撰写的书，每本都夹着大量的便签，那都是她打算在重版的时候再度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