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近它，书写它，对于写作者来说，无异于是艰难的抉择。无论是选择以虚构的方式加以呈现，以非虚构的方式再现，或以有争议的非虚构小说或自传体小说的方式来书写，写作者都像是在走着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所预示的“不能同时去涉足的路”，而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作者创作的面貌。
走一条“人迹更少”的路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就曾面对这样的抉择。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他犹豫再三，决定把它写下来。同时，他考虑到辛德勒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本身就是非常棒的故事，作为一个作者，一个小说家，他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把这个故事按照它原本那么好的程度讲述出来，他还考虑到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想让自己的故事被误写，他决定追随杜鲁门·卡波蒂开创的非虚构小说的原则，或说是汤姆·沃尔夫开创的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原则，走了一条“人迹更少”的路，也由此注定了他一生都被贴上了“《辛德勒名单》作者”的标签。
两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未果之后，基尼利凭这部小说获得1982年度布克奖。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恐怕也只记得基尼利这部小说。要知道，已届82岁高龄的基尼利，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十多部纪实作品、四部剧本，还有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与此同时，多数读者是经由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同名电影，才知道有这样一部小说的。他们看过电影，却未必读过小说，也因此未能体会小说高于电影的匠心独运之处。但无论如何，就像基尼利自己于日前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以“在小说与电影中重建历史”为题的见面会上所说，对这部小说获布克奖，他一直心怀感激，因为获奖本身坚定了他作为世界级作家的地位。
基尼利是在1980年听说这个故事的。这年的10月，根据他写于1972年的小说《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改编的电影上映，基尼利出席了在洛杉矶举办的澳洲电影展开幕式。影展结束后，他要回澳大利亚，但在当时，澳大利亚不像现在这么繁荣，从美国回澳大利亚的飞机，一个星期只有三班，他只好在那里等待飞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提箱出了问题，他去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购买新的箱子。“我就在买箱子的过程中，和这个叫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的店主攀谈起来，他是一位‘辛德勒幸存者’。他得知我是一名作家，就给我讲了辛德勒的故事。”
而此时，关于辛德勒的故事，普费弗伯格已经对着来来往往的人讲了 47 年。但这个在他看来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他一厢情愿对这个故事保有坚定的信心。基尼利听后也只是觉得还行，有意愿把它写出来。随后，普费弗伯格把他带到皮具修理房间里，找出一个保存了 47 年的箱子。基尼利看到，里面全是有关奥斯卡·辛德勒的原始文件，有辛德勒工厂里的人员名单、照片、纳粹冲锋队电报的复印件，还有辛德勒战后写的一些材料：当时他找到犹太人联合疏散委员会，说我救了那么多犹太人，你们应该救救我，我破产了。他写了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他用于拯救两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所花去的费用，文件长 20 页，委员会找到一些幸存者，幸存者们说：是真的，文件真实记录了辛德勒的花费和所做的贡献。
多年后，回想起看到这些资料时的情景，基尼利都能清晰地触摸到那种无以名状的恐惧。他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就像病毒一样，必须要被赶尽杀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欧洲的文明。普费弗伯格劝说他一定要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他回应说，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不是欧洲人，而且他的祖父母都来自爱尔兰，他所在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距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非常遥远。“但店主说，这不是正好吗？你的无关性使你和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私心可言。”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在看了这些资料后，基尼利开始喜欢上了辛德勒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堪称十足的恶棍，同时又是个坚定的救星。也因为店主的这句话，他开启了漫长的采访写作的旅程。他走访了散居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德国、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巴西七个国家的 50 位“辛德勒幸存者”，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把德国指挥官阿蒙受审的文件从波兰语翻译了过来，在阿根廷，他采访到了辛德勒的遗孀。在普费弗伯格的陪同下，他还实地探访了书中几个重要的地方。在基尼利看来，采访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真相的过程。为此，在经过18个月的时间，写出最初命名为《辛德勒方舟》的初稿之后，他还请了三四十人来读他的书稿。“他们当中一些人读完了全书，也有一些人只读了部分，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这并不是写小说的正常流程，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保持书的真实性。”
呈现人性的复杂和微妙
事后想来，基尼利觉得自己写这部书，的确处在一个“正好”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他得以非常冷静地去写这个故事。在他看来，在写这样一个充满恐怖的故事时，用很多形容词是不合适的，它们反而无法表现出全部程度的恐惧。“哪怕你用到‘令人恐惧’、‘惨无人道’、‘令人羞耻’等种种词汇，就像我们现在形容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一样，你都无法完整地表达出这种恐怖的情绪。”也因为此，他决定舍弃形容词来写作这部小说，他选择用一种干净、中立，以及非常冷静的态度，让他所写的事件为它们自己说话。
即便如此，基尼利所写的种种故事还是给他带来了噩梦。他写这本书是在悉尼，距离当时可怕的罪行发生的地方非常遥远。他住在悉尼海滨，离当时的冲浪圣地很近，有很多冲浪者在享受生活，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对二战毫无概念。基尼利选择这样的写作场合，是想让自己写起来身心愉悦一点。但噩梦还是发生了，即使在他停止写作后，噩梦仍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伴随着他。“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生了一场危机，当时我感到没有信心把这部小说写完，而且对人性非常绝望。”
事实上，基尼利对人性感受到的远不止是绝望，更让他感到迷惑的是人性的复杂和微妙。正如该书译者冯涛理解的那样，辛德勒这个人本身，性格就非常丰富、非常矛盾，他是一个登徒子，一个资本家，非常好色、好酒，他有男人所能有的很多弱点，但就是这样一个一心追逐利润的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一心想拯救人的人，这正好是触发基尼利创作这本小说最大的出发点。“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基尼利把辛德勒这样一个丰富的、矛盾的性格呈现在大家面前。”有意思的是，小说还塑造了另外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亦即集中营的指挥官阿蒙·哥特。这个人堪称小说里最大的反角，用基尼利在小说里的话说，他简直就是“辛德勒的一个黑暗兄弟”，因为两个人在个性上，甚至在长相上都比较类似，两个人的爱好也很相似。他们都是性格非常外向，贪图享受的人，但何以一个成为屠杀者，另外一个成为拯救者呢？在冯涛看来，这样的疑问，无疑击中了人性最复杂，也是最微妙的地方。
而要呈现这样的复杂与微妙，即使是对于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小说展现出来的人性所吸引才决定拍这部电影的。基尼利回忆说，1983 年初，斯皮尔伯格找到他，还有那位已经年迈的幸存者普费弗伯格。他们一起吃了简单的午餐。而后，临近中国新年了，斯皮尔伯格电话邀约基尼利来环球影城签约。这时，他刚刚完成新片《E· T》。合同签订后，基尼利就开始剧本创作。他写了一个篇幅很长、非常纪录片化的剧本，被否决了。因为斯皮尔伯格的本意是希望剧本表现出辛德勒打动人心的魅力。他只好寻找新的编剧，但在更换了几个编剧之后，剧本依旧偏纪录片化。很快，十年时间过去了，其间，基尼利又写出了五部小说、一部电影和一部戏剧，斯皮尔伯格也拍出了九部影片。而普费弗伯格则一直未曾忘记这部还未正式开始的电影。他每周都给斯皮尔伯格打电话，催促他赶快拍摄这部电影。但他未必知道，斯皮尔伯格在这期间拍过《太阳帝国》，讲述英国男孩在日本集中营生存遭际的故事，虽然电影拍得不错，但影评人却不喜欢它，很多制片人对这部电影也并不看好，斯皮尔伯格因此感到非常沮丧，他打算放弃拍这种严肃主题的电影，而去拍一些比较讨巧的娱乐性质的电影。普费弗伯格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毛茸茸的小玩意儿了，你不要再去拍，你必须拍这部关于人性的电影，才能获得奥斯卡奖。
其实，斯皮尔伯格一直没忘记这个故事。1992 年，基尼利在加州大学教书。有一天，斯皮尔伯格打来电话，请他去环球影城共同举办一个有关电影制作的讲座。他对基尼利说他刚患感冒，他重读了小说《辛德勒名单》，认为他得拍。一个计划被搁浅十年，基尼利其实已不看好这部影片，他觉得，等斯皮尔伯格的烧退了，自然也就没了拍这部电影的念头。不过，他还是去见了斯皮尔伯格，他们讨论了有关辛德勒的动机，也讨论了电影是否拍摄和在哪里拍摄的问题。基尼利终于发现，斯皮尔伯格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不久，斯皮尔伯格带领《辛德勒名单》摄制组赶到了波兰。他第一次放弃了惯用的电影特技，也没有请好莱坞影星主演，而是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请来了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做副导演和顾问。普费弗伯格也应邀参加了影片的拍摄。1994 年，在第 66 届奥斯卡奖中，《辛德勒名单》夺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 6 项金像奖。在参加完典礼后，普费弗伯格祝贺斯皮尔伯格获奖之余，对他说：“你看我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
虽然如此，如果按10分为满分计算，基尼利对这部同名电影也只是给出了8.5分的评价。他坦言很喜欢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中的一些处理。比如，他用黑白影片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作品类似纪录片的风格。还有，他在电影中尽最大可能呈现了辛德勒矛盾的动机，但他不太喜欢斯皮尔伯格对电影做出的一些非常感伤、很情感化的处理，例如电影最后，辛德勒离开劳工营的时候，哭泣着说为什么没卖掉胸章，好再救一些人。“斯皮尔伯格省略了另外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辛德勒没卖掉胸章，是因为辛德勒劳工营已经太过拥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辛德勒在那里造了两条很小的铁路，他在那里用两节车厢救了很多处于濒死状态的犹太人，其中很多人体重已经不足40公斤，虽然有些人没被救活，还有一些人被照料，恢复健康，但不管怎么说，这显示出辛德勒劳工营已经太过拥挤了。”
当然，基尼利能理解电影省略的处理，毕竟电影不可能有小说那么大的表现空间，事实上，斯皮尔伯格中意的《辛德勒名单》版本有6小时30分钟之长，但公开放映的电影是3小时20分钟，但即使是用他中意的版本，小说中很多内容仍然会被删除。在基尼利看来，这是因为小说和电影有着完全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用电影讲述一个故事会更加花费时间。“例如，你读一个句子只需要五秒钟，但是你在电影里面，却需要十五秒到十六秒的时间来表现。所以，斯皮尔伯格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省略掉了一些元素，他聚焦在辛德勒身上两个非常矛盾的特点之上。第一个是他作为救赎者的形象出现，拯救了奴隶一般的劳工的生命，另外一个方面，他又是想要利用他们奴隶一般的劳动来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