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雪下得好大，深深的脚印在青春里面安了家……”每当听到电视剧《北凤那个吹》里的这首插曲，那年冬天苏北大地上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雪地上那一串串带血的足印，在我的眼前清晰地再现：那黑红黑红的足迹，在洁白的雪原上幻化成一行晕眼的血色，像盛开的红梅般刺眼。我的心，似乎也在汩汩地流血。
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十年动乱”虽已结束，但“左”的阴霾仍然像灌了铅的秤砣一样压在人们的心头。当时，家里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两个哥哥一个在宿迁小厂里打工，一个在江浦最边远的山村插队，我和父母下放在苏北农村。中学毕业后，刚满18岁的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当时我酷爱书法，也没有老师，就是自己找字帖习字。虽不得要领，也足可消磨时间。小学也没有多少正经课好上，课余就练练字。这一来事多了，公社、大队经常要开大会，搞宣传，写大标语，写会标，田间场头的语录牌都由我包下来。那一年事情好像特别多，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毛老人走了，“四人帮”倒台……大会多，写字就多。白天上课，晚上写标语，有时写到半夜，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加班都没有报酬，但大队管饭，有夜宵吃。每当工作完毕，厨房孟大爷就会端上热腾腾的的饭菜上来，什么韭菜炒鸡蛋、辣椒炒肉片、烧兔子肉，在当时绝对是美食。当时的我年轻力壮，平时像个饿死鬼，但因为天天熬夜，也吃不下多少。好在每天晚上有民办教师陪我熬夜，他们陪我吃饭，喝酒。很累，但也很兴奋。翌日清晨，每当我被太阳照醒起来上班时，看到校园里鲜红的纸上有我遒劲的大字，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俗话说乐极生悲。父亲经常跟我说：“少年得志大不幸”，我常常不解其意。但生活教育了我，使我对这句话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不知道是被亢奋冲昏了头脑，还是忙得神魂颠倒。同事发现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两句话，上下两行，分开来看没有问题，可连起来读就变成攻击当时的英明领袖。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写。估计是为了起草什么对联或会标，反正是有问题。这位老师开始也没当回事，但读读觉得不好，原来想吓唬我一下。但不知怎么被学校的老校长发现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直接将纸条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同事以为是为了保护我，也没在意。可后来的结果正相反。这位老校长虽然业务上很有一套，但胆子特别小。他老婆因为解放前在海州国民党部队当过报务员，其时正被当做特务批斗。为了避嫌，也为了不牵连孩子，他就与老婆分居。
一天下课，我刚回到办公室。老校长把一头雾水的我叫过去，给我看那张纸条。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但校长叫我上下句连起来读读看。我一读，惊出一身冷汗。他问我：“是不是你写的？”我当时就蒙了，摇摇头，又点点头：“是，是我写的，但我……”老校长表情丰富地望我笑了笑，将纸条又锁进他的抽屉，留下茫然失措、忧心忡忡的我，呆呆地立在那儿。我的心一下子坠入海底，几年前恐怖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在南京上小学时，自己曾经因为写错字疑为“反标”，被班主任老师关在办公室里，两星期不让上课，非要我交代幕后指使人。后来还是因为全家下放，让我摆脱了无休止的检讨与批判，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同事看到我脸上悲戚的神情，说：“幸好被我们发现，校长收起来，否则你就摊上大事了。”另一位一直像姐姐一样关心我的女教师说：“老陈头这人说不准，胆小怕事，但也不至于害你。待会让他撕掉就没事了。”我知道她们都是在宽慰我，但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
三天过去了，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
可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校长把我叫过去谈话。到了办公室，只见一个长相精瘦的老头坐在那里，原来是公社的公安助理。老头态度虽然不是很凶，但清瘦的面容，睿智的眼神，让人感到不怒而威。老头显然是成竹在胸，单刀直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一时语塞，不知道他什么意图，含糊不清地说我爸成分有点高，具体干过什么也不清楚。老头很干脆，叫我这几天别乱跑，随喊随到。旁边的校长插嘴：“他跑不了，我们看着呢。”老头骑上车一溜烟走了。
仿佛料到有这一天，三天后的一个晌午，老头如期而至。这次老头满脸严峻，冷言厉色：“你父亲反动透顶：四一年参加国民党，四三年就成了高级警官，跟军统、中统都有关系，还是三青团骨干。”老头拼命地咳嗽了几声，瘦脸上绽开几根爆红的青筋，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拨乱反正期间你写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头脑里一片空白，脸色更加苍白，什么也说不出来。随后，他关照学校革委会主任把我送到县里去，说是跟他们领导谈谈，也没叫带行李。我以为去谈谈就回来，就跟着他拦了一辆拖拉机去了县城。到县城已过了晌午，匆忙中两人都没吃饭，我还在小西湖饭店请他吃了饭。吃饱后他才告诉我，要送我去公安局。
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诧异和不解。自己稀里糊涂被他送到公安局，我还请他吃饭，似乎还要感谢他。这算什么事呢？我真是自投罗网啊！
在公安局政保股办了拘押手续，那个蛮帅气的年轻民警在填表时一脸惊讶和不解，但态度和蔼：“小梁你才十八岁，怎么就……你不要害怕……”他似乎同情而无奈地摇摇头，就叫一个民兵把我押送到兴安镇派出所。没有带铐子，他们估计我不敢跑，也不会跑。我们前后脚走进派出所后院，在一排红砖墙平房前停下。民兵收走了我的皮带，钥匙。他打开里面倒数第二间牢门，让我进去，随即反手关上门，“卡擦”一声，司必灵锁锁上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房间不大，光线不太亮，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靠墙的水泥地上铺着干草，上面一张凉席。我头脑里面一片空白，呆呆地席地一坐。满脑子的糊涂心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处置我呢？提审，用刑，还是先被牢头揍一顿？心里很乱……
大约下午两点进去，到天擦黑才叫我出来上厕所。上完厕所，就让我到隔壁监室和其他犯人一起蹲在地上吃饭。吃的是胡萝卜掺糙米饭，以后中午和晚上都吃这个。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胡萝卜。记得当时我没有碗，还借了一个老犯人的搪瓷缸子盛饭吃。吃完饭，民兵仍然让我回自己监室。我又呆呆地坐在席子上想心事。时值隆冬，天冷，心里也惶恐。我想，这样在地上坐下去，夜里非冻死不可。想着想着，我太累了，就靠在墙上睡着了。但又睡得很不踏实，做了好多噩梦：被犯人打，被反剪双手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拉出去枪毙！噩梦中突然被一阵开门声惊醒。电闸开了，灯光亮起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恍惚中，看到我一个插队的伙伴脸铁青着走进来，一句话不说，只把怀里抱着的一卷行李扔在地上，就出去了。纷乱中，我发现被子是家里带来的，我非常着急，忙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可他好像没听见，匆匆忙忙地就走了。因为在公安局，我嘱托民警不要告诉我父母，怕他们为我感到丢脸和担心。但现在一切都完了。父母知道我出事了，但不知道什么事，肯定担心死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害怕。身上虽然盖着自己的被子，心里却冷得发抖。一种比孤独更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委屈、心酸、痛苦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悲伤的、难以名状的痛哭。我为自己未卜的前途担忧，更为父母的牵挂担忧。是的，十年来，父亲和母亲精神上经历了太多刺激和打击，“文革”开始，父亲的诊所被关闭，天天在街道上扫马路。然后是家庭四分五裂，五口之家被发配到三个地方。父亲一直在母亲的埋怨和痛苦的自责中度过，而母亲更是在担惊受怕中整日以泪洗面。直到今年我刚有了工作，他们心理上才有了些许安慰。可是我连转正定级工资还没拿到，就进了局子。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在深深的自责和无奈中，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无人管我，第三天，白天仍然无人管我。我就是整天昏睡，醒来就乱想。大约上半夜，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将我从梦幻中惊醒。随着门被打开，一道手电光照进来，闪烁中，一个人影被猛地推进来，接着扔进一包行李。只见两个警察解开这个人身上绑着的绳子，出去了，门迅速地锁上。夜，又沉寂下来。
黑暗中，那个人影很快平静下来。接着就是酣睡。我却再也睡不着了。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也关在我的屋子里？是政治犯吗？官司肯定不小，不然怎么被五花大绑呢？不管怎么说，我有伴了，不孤独了。凌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这个人醒了。挣扎着坐起来，跟我讨了口水喝。夜色中，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年约20上下，身材比我高不了多少，穿着却比我时髦。草绿色旧上衣，细腿黑杆裤，长头发，像个知青。一张嘴，竟然也是南京人。我又惊又喜,忙问他犯了什么事。他先不肯说，良久，才慢慢道来：几个南京小杆子，在县城街上和供销社一个小干部发生纠纷，小干部平时骄横惯了，哪容得别人跟他叫板。几个小杆子看他叫人，立刻冲上去拳打脚踢，有一个还动了刀子，伤了他的大腿。等民兵来时，几个人已作鸟兽散。这个叫“王小五”的，大概年龄最小，知道害怕，当夜逃回南京。可第二天就被县里警察在家里抓住，押回县城。
第四天，终于有一个警察叔叔来提审。警察看我这么年轻，也没想问出什么东西。无非是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字？是否有意的？临走让我不要急，慢慢等消息。当天晚上，就让我住到七八个人一间的大号子里。我沉重的心稍稍放松，似乎过几天就能出去。
等待是漫长的。监牢里的“犯人”干什么的都有：赌钱的，逃税的，小偷，还有跟我相似的现行反革命，五花八门。但互相问问，似乎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会代他们写检查交代，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为难我，而且对我这个唯一的“文化人”还不错。看着他们吃饭时常常为谁多谁少而争斗，我还觉得有点好玩。
关进大号子后就没有先前清闲了，要参加劳动改造。但事情也并不多，无非是把派出所厕所里面的粪水挑到两里外公安局后院浇菜，要不就是排队到公安局去搬建材，砖头，水泥，黄沙。当时年轻，也没觉得活累。但一队形容枯槁、蓬头垢面的人在荷枪实弹的民兵押解下，在县城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也如示众一般。其他人没感到什么，有的可能还很开心，因为这比放风要好玩。但我却很惶恐。多少天没洗漱，没理。，饥饿加上恐惧和忧虑，让我瘦得不成人形，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怕碰到熟人；其实并没有熟人，但我觉得街上所有人都在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
不劳动的日子，除了每天下午有半小时放风，其余时间就窝在地上昏睡或者对着门上唯一的洞口向外望呆。寒冬腊月，窗外少有阳光，也没有云彩。有的只是灰暗的阴霾沉重地压在心头。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看我。偶尔，窗外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歌声，会让我暂时忘却孤独和惆怅，和着音乐唱起来。但唱着唱着又觉得不对劲，那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韩英被捕后的唱段：“娘啊！儿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那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这歌声婉转而凄惨，唱得我眼泪都下来了。京剧《红灯记》：“儿受刑不怕这浑身筋骨断，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可人家李玉和是为革命坐牢牺牲，我这是算什么呢？
冷空气来了，沸沸扬扬的大雪飘了三天三夜。透过洞口望出去，外面皑皑一片，整个牢房像掉进了冰窟窿。那天午后，刚吃过饭不久，我就饥肠辘辘，坐在铺着薄薄稻草的水泥地上，冷得瑟瑟发抖。心情更像一根草芥在狂风暴雪中坠落。忽然，我隐隐约约听到对面接待室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对话：
“他还是个小孩，刚满十八岁，怎么会……”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
另一个年轻的女声：“那也不一定，十八岁就是成年了，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力了……再说，他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不会的，他在村里很懂事，那些大爷大妈都很喜欢他……如果不是每天让他写那么多字，就不会……”这下听清楚了，这是我妈妈在讲话。我妈妈来看我了！我听得很真切。我又惊喜又忐忑。终于有人来看我了！但转念一想：这么大的雪，二三十里路，她怎么来的呢？
但不一会，就听不清楚了。偶尔会听见那个女警察的声音：“不行，没有断下来的案子是不能探视的，尤其是家里人……“
妈妈哀求：”能不能给他带点吃的，孩子身体不好……”
“放心吧，我们的政策不会让人饿肚子……“
对话一直持续了一个下午，但我那可怜的妈妈却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我也一直没吃到母亲带给我的食物。
经过53天的漫长等待，我终于在春节前被放出来。熬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冬天。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并没有轻松。我那年老的父亲哮喘病还发作吗？那患高血压的母亲还好吗？到家后，果然，父亲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发暗，人也瘦了一圈。
后来，我从邻居的口里才知道：父亲得知我犯了事，连夜烧掉了我积攒了多年的邮票。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儿子，那么坚强的人，半夜里躲着母亲在野地里痛哭。母亲从我被带走起，就天天到处托人捞儿子。可在那样的年代里，谁敢帮忙，谁又能帮得上忙呢？那天，她下定决心，一大早就冒着暴雪走到县城来看我，也想求求警察开恩。没看到儿子，她老人家只得带着落寞和失望的心情踏上艰难的回程。
一路上，风更猛，雪更大！20多里路，风雪载途。可怜的妈妈是个近视眼，又患高血压，身体虚胖。凛冽的寒风吹得她睁不开眼，举步维艰。开始，她还能顺着公路一步一步向前挪。等下了公路，还有七八里乡间小路，夜幕降临，风雪弥漫。母亲根本看不清那里是路，那里是沟。脚上穿着的旧球鞋，沾满了泥泞和雪水，两个后跟已戳破进水，冰碴子把脚后跟都磨破了。血从脚下流出，又和雪水冻在一起，雪地上留下一串殷红的足印。母亲想到丈夫带着个“帽子“，身体不好还要天天劳动改造，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还不能自立，唯一在身边的小儿子又身陷囹圄。一天奔波下来，没有吃喝。虽然包里带着玉米饼，但那是准备给儿子吃的，儿子吃不到，自己更吃不下。暴雪、劳累、饥饿、忧虑，一切是那么沉重，浑身冰凉，胸口却湿热滞堵。她实在是走不动了，头一晕，就径直栽倒在雪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路上走过一对爷孙。发现母亲倒在地上，孙子认出是学校的老师。他俩二话不说，回家找板车把母亲送回了家。如果不是他们，母亲那夜肯定会被冻死。
四十年过去了，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暴雪，人生道路上再也没有遇到那么肃杀的寒冬。但是，那旷野中蹒跚独行的身影，那雪原上刺眼的血梅般的脚印，仍会时时袭进我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