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刘佳林教授对纳博科夫保持着长期关注，不仅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还著有《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并翻译了纳博科夫的权威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与《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值此《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刘教授，他从多个角度对纳博科夫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诚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与总体上的幻想性特征的结合，构成纳博科夫小说的独特魅力”，而纳博科夫本人对文学的超常热情与天才绝伦的鉴赏力，“不但创造他自己的艺术世界，也创造自己的文学传统”。
一直以来，文学批评界都有一个共识：纳博科夫的作品有很强的游戏性。读了最近出版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又借机回顾了一下他以前的作品，我感到，纳博科夫的确很喜欢和读者玩各种游戏，设置谜题让读者解答。对此不知您怎么看？
刘佳林：艺术作为游戏的说法当然并非纳博科夫首创，但他加强并丰富了这种观念。纳博科夫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游戏性的，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童话，是谎言。其次，艺术的游戏性与神圣性缺一不可。“说神圣是因为，人类在其中能够依凭自身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因此艺术关乎我们精神性的独立与自由。第三，读者参与这场游戏。小说家是制造各种文字、意象、关联、花样的魔法师，他告诉的同时又沉默、揭示的同时又隐藏，所以纳博科夫认为，“在第一流的小说作品中，真正的冲突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和世人之间”，“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阅读的过程就是参与性的创造过程。
“文学即童话”的观念容易造成错觉，既然文学是纯粹想象性的，就不必追求所谓精确性，但纳博科夫坚持“诗的精确与科学的热情”辩证统一的原则。他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指出：“艺术家为了自己的意图所创造的世界也许是完全不真实的——比如卡夫卡的世界或果戈理的世界——但我们有权提出这样一个绝对的要求：对读者或观众来说，这个世界在其存续期间必须是貌似真实的。”因此细节是纳博科夫小说的关键元素。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与总体上的幻想性特征的结合，构成纳博科夫小说的独特魅力。
曾经读过您的一篇论文《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其中提到，纳博科夫反对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视作童话，同时又很强调细节的意义，看重虚构和想象。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是如何具体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里面的呢？
刘佳林：纳博科夫的小说包括早期的短篇小说具有或隐或显的童话特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木精灵》设计树妖深夜来访，就是典型的童话手法；《雷雨》叙述先知以利亚在雷雨之夜因马车车轮脱落而跌落人间庭院的故事，是明显的童话情节；至于《一则童话》，标题已明确了这个故事的童话性。他的其他小说包括长篇小说《洛丽塔》《爱达或爱欲》等则隐藏了许多童话结构。
就像虚构的花园里跳跃着真实的蟾蜍一样，纳博科夫的童话世界遍布无数真实的细节。《瓦内姐妹》（1951）是纳博科夫英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开始，叙述人被屋檐下解冻的冰柱所吸引，“水珠滴落中有种节奏，有种变化，我觉得像是硬币魔术一般令人着迷”。在一根接一根化冻冰柱的牵引下，他邂逅了D，从而得知辛西娅·瓦内去世的消息，进而引出D与辛西娅的妹妹西比尔师生恋并导致后者自杀的故事，还有叙述人与辛西娅的交往。故事非常真实，一丛一丛的细节使得每个场景无可挑剔。晚冬黄昏的景象：垃圾桶盖上的涟漪、带着黑色头顶的死雪、停车计时器在潮湿雪地上的投影、餐馆招牌上茶色红光经它反射后落下的淡红；西比尔的答卷：硬铅笔在纸背上印出的浮雕，沾染口红的字迹，下划线、前后倒换的符号；降灵会的场景：来客余温未散的外衣，两面镜子间的烟青色空间，脸上亮晶晶的汗水；不眠的黑夜：架子上可疑的小瓶子，废纸篓某个纸团绽放发出的轻响，茶色窗帘透过来的晨光等等。
小说结尾写道：“但我意识到我从梦中隔离不出什么来。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如黄云遮蔽，产生不出任何清晰的东西。她笨拙的首字母组合法，感伤的遁词，静默中通神的能力——往事一桩一件，组成了涟漪般的神秘意义。一切都好像泛着朦朦胧胧的黄色，虚幻，迷离。”（I could isolate, consciously, little. Everything seemed blurred, yellow-clouded, yielding nothing tangible. Her inept acrostics, maudlin evasions, theopathies - every recollection formed ripples of mysterious meaning. Everything seemed yellowly blurred, illusive, lost.）这段迷离惝恍的文字像风吹过水面，将此前那般波纹如镜的真实世界“皱起”，影影绰绰间，文字的涟漪动摇了物质的世界，《瓦内姐妹》变得虚幻起来。每个英文词的首字母拼写出这样一句：“ICICLES BY CYNTHIA，METER FROM ME SYBIL”（冰柱来自辛西娅，计时器来自我西比尔）。文字游戏于是揭示了一个秘密，小说开头叙述人其实处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力量的控制下，他的行踪和回忆原来是逝者引导的结果，他踌躇满志的现实描写，不过是他所不自知的另一个世界的投影，原本真实的世界不断后退，成为一个童话。
有评论家指出，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存在内在关联，您觉得呢？
刘佳林：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之间存在诸多关联。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题材的关联。一个中年男子喜欢十几岁的小姑娘，这是《洛丽塔》的基本故事，而《一则童话》就有类似的情节。《循环》的故事也与《天资》关联，稍后我会展开。
第二，主题的演进。纳博科夫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空间的重访实现时间的回归。在《乔尔布归来》中，度蜜月的妻子遭电击死亡，丈夫幻想沿着来时的路线回返，最后在当初的旅馆与妻子重逢，结果失望。这个主题在《爱达或爱欲》《瞧，这些小丑！》等作品中被重新演绎。
第三，人物精神气质上的家族相似性。典型的纳博科夫式主人公是那种行动笨拙、脾气怪诞、不谙人情却执着痴迷的人，比如《防守》中的国际象棋大师卢仁，《普宁》中的俄国教授普宁，《微暗的火》中的老诗人谢德等等。这些主人公的早期形态则是短篇小说《巴赫曼》中的音乐狂人巴赫曼、《昆虫采集家》中的皮尔格拉姆。第四，一些作品比如《极北之国》《单王》本是作为长篇小说《天资》的续篇而构思的，结果或者独立成篇或者进一步发展，演变成另外的作品如《微暗的火》。
也有学者指出，这些短篇小说既记录了作家的成长，又渊源于契诃夫、蒲宁这些作家所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能否请您谈谈对此的想法？
刘佳林：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是非常有趣且充满争议的学术话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西欧的俄侨评论家就指责纳博科夫的作品缺少“俄国性”（Russianness）。随着纳博科夫1940年去美国并改用英语创作，其现代性、国际性特征更明显，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更受质疑。纳博科夫的六十八篇短篇小说中，五十八篇是1940年以前用俄语写作的，大量作品涉及对俄罗斯的回忆和俄国流亡者的生活，但与蒲宁等作家相比，这些描写俄罗斯和俄国流亡者的小说其“俄国性”似乎并不典型。可是，从《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评注看，我们又丝毫不能怀疑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的强烈感情。
1904年，吉皮乌斯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温暖、精神性和人性，而契诃夫则代表着对死亡的冷漠、空虚和无动于衷。如果说俄国文学传统在温暖人性的特征以外还有契诃夫所代表的一脉，那么纳博科夫恰恰是在契诃夫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坚决的意见》中，纳博科夫说，如果去另一个星球旅行，他会携带契诃夫的作品，这番话现在就好理解了。
纳博科夫十到十五岁期间就已饱读契诃夫，我认为，纳博科夫对细节的兴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契诃夫影响的结果。在分析《带小狗的女人》时，纳博科夫谈到契诃夫处理细节的方式。古罗夫与带小狗的女人安娜在剧院楼梯上接吻，楼梯口两个中学生在吸烟。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构思，这是人物偷听的细节，会成为情节变化的先兆，比如谣言的传播。但在契诃夫笔下，这样的细节却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这些琐事没有意义，它们就更重要，构成了这个独特的小说的真实氛围。”（《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继承了这种笔法，前面我们对《瓦内姐妹》大量细节的梳理可以见出，一方面他津津有味地雕琢这些细节，确保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逼真，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让这些细节参与情节的发展，甚至通过游戏性的结尾颠覆这些细节所营造的真实氛围，给它们披上总体的幻想性的光辉。
纳博科夫与契诃夫有许多内在的精神联系，他们是文学家又是医生或鳞翅目昆虫学家，他们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找到了结合点。1888年，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知道，自然界有a、b、c，哆、来、咪、法、嗦，有曲线、直线、圆形、方形，有绿色、红色、蓝色。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在某种特定组合下会生成一段旋律、一首诗或一幅画；就像简单的化学元素在某种特定组合下会生成一棵树、一块石头或一片大海一样，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们是组合起来的，可是它们是根据什么原理组合起来的，却秘而不宣。对科学方法很在行的人会本能地感到，一段音乐和一棵树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它们二者都是按照相同的固定而简单的法则创造出来的。问题在于，这些法则是什么。”纳博科夫有过另外一种表述，他将他创作的诗歌与编写的象棋棋题合为一集出版，并说：“最后，本书还包括了象棋，我拒绝为收入它们致歉。棋题所要求于编写者的是跟一切有价值的艺术一样的美德：独创，虚构，精确，和谐，复杂，绝妙的不诚实……棋题就是象棋的诗篇。”（《诗与棋题》）这说明，像契诃夫一样，纳博科夫也关注科学、艺术、游戏之间那种共通的组合法则，即诗性的内涵，这是更大的俄国文学传统，也是整个文学传统的核心。
一直以来，关于文学，似乎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评论的对立，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嘲弄评论家的笑话。而纳博科夫似乎是个例外。他阅读量极大，多年在学院讲授文学，精通文学批评，又从事文学翻译。在您看来，他在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投入，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尤其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似乎还不够多）关注到纳博科夫的博物学家身份与他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自己也觉得，他对文体的看重，对细节的偏爱，都与他研究蝴蝶的嗜好分不开，对此您怎么看？
刘佳林：纳博科夫的文学课及批评活动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他对待其他作家、作品的方式为我们阅读理解他本人的作品提供了镜鉴，另一方面，他的文学讲稿泄露了他创作的不少秘密。
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他批评屠格涅夫写巴扎罗夫采集标本时把“标本”（specimen）和“物种”（species）相混淆，同样的错误后来在亨伯特身上发生。在讲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通灵术时，纳博科夫指出：“尽管跳舞的家具和鬼魂古已有之，但这种现代版本是从纽约州罗切斯特附近的海德思维勒镇上传出的，一八四八年在那里录下了鬼魂扣桌的声音，是福克斯姐妹用距骨或者其他解剖学响板法制作的。”这说明，纳博科夫在这个问题上有专门的研究，而在《眼睛》《微暗的火》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瓦内姐妹》中，大量的关于通灵术的描写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在1951年至1952年间讲《堂吉诃德》时，纳博科夫注意到其中的历史编写者问题，即小说的作者身份问题，一个作者阿维兰尼达创作了《堂吉诃德》第二部，这个堂吉诃德的故事与塞万提斯讲述的版本不同。这种构思无疑启发了纳博科夫，他在1962年完成的《微暗的火》）中就采用了两个作者——谢德与金波特，他们的叙述真假难辨。
在小说家中间，纳博科夫知识渊博，又因对鳞翅目昆虫学的研究而被称为博物学家。他的知识储备是非常博杂的，在跟同事谈论教堂窗户上的圣像时，他一口气说出了五十五个圣约翰。在注释《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他指出，汽船最早在圣彼得堡到喀琅施塔得之间运行是1815年；1820年涅瓦河解冻的时间是4月5日，比通常早一周，但比最早记录晚三周。哈佛大学文学院曾希望聘用一些博学多才却难以适应传统系科结构要求的老师，纳博科夫被多名教授推荐，可见其影响力。
在采集、研究蝴蝶的过程中，纳博科夫格外关注拟态问题，他曾“想编一本书，囊括动物界所有已知的拟态方面的例子”。纳博科夫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理论无法解释拟态的无比逼真，“我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实用主义的喜悦。两者都是一种形式的魅力，两者都是一场难以理解的令人陶醉和受到蒙蔽的游戏”（《说吧，记忆》）。这应该说是蝴蝶研究对他的小说观念及创作的最大影响。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纳博科夫常常调动他自己极为强大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来改写那些在文学史上以及广大读者心中业已定型的文学形象，就如他在《尼古拉·果戈理》和《〈堂吉诃德〉讲稿》里所做的那样。而他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与注释的热情，更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对此您作何评价？
刘佳林：纳博科夫不但创造他自己的艺术世界，也创造自己的文学传统，他对许多经典的阐释就是这种个人传统创造的一部分。他说果戈理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充满了种种“二级世界”；他用网球比赛的记分法来证明，堂吉诃德跟对手的较量结果是平局；他关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时间组”，说有配偶者的存在节奏快于没有配偶者的存在节奏。他的这些阐释既让读者倍感新奇，又为自己的创作建构了可以倚赖的文学传统。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艾略特诗学文集》）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艾略特只是说出了经典秩序调整的一种可能。纳博科夫不但以其新作品的创作改变了经典的秩序，他对经典的解释也在修正这种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学贡献是双重的。
纳博科夫指出：“我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学讲稿》）我们可以从他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评注略加阐发。纳博科夫对这个译本的热情是超乎想象的，他为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相当于创作《洛丽塔》《微暗的火》及《爱达或爱欲》所需时间的总和，他与多年的文坛密友爱德蒙·威尔逊的争吵以至最后的绝交也是因为这部诗体小说的翻译。他自己曾预言，人们会因为《洛丽塔》和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方面所做的工作而牢记他。
他在翻译时采取了严格的直译法，其根本目的是要告诉人们，诗是不可译的。他撰写了一千两百多页的注释、评论与索引，对小说涉及的从语言到文化的各类问题——尤其是普希金对西欧文学的吸收——做了详尽阐述。他包罗万象的、穷尽式的注释与评论旨在表达以下观念：奥涅金不是所谓“多余的人”的典型，而是伟大诗人的玩偶；《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是“文学的百科全书”；普希金不是时代的代言人，而是玩弄文学戏法的魔法大师。经过如此文学化的阐释，普希金这位俄国文学之父也同时成了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学之父。
作为《纳博科夫传》的译者，您对纳博科夫的生平可谓相当熟悉。关于纳博科夫，流传着种种轶闻。诸如他对同时代的同行，以及过往的作家，往往给予极为刻薄苛刻的评价，又如，他作为从小接受良好外文教育的polyglot，用英语写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知您怎么看这些传说，其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呢？
刘佳林：关于纳博科夫的这些传说，究其事实而言大都是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他这种姿态。与时下流行的那些毒舌的酷评人不同（他们可以归为纳博科夫所说的“高雅迷”或“庸人”），纳博科夫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抱着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表达观点的。他喜欢戳穿伪装，扯下面具，“旨在驱逐罪恶，拷住愚昧，嘲弄庸俗和残酷——而且施无上的权力于温厚、天资和自尊”（《坚决的意见》）。
纳博科夫从小接受很好的家庭教育，在学会俄语之前就学会了说英语，在剑桥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做了多年的英语家庭教师。但他真正开始用英语写作时，还是暴露出了非母语写作的种种破绽。他用英语写过一个自传片断，谈的是他的幼年与英国的关系，片断标题为“It is me”（是我）。博伊德说，“It is me”既不是地道的英文表达“It’s me”，也不是纯正派认为更地道的“It is I”。这说明，纳博科夫用英语写作并非轻而易举，他的巨大成功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勤奋努力，对此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多有记载。
您在最近的思南读书会活动上也谈到，纳博科夫教会您如何阅读，锻炼了您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我对这个观点很感兴趣，能否请您展开来谈谈？
刘佳林：我想通过《循环》这个短篇小说的阅读体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开头句是：“其次，他突然疯狂地迷恋上了俄国。”这种从思路中段进入的笔法让你惊讶，随后你注意到，主人公在咖啡馆回忆往事。一遍读下来，你大体明白的是，故事讲述了乡村学校老师的儿子因诺肯季叶与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的女儿塔尼娅朦胧的初恋，以及多年后他们在巴黎的重逢。一些细节也会吸引你，比如已成孀妇的伯爵夫人用脚尖挑起擦鞋垫的一角、从下面取出钥匙，比如塔尼娅把沾有唇膏的烟蒂放进用作烟灰缸的贝壳中。但结尾说因诺肯季叶感到不安，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塔尼娅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迷人，那么坚强。”这个句子把我们引向那个突兀的开头，重读随之开始。故事在再次阅读过程中有了新的光辉与意义，是回忆向深处的沉浸，也是世界向更清晰状态的敞亮。
循环反复的阅读最终让我们明白，主人公回忆生发的地点和时间是变化着的，从当下巴黎的咖啡馆到过去假期里的勒什诺，从三四岁时对那个贵族庄园的记忆，到几年后一个老农民的讲述促成的对前此记忆的修正等等。在这些重叠氤氲的记忆层中，几个显著的时间界碑是世纪之交、彼得堡的冬天、1914年勒什诺的夏天。故事的重心无疑是1914年的爱情，从6月结交到8月吻别。随后是浮光掠影的1920年代，在一堆人名中听闻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去世的消息；最终浮出记忆的水面，1936年的巴黎，邂逅伯爵夫人，与已婚的塔尼娅重逢，咖啡馆里再次沉入回忆……
“储存起来的秘密在黑暗和尘土中增长。”秘密的增长是随着我们对小说大量细节的注意和建立联系才得以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重读和联想建构让我们参与主人公的回忆和纳博科夫的艺术创造。过去的阅读习惯很容易促使我们发现，这段平民与贵族小姐的爱情有政治内涵。因诺肯季叶青春时期属于激进的左派，敌视贵族，对父亲在主人面前奴颜婢膝的样子很不齿；但另一方面，他也瞧不起底层百姓，蔑视又向往塔尼娅的生活。纳博科夫显然对这样的主题并不十分在意，他模糊了我们的立场，同时把这个故事引向俄国文学传统。我们从《循环》中听到了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声音，那个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也在假期到访贵族庄园，对贵族和下等人也持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态度，最终也陷入与贵族女子安娜·奥金索夫的爱情之中。
《循环》更是我们理解纳博科夫俄语长篇杰作《天资》的跳板。《循环》中影影绰绰的主人公在《天资》中获得了丰满又丰富的生命，流亡生活与俄国往事、科学探险与诗歌写作、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父子之爱与男女之情等等都被充分演绎。《天资》也通过首尾循环构成一个更大的“莫比乌斯带”，带给读者无尽的阅读体验和无穷的艺术享受。
纳博科夫说：“在生物自然进化中，如果猿家族没有异想天开，那么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人。”既然想象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决定性能力，阅读纳博科夫，也就是人类尊严之所系。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