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的流行文化工业中，巴黎的咖啡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售卖法国旅游的时尚谈资，一种可以把伪浪漫、假哲学和装时尚融为一体的文青腔。假如有人悄悄溜进山寨的“巴黎咖啡馆”中，在文青老板娘的柜台后面原来涂写着心灵鸡汤警句的小黑板上写上“巴黎咖啡馆是政治动乱的摇篮”、“密探与知识分子永远同在咖啡馆中”等句子，恐怕她在转身之际会花容失色、极度不安。是的，真正的巴黎咖啡馆不是那么轻飘就可以爱上的。乔·昆南说，在今天的巴黎，“作家、知识分子早就不来这些地方了——咖啡馆里都是观光客、装逼犯，打手枪的预科学校书呆子，还有你这种人——但是无所谓”（乔·昆南《大书特书》，168页，陈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什么“不去咖啡馆就没有去过巴黎”，太过煞有介事了。曾经的巴黎咖啡馆早已物是人非，没有了知识分子和密探、革命党和保皇派的咖啡馆，你来或不来，真的无所谓了。
热拉尔·勒塔耶尔（Gé rard Letailleur）的《巴黎咖啡馆史话》（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刘宇婷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也很容易被看作一部以巴黎咖啡馆为中心的文人轶事琐话，或者被看作很适合“带一本书去巴黎”的那本书。其实它远没有那么轻飘，当勒塔耶尔把一部咖啡史与法国近现代的政治史、艺文史和社会史捆绑在一起，让巴黎的咖啡馆与伏尔泰、卢梭、罗伯斯庇尔、德彪西、于勒·凡尔纳、海明威、凡·高、高更、莫奈、毕加索、萨特等一长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深知仅仅这样还是很表面和很肤浅的。于是他力图在书中提供更生动、更微观的观察和更深的思考。他对巴黎的热爱和熟悉并没有使他忽视历史叙事的严谨性，他在书中运用了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文献资料，虽然在运用材料和挖掘议题方面与研究新文化史的权威学者相比显得力有未逮，但毕竟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从书的内容结构上看，没有一张详细的地图，没有全书索引，对读者而言都是很遗憾的。
在全书开头，作者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出一个问题：巴黎的咖啡馆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的真正角色，我们今天都已经很清楚了吗？“咖啡馆框住了最活跃的对话、最激烈的争论和最喧闹的场景。它扮演着一个今时今日我们都很难揣测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记得那段可以追溯到1830年的话语： 诸位认为这里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国王吗？是贵族议会吗？是国民议会吗？真是幼稚！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于卖巧克力冰淇淋的城市广场，存在于台球厅，存在于林荫大道的咖啡馆里。”“司法案件的最终上诉由谁来审判？是最高法院吗？是咖啡馆！文学方面谁是权威？是法兰西文学院，还是《辩论报》？不，是咖啡馆，还是咖啡馆！”（见4-5页）1830年的这段话引自二十世纪初的文献（Lectures pour tous, Paris,Hachette et Cie, 1902, vol. 17, p. 256.），既是关于咖啡馆影响力的最为夸张的说法，也未始没有历史的真实依据，问题是那种作为舆论场的影响力、权威和权力的证据往往不是物化的、有明确因果关系的；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议题，它提供的更多是关于心态、象征、观念的思考。
在作者笔下，巴黎的咖啡馆承载着法国历史中的热情、冲动、激愤、革命和叛逆的那一面向，是一种独特的“记忆之场”。如果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角度捕捉咖啡馆的灵魂、故事和记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巴黎咖啡馆的政治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呢？早在1718年，德国著名旅行家若阿山-克里斯多夫·内梅兹在《旅居巴黎》一书中这样描写道：“一些学者经常会聚在鲁耶街上的另一家咖啡馆，一起讨论文学方面的话题，这家店就叫学者咖啡。记者们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谈论报纸上登载的国家大事。”（67 页）勒塔耶尔显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虽然没有集中地、详细地论述，但是给出一个比较简明的答案：“不知不觉地，老咖啡馆里的沙龙变得不再那么赏心悦目。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些洋溢着喜悦的脸庞，看不到多情的神父在那里撰写一首短小的情诗。十八世纪初的雅致渐渐地消失殆尽，话题转向了政治。人们激烈地争论，目光狂热，满脸阴谋家的神情。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大革命就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了。”“百科全书派为这场以‘理性’对抗‘传统’的‘圣战’已准备多时。”“到处都是针对法院和内阁政策失败的嘲讽，无论多小的一个事件都会在咖啡馆传播开来，精确到细枝末节。”（116页）“到了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咖啡馆成了异见人士聚会的场所。塞巴斯蒂安·梅西耶认为那里是‘无所事事者和穷人的避风港’”。（98 页）来自外省的绅士德·费里埃侯爵对此看得很清楚：“大革命就是在皇宫周围的咖啡馆渐渐酝酿出燎原之势的。人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打听，这种渴望交流的欲望使这些公民不断地聚集在这里。一人拿着一部宪法，自信地向大家宣称这就是革命的方向；另一人抑扬顿挫地朗诵着一篇时事评论；第三个人大声斥责内阁大臣、贵族和神父，为革命做舆论准备；而第四个人爬到桌子上，讨论起国家大事或是提出自己臆想的行政规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听众聆听，同意或是反对他的演说。”（117页）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为清楚地知道咖啡馆就是传播反对专制独裁思想的场所。他曾经说过，如果我是国王，一定会把咖啡馆都关了，因为来这里的人头脑容易发热，这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来说是很危险的；更愿意看到他们去酒馆醉生梦死，大不了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话说得太对了，问题是没有一个君主敢于这么做。在巴士底监狱档案里有成百上千份关于咖啡馆谈话的报告，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要冒进巴士底监狱的风险。从国王和政府的立场来看，派特务到咖啡馆去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可能不是“非常及时”的。当然，在咖啡馆的背后是法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咖啡馆不妨看作是一个竖立在屋顶的风向标。
当革命的暴风席卷巴黎的时候之时，被政治的热忱冲昏头脑、不安而又激动的人群占领了咖啡馆。“1784年，弗瓦咖啡馆搬到了黎塞留街皇宫的拱廊下面。最初来光顾这里的是神父、艺术家和贵妇。大革命乱势一起，这里就只剩下雅各宾派和保皇派。人们焚烧保皇派的报纸，庄重地烧毁教皇的偶像。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里的15家餐厅，29家咖啡馆，17家台球厅和18家游艺厅都在分享着巴黎人的革命激情。小巷里，阁楼的窗户里，年轻的姑娘们也在蠢蠢欲动。”（105-106页）“每张桌子都变成了一个演讲台，演说者站在桌旁即兴地高谈阔论，努力地劝说人们接受某个可笑的宗派提出的提案。1789年7月12日，在弗瓦咖啡馆，一名年轻的名律师卡米耶·德穆兰爬上其中一张桌子，手中擎着一把手枪，声嘶力竭地大喊：‘内克尔的免职就是又一次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爱国者的信号。在今晚，瑞士和德国的军团将会从尚德马斯出发来消灭消灭我们！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拿起武器！’”（103-104页）大革命时期的普罗科普咖啡馆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场所，马拉、丹东等人在这里秘密策划行动。“他们在煽动情绪方面简直是行家，他们试图操纵群众，聚集乌合之众。他们知道，如果想要打击当权者，即使制造一些小混乱也是有益的。这样既可以检验军队、团结资产阶级、评定警察部门的工作能力，也可以见识一下群众的革命热情。此后，他们分散到各地，逮捕并杀害异见人士，以至于最后互相残杀……1792年6月20日攻占杜勒里的命令就是从普罗科普咖啡馆传出去的。一群穿着衬衫、外套，戴着帽子的男男女女，举着刺刀、长柄叉、镰刀，蜂拥着，歌唱着，叫喊着，挥舞着，参加了这次运动。”（112页）在革命的热情之上还有革命的恐怖主义，“1789年恐怖时期的酒窖咖啡馆的屋檐下，坐着山岳派和科尔德利俱乐部的成员，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圣-朱斯特在互相厮杀之前曾试图重新改造这个世界。他们给‘反革命’定罪，即刻行刑，尸体被扔迸咖啡馆地下室一口深井里，杀人者也不会受到任何追究。”（113页）“在同样位于皇宫的克拉扎咖啡馆里，科莱·德尔布瓦多次主持召开雅各宾派的会议。他们筹备着在5月31日这天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他们大声叫嚷，争先恐后地站到桌上发言，提出动议，揭发反动派，并高声喊叫着‘处死他们’！”（117-118页）
有恐怖就必然有反恐怖。熟悉大卫创作的名画《马拉之死》的读者都会知道刺死马拉的凶手是一位青年女性，叫夏洛特·科黛，但是未必会想到她的刺杀行为与巴黎的咖啡旅馆会有一点联系。勒塔耶尔显然对这点联系颇感兴趣，因此在书中对此案有一大段描述。1793年7月11日，科黛进入巴黎之后来到老奥古斯丁街19号的天公咖啡旅馆投宿，向帮她铺床的服务生询问人们对马拉的看法，第二天问马车夫要到了马拉的地址，然后去科尔德利街18号刺杀马拉。最后，“天公咖啡旅馆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客人”（见125-126页）。应该补充的是，这位姑娘并不是保皇党，她只是反对马拉滥杀无辜，她在“革命法庭”受审时说自己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马拉，为了使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而她在革命前就是共和派。1793年7月17日，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革命时期的咖啡馆都有鲜明的政治标签，因此看一个人经常去哪个咖啡馆，就知道他是什么人：“瓦卢瓦咖啡馆的客人都是‘无药可救的’王权拥护者；夏特勒咖啡馆招待的都是‘炮手’；而联盟派则聚集在佩隆街角的咖啡馆；杜勒里花园的奥多咖啡馆里坐着边打毛衣边列席国民会议的平民妇女；图尔农街的艺术咖啡馆吸引着极端主义者：塞夫勒街的胜利咖啡馆则是温和派的聚会场所。”（118页）“在处于动乱和狂热之中的巴黎，咖啡馆简直就是一个个躁动不安的小王国。这里充斥着群众嘈杂的议论和革命的最新消息。人们在这里谋划着，每个咖啡馆都是某个党派的领地。丹东派成功占领了圣安东尼门一带，而马拉派则控制着圣殿大道的克雷岱咖啡馆、不明喜剧咖啡馆、诺曼底咖啡馆、士耳其咖啡馆、约恩咖啡馆、圆帆船和蓝日晷。”（118页）
当革命退潮之后，咖啡馆的氛围变得十分压抑。“这个时期也是普罗科普咖啡馆走向衰落的开端，从此开始一蹶不振，曾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办公桌’，自此沦为了多米诺和台球俱乐部。老板佐皮为了重整旗鼓，从1806年起与奥德翁剧院的艺术家们一起开办了一个文学沙龙，但是无法与18世纪轰动一时的文学集会相提并论。慢慢地，这个沙龙也变了味儿，人们低声细语避免谈及敏感话题。”（135页） 自从拿破仑·波拿巴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之后，控制舆论和打压异议人士是其巩固权位的基本手法，为此而在公共场所安排大量眼线，把公共议员经常出入的咖啡馆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做法暂时收到效果，人们在公共场合都尽量回避谈论一些会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危险话题（137页）。但是在文学的咖啡馆中，叛逆以嘲笑的方式继续存在，文学家的咖啡馆同样会激起政治的波澜。黑猫咖啡馆是蒙马特高地有名的文学咖啡馆，在这里仍然充满了辛辣讽刺和猛烈攻击，“人们嘲笑政府，嘲笑贵族，嘲笑人民。……于勒·勒梅特写道：‘这只猫令人激动不已，这是一只社会主义的猫，拿破仑主义的猫，是神秘的猫和俏皮的猫。它时而阴森，时而近乎浪漫，是一只非常有巴黎风格的猫，甚至可以代表整个法兰西。它以它的方式呈现了我们思想中可爱的混乱。’”（252-253 页）嘲笑通常就是从文学通向政治的栈道，尤其是在今天，一个失去嘲笑能力的人已经不配认识和从事政治。
可惜的是，在这本书中对1968年5月的巴黎咖啡馆很少提及，这无疑有点遗憾。雷蒙·阿隆曾经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坐在左岸的咖啡馆，眺望着圣母院的落日景色，脑海里翻腾着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冷雨菲菲的秋夜，我跨过圣米歇尔桥，也曾坐在位于波·圣·爵曼大街的FLORE咖啡馆，想起了雷蒙·阿隆关于“五月风暴”的描述——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扮演，知识分子加狂欢，大学生从思想宗师的著作中获得灵感——虽然他语带讥讽，而且承认自己无法对整个“五月”作出准确判断，但是他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他还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革命氛围下的广场和咖啡馆：“空想如烟云，梦幻如雾霾，氤氲泛滥，不可究诘，而人们却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空想与错觉，这的确是某种真实。问题是，在没有了空想和错觉的时代，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的时代，还有哪些年轻人会有过“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呢？还有什么比思想的季节和造反的季节与青春的生命更为合拍、更刻骨铭心呢？尽管队伍中总是鱼龙混杂、结局总是血染的风采，但是正如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总是使所有奴役别人的人不得安眠一样，“五月”的政治美学永远是对所有禁令与效忠、顺从与告密的审美嘲讽。当年的《费加罗报》有一位读者致信雷蒙·阿隆，认为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怀有偏见是不公平的。以上这段的很多文字是1992年10月我住在巴黎国际艺术家公寓时写下的，当时的心情还笼罩在悲情美学之中。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这位读者的话，真有无限感慨。时而听到有人配合政治的傲慢与自负，用轻佻的、嘲弄的口吻谈论法国大革命和“五月”，似乎唯恐拉丁区还没有彻底沦陷，真是太恶心了。这时只能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说的话来回应：“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说，巴黎就是一个大咖啡馆；他还说过，那些整天泡在咖啡馆里的人们透过那深黑色的液体，看到了革命的曙光。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巴黎就是知识分子的狂欢节，不管有没有黑色液体，革命的曙光总是会到来的。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