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应该算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红的政治明星了。自上任以来，他就通过日更twitter的方式发布“政令”，坊间称其为“推特总统”，部分媒体将其治国方式总结为“推特治国”。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和对手希拉里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竞选策略。希拉里把《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当作其主要的舆论阵地，而特朗普的主战场则在twitter。大选日之前，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一直低于其对手希拉里，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媒体支持，特朗普均处于劣势，但最终胜出的却是特朗普。特朗普借twitter的流行把那些被民调忽视的群体在大选日当天圈到了投票箱前。
有人说，这是由于新技术击穿了美国民主的漏洞，以至于像特朗普这样专横跋扈的“专制魔鬼”也能当选为总统，因为它唤起了民粹；但也有人说，这是美国民主的胜利，因为新技术打破了由传统媒体所垄断的舆论空间，为旧制度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问：民主制度到底怎么了？他到底是出了问题，还是有了新的发展？至于新技术，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它能把那么多被民调忽略的人群唤出来？
（一）民主的承诺
毫无疑问，在诸多人眼里，民主是一个享有美好声誉的价值观念。关于民主的诸多阐释中，最为显白也是最得人心的一种说法是“人民当家作主”，即一种古典式的平民民主观念。
古典观念之所以富含魅力，是因为它向人们提供了一番有关人人主政的美好承诺，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公民们享有平等且普遍的政治权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他们不因财富、出身等因素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并借此共同决定政治事务。然而，这番承诺在实践层面却是难以兑现的，尤其在“务实”的当代人眼里，甚至显得有点可笑。
原因有二：第一，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人口基数庞大，地域覆盖广阔，从效率来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具备让所有人同时参与政治事务的技术基础；其次，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不同个体组成，由于个体在认知和德性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同等的政治参与能力。
为了克服这两个问题，现代社会演化出了一套更为高效和经济的组织模式，即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采取的是一种代理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事务的安排由公民们选出的少数代表——而非公民群体——决定。就具体事务而言，公民们的参与机会少得可怜，几乎仅限于多年一次的选举。这一事实意味着，人民被排除在了政治之外，民主的价值根基遭到了动摇。
确实，现代民主政治中，人民的确不能广泛参与政治事务，但这不表示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仍旧需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之内，以至于不得不处在政治涉入（involvement）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人们对政治表现出兴趣，乐于谈资政治。这种政治涉入的状态是靠电视及网络等媒介维持的。在媒介的安排下，人民与政治人物被置入了一种“看”与“被看”的剧场关系中。作为一种广义的政治关系，它依旧能赋予人民影响甚至决定政治的力量。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杰弗瑞·格林把建立在看与被看关系上的“决定关系”称作目光式民主，并在《人民之眼》一书中指出，正是基于目光式民主的阐释，人人主政的平民民主理想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保留。然而，是这样吗？从直觉上判断，这种说法显得蹊跷。观看是一种被动行为，影响或决定却是一种主动行为，为何一种被动行为能带来主动的效果？如果观看行为能推动平民民主，那么他的动能来自哪里呢？
（二）观看的力量
留过学的同学一般都知道，美国课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演讲式课堂（lecture），另一种是研讨式课堂（seminar）。本科生的高年级课程及研究生课程多以研讨课为主，而本科生的低年级课程以及一些基础性课程则多采用演讲课模式。如果将课堂比作政治，那么研讨课就像日常经验里的声音式民主模式，演讲课则是目光式民主模式。
对学生而言，研讨课门槛较高，因为要求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所以学生除了要有一定知识储备外，还需知道如何发表意见，课堂上，老师只需完成穿针引线的事情；而演讲课则相反，学生参与的言语互动少，有时候几乎没有，整个过程，由老师负责主讲，学生多半坐着就行。虽然参加演讲课的学生相比参加研讨课的学生要无知得多，但并不意味前者好糊弄，对于老师而言，上演讲课的压力更大，付出的成本也更多。原因有四点：
第一，演讲课因为是以必修的基础课为主，老师无法回避；第二，上课时，老师必须从头讲到尾，中间没法停下来，期间无法利用学生发言来杀时间；第三，上课人数多，课堂气氛容易受影响，所有目光都聚集在老师一人身上，他无法隐藏，讲得好，学生不会表现得太积极，可一旦讲得不好，学生会立马表现得很消极；第四，学生没有太多知识储备，学习多是0到1的过程，所有细节都要靠老师理清，对于老师的依赖非常强。
这样的课堂秩序对老师提出了保持坦诚性的要求，即要求老师不糊弄、老老实实准备课程——我们可以称此为“坦诚性原则”。坦诚性原则并非明确成文，但它是隐性存在的默认规则，只要老师开课，他就会切实感受到来自规则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在上课前仔细准备教案、上课时使用各种手段吸引学生注意、课后复盘所有讲课细节，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增进自己对于所讲内容的理解，以便于更好地在课堂上发挥。
由于政治人物面对的政治环境和老师面对的课堂环境类似，所以他们也会受到坦诚性原则的约束，并被隐性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的目光。比如，政治候选人的公开辩论、政治领导者接受公共质询、总统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制度，他们并非自民主政治建立以来就有，也非民众说“要有”才有，而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为了回应民众目光的隐性要求而逐渐确立起来的规范性机制。
有诸多例子可以表明，民众目光的潜在力量其实要比一般人想象得大，比如开头所说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选期间，特朗普频繁地更新twitter，通过twitter发布消息，并且回应来自对手和媒体的质疑，他把自己更全面地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就这点而言，相比希拉里，他更愿意接受人民目光的质询，换句话说，更主动地顺应了人民对于坦诚性的要求，从而成功地把大量被民调所忽视的人群在大选日当天圈到了投票箱前。
当然，这并不意味特朗普本人比希拉里更坦诚，但是可以说明，民众目光和坦诚性原则在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确实一直在主政，只不过主政的方式是“看”。在过去，这种方式因为无声，所以遭人忽略，但是新技术的出现拉近了人民与政治人物的距离，以至于人民可以“清楚”、“具体”地看到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了，带来的结果就是，一种以谈资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行动给政治带去了动能。
不过，现实情况比理论描述模型来得复杂，目光能为民主带去动能不见得能把政治带入良性通道。众所周知，人民是易感的，面对政治事务是非专业的，所以在面对政治时，他们倾向于更多的关注人而非事，对于特朗普、奥巴马、希拉里等政治明星的好奇心也远远超过对于具体事务的。既然如此，人民是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影响的，若政治人物有意欺骗，通过煽动的方式误导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行私利，人民又有何办法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光式民主吗？
（三）目光式民主何以可能？
就理论上而言，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它能有效解决合法性和多元性问题，诸如投票、游说、商议等机制的存在，不仅能使政治权力得到人民的背书（合法性要求），而且还能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多元性要求）。所以，大多数政治学家在阐释民主制度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围绕民主的背书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来展开分析。格林把这类阐释方式统称为声音式民主理论，因为这类理论假定，民主实现的方式是：人民用声音表达诉求—政府用耳朵倾听诉求—政府通过立法落实诉求。
不过，声音式民主的实践有着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根据声音式民主理论，人民是统治者，政治的核心目的是去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但现实政治经常教育我们，满足人民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更不意味着对人民好。历史经验可以表明，一些旨在满足人民利益诉求的决策有时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例如，人民总是希望高福利、高保障、低个人所得税、少劳动，虽然政府可以通过推行全民医保、最低工资等政策在短期内满足人民的期望，但长期来看，势必承担巨大的财政风险，若财政陷入危机，公共服务就会立马失灵，福利和保障消失不说，还会引发经济危机与失业，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在其所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就指出，选民非但不是理性的，而且由于他们对现实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认识，选民最终的选择往往是糟糕的，事实上，选票本身就是问题。除此之外，政府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还会面临一堆实践性难题，包括：（a）政府的政策选项是有限的，但人民利益诉求却是无限的，前者不足以覆盖后者；（b）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但个体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不在乎公关利益；（c）人们易受情绪波动，难以通过讨论达成共识，等等。
这些问题注定了，政府不可能总是以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为目标，甚至将其列为自身行动的第一原则也不可能。所以，为了不被民众诉求所牵制，政府或政治领导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性，从而落实一些“有利于人民、对人民好”的做法。但是，声音式民主理论不能为政府的自主性提供依据，因为声音式民主假定人民是统治者，而政府只是服从者，后者的义务是去实现前者的命令。反过来说，若要让政府的行为超越服从，那么对于人民身份的定位势必要超越纯粹的统治者。在格林看来，做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承认人民同时也是被统治者即可。
承认被统治者的身份，政府就立马拥有了自主性，因为这相当于承认，低年级学生在知识方面是匮乏的，他们需要老师的引导。就日常的政治经验来看，人民在多数情况下，也的确处于被统治状态。被日常繁琐生活折腾得体无完肤的现代人无暇参与有专业性门槛的政治事务，作为政治门外汉的大众，在面对具体事务时，也只能两眼茫然，接受被统治的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只能做政治的观众，政治也只能成为他们观看的对象。
其实，这种观看关系才是人民与政治的常态关系，只不过一直以来都遭到了忽视，只要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它就能为政治实践注入新的力量，即，为政治代理人提供自主性，使政府有力量去做“有利于人民、对人民好”的事，而非单纯地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有理由相信目光式民主的。
不过，目光式民主不能单独存在，要其发挥良性作用，就需要声音式民主的配合，即依旧需要选票、商议机制的支持，因为由目光式民主赋予的自主性力量随时有可能演变成专断的任意性权力。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我们仍旧需要借助声音模式下的各种机制。这就好比，虽然年轻学生相对于老师而言，要无知的多，但老师上课是否用心，是否负责却是能被学生轻易感受到的，一旦老师表现出怠慢，无法及时回应学生在课后提出的问题，老师的能力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情节严重，就会被学生赶下课堂。
同样道理，虽然民众不懂政治事务，对于政治一脸茫然，但是他们能感受到政府的绩效，对于绩效的评定既不是就业率也不是GDP，而是人们切实的感受。只要人们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找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社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参与游行示威、公开反对，甚至抛弃现有领导人，即便就业率和GDP屡创新高，因为选民会用自己的感受去验证政治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的承诺。
（四）重新理解民主
民主之所以曾一度受到人们的追捧，是因为民主曾以人人平等为由向大众做出了人人主政这样的理想主义承诺，之所以民主后来又从被热捧转为遭冷遇，直到现在被人唾弃，则是因为他所承诺的人人主政迟迟不来。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出现严重的两阶化、不同阶层间的交流不断减弱、教育资源的分配日渐隔离、跨阶级婚姻的消失，美国梦已经沦为泡影。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衰退期内，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使得无论是民众还是学者，都对民主机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许多观察者眼里，组织架构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无论怎么解释都像是假民主，抛开民主的羊头，露出来的就是精英制的狗肉，即一种传统贵族制的变体。但是，代议制民主只是现代民主政体的一个面向，它是基于效率性和专业性原则发展出来的政治治理模式，虽然执政的是一小部分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将其余不执政的大多数人给甩出去。
正如格林所言，其实在任何情况下，人民都会处在政治之中，而且在媒体的作用下，他们会与政治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看似微弱，但有着强大的潜力，不仅能对政治人物构成行为上的约束，还会在关键时刻，转化成改变政治走向的显性力量。就这点而言，我们非但不该抛弃古典式的平民民主理念，还应该在目光民主理论的框架下，通过构建新的机制来推进这一理念的落实。
不过，目光式民主虽然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人人主政挽救平民民主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否认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能力，所以他否认了人们参与政治（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可能性。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和声音式民主理论一样，目光式民主理论依旧是在狭义层面理解政治，在最宏观的视角上处理政治这个概念。两种理论都把政治局限在与政府相关的事务，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政治就是决策、立法、行政等，后者将政治理解成政府人物的表现。正如人类群体是分层而居的，政治以及政治事务也是分层发生的。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广义的社群事务，就会意识到，家门口一条街道的设计、社区停车场的规划、宽带网线的铺设、邻里间的聚会、校园广场上的招聘宣讲、传教者在校园广场上的布道，以及图书馆的一场讲座，都可算作“政治”。相应地，所有与这些事务有交集的人，都可以算作政治人。
第二，对于政治能力的理解过于抽象。我们可以反问一下，政治参与能力是可以被化约的吗？一个人有能力参与朝鲜核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就意味着他懂得怎么去治理好一条街道吗？能够治理好一个学校，难道就意味着能够降低一个城市的犯罪率，亦或者是能够帮助非盈利组织筹款了吗？一个人知道如何进行商务谈判，就能做好政治谈判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不同人拥有不同政治能力并不是什么问题，政治事务的参与并不需要每个人对所有政治事务都了如指掌，而只需要对其所参与的眼前事务有切身的理解并且愿意付诸于行动即可，毕竟不同的政治人处理的是不同的政治事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与事务的“适配”，不过这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人人主政的民主承诺有望实现吗？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人主政。如果我们把人人主政定义为，每个人都参与最高层的政治事务，以广泛讨论、决策以及立法作为衡量标准，那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兑现所谓的民主承诺。但如果我们把人人主政定义为，每个人都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在不同层面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借此发挥其决定政治的功能，那么推进甚至实现人人主政就不只是一种可能，还是一种人类最为紧迫的方案（scheme）。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