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她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著有《大地》《龙子》《庭院中的女人》等作品。
整整80年过去了……1938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用如下的断言结束自己简短的领奖词：
“如果不以我个人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我就还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领养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有许多心理上的一致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今天，当整个中国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敬佩中国。现在，中国人民正团结在一起反击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有了这种对自由的决心（这决心深深地扎根于她的本性之中），我知道，她是不可战胜的。”
这不仅是充满激情的断言，还是充满智慧的断言。6年零9个月之后，这位美国作家对领养过她的大地的预言，不仅成为确凿的史实，还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在80年前，当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包括广州和武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城市都已经沦陷的情况下，这完全出人意料又似乎与文学毫无关联的断言，会在灯火辉煌的颁奖典礼上引起怎样的震撼？
被“身份危机”困扰终生
许多人都会记得，在20世纪的最后那20年里，正在改革开放的湍流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许多“盲点”，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其中的一个“盲点”就是：有着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仍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光顾？当赛珍珠充满信心的断言将我们带向历史深处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只是一个与民族自尊心相关的伪问题。事实上，瑞典文学院早在1938年（也就是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40年）就已经对中国开放。或者说，关于中国的声音，早在1938年，就已经通过一条异常曲折的路线，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里的一个“亮点”。
值得深思的是，赛珍珠一直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强烈批评者。因此，当时中国政府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拒绝参加她的颁奖典礼。也就是说，她关于中国“不可战胜”的激情断言，并没有当场被中国的代表听到。而因为赛珍珠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政权不共戴天的新中国，也将她视为政治上的异己，将她的名字和作品完全屏蔽在文化的视野之外。
也许赛珍珠本人对自己在中国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政治待遇并不感到意外。终其一生，“身份危机”一直是对她至深的困扰。从在镇江度过的儿童时代开始，赛珍珠就奇怪地感觉：当与美国人在一起的时候，自己的行为举止像是中国人；而当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自己的行为举止却又像是美国人。母语的状况通常是引发“身份危机”的最初和最强的因素。而赛珍珠不仅从小跟只会说汉语方言的保姆长大，她的父母也都能说流利的汉语。因此，汉语和英语都是她的母语。这种双重的母语结构，无疑是赛珍珠长年“身份危机”的温床。不过，这种特殊的结构也被因地制宜，成为了赛珍珠独特的写作过程和文学风格的基础。在成为美国的头号畅销书作家之后，赛珍珠曾经爆料自己的写作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汉语形成“初稿”，第二步再将这头脑里的初稿“翻译”成英语的定稿。
赛珍珠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写作和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用不注重形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甚至是一气呵成，也就是没有经过修改的过程。因此，“碎片化”以及叙述的不连贯和跳跃成为她写作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她作为传教士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熟读的《圣经》的熏陶，而在更大程度上则如她在写作的初期就反复强调的那样，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在颁奖仪式后的正式演讲里，赛珍珠以《中国的小说》为题，讲述自己的创作是如何从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吸收营养，而与西方文学没有任何瓜葛。她如此坚定不移地与西方文学划清界限，既是实事求是的表白，也是扬长避短的策略。在注重艺术探索的西方主流文学界，赛珍珠的畅销一直为文学精英不屑，而她的诺贝尔奖更是为文学精英不齿。
用平等视角呈现中国
从一开始，关于赛珍珠的作品就存在两种读法：一是“文学的读法”，一是“文化的读法”。而到了80年后的今天，这两种读法之间的区分就更为重要。文学的读法针对的当然是文本的艺术特性，这的确应该说是赛珍珠作品的弱项；而文化的读法则主要关注作品与各种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交流过程）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赛珍珠无疑是一座储量极为丰富的金矿。因此，今天重读赛珍珠，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读法上着眼。正因为这样，对赛珍珠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这一狭隘的视角，而应该从她是“中美文化的桥梁”（尼克松对她的评语）这样的广角切入。
作为“中美文化的桥梁”，赛珍珠的创作能够给读者带来许多的思考和冲击。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思考和冲击似乎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比如前面提到过，赛珍珠自称自己的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个从汉语初稿到英语定稿的翻译过程。这样，在最终的英语作品里自然会留下汉语的痕迹。通常的看法是，这一类痕迹会妨碍英语读者的阅读。而赛珍珠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作品里保存汉语的原汁原味，而不是去顾及英语读者的感觉。
著名的例子是她曾经不顾出版商的强烈反对，坚持将“我的妈啊！”（并且生硬地直译为Oh，My Mother！）这样的感叹句保存在作品里。还有，她特别习惯使用中国的人名，并且是按中国姓先名后的顺序使用，这不仅反映出她有优质的汉语语感，也反映出她对中国人的尊重（她原来也一直准备用《大地》主人公的名字Wang Lung做小说的名字）。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里抨击西方文学里的殖民主义倾向。而赛珍珠远在殖民主义依然盛行的时代，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就在用创作的实践彻底地清除殖民主义的精神污染。她关于中国的观察不是来自俯视，更不是来自蔑视，而是来自平视。她是第一个用平等的视角呈现中国的西方作家。她是第一个有胆识不仅不去讨好读者，反而还要用汉语的原汁原味逼读者就范的西方作家。她作品持续的畅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双赢”的奇迹。
扫除一切“优越感的恶臭”
对于赛珍珠的人生，也存在着“文学”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读法。她不是与她同时代写作和出版并在她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或者福克纳，她也不是继她之后（55年之后）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对她人生的关注，也应该立足于“中美文化的桥梁”这一无人取代的文化特征。我相信这就是最著名的赛珍珠传记（出版于1996年的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作者彼得·康恩（Peter Conn）会在书名里凸显“文化”一词的原因。
从文化的角度，赛珍珠的人生会引导我们去思考，她的“身份危机”怎样影响了她对中国的呈现，以及她对中国的呈现为什么能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其不意地击破“偏见的长城”成为头号畅销书的原因，以及这种呈现如何为斯诺的《西行漫记》在美国的流行奠定了心理的基础，并且时至今日仍然在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除了这种桥梁的作用，赛珍珠还是美国民权运动和世界女权运动的先驱，还在保护智障儿童权益等领域做过开创性的贡献……她的人生是大于文学的人生，她的影响是超越文学的影响。
出版于2009年的赛珍珠最新传记（Pearl Buck in China）的最后一章，以《“优越感的恶臭”》（The Stink of Condescension）为题。在我看来，这个出自赛珍珠本人之口的词组，正好是赛珍珠人生和作品的关键词。赛珍珠整个的人生，就是向“优越感”发动的一场持久的战争。她向所有的“优越感”开战：种族上的“优越感”、宗教上的“优越感”、语言上的“优越感”、性别上的“优越感”、文化上的“优越感”、政治上的“优越感”……而赛珍珠全部的作品，就是与“优越感”那一轮又一轮的恶斗留下的遗迹和见证。她赢得了所有战役的胜利，她也赢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就像她在1938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对中国的预言一样，赛珍珠本人也是“不可战胜的”。
然而，还在襁褓里就随父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过将近36年的赛珍珠，最后却没有为自己赢得再次踏上中国大地的机会。她在尼克松对中国历史性的访问之后的一年谢世。这时候距离她自己彻底离开中国的日子已经将近30年了。从她墓碑上的一个细节可以想见她对那永远的失去的懊悔：那里只留着她鲜为人知的中国名字，而没有她家喻户晓的英语名字。
不，那不是懊悔，而是一个预言，一个“中国”的预言，就像她在1938年12月10日做出的预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