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刊载于1948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
朱自清（1898—1948），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凡接受过学校语文教育的人，对其都不会陌生。当然，朱自清的散文成就，并不是其学者生涯的全部。
作为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在文学研究、中文教学等方面，都卓有创见，曾撰写、发表过大量相关著述。《朱自清全集》中就辑有大量此类著述，为全面认识与评判朱氏学术成就，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素材。不过，全集不“全”的状况，在《朱自清全集》中依然无法避免，或因年代久远，或因文献散佚，总是难免有遗珠之憾。
北平《世界日报》于1948年2月16日，曾刊载过一篇朱自清的讲演稿，题为《文学考证与批评》，就尚未辑入其全集，是为“集外文”。翻检朱氏年谱及相关研究著述，也没有任何记载，国内尚未有研究者提及，当属“佚文”之列。因其独具研究价值，在此酌加整理，部分内容如下：
学习文学旧的传统和新的方法不一样。从前人学习文学有两个办法：（一）念——就是诵读。旧文学主要是诗，有一句俗话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事实上，熟读几十首也就够了。其次是文。古文也是要读得烂熟。五四时代，革文言的命，认为念古文时摇头摆尾，样子很难看。白话文念起来不能摇头摆尾，要摇也摇不上，摆也摆不起来。诵读于是蜕变为朗诵。（二）解释——旧文学属于四库全书里的“集”部，集部很少考证，因为认为价值不如经、史、子。现代的人不喜欢旧文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距离太远，一方面是语言问题。旧文学的解释也是用文言，所以一般人没法看懂。但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翻译成白话，看的人倒很多，可见语言问题很重要，不完全是由于生活的隔离。要想改变，就要用白话来解释古文学，或是索性翻译出来。
学习文学的新的办法：这就说到了考证。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考证的应用很广泛，尤其小说方面，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有人考证，胡适曾经以考证经学的办法来考证小说，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一篇小说的背景、版本和语言，这办法是受西洋的影响。文学的地位大大地被提高了，不但古文学要考证，例如鲁迅的一篇文章也要发生考证文题，这表示把文学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应该注意考证，进一步要加以解释。就文学以外的范围举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究先秦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方法，这是批评性的解释。文学也应该如此。许多人研究杜甫，因为杜甫的时代虽然远，但是情景和现在相近，他的精神仍然是现代所需要的，所以解释以外应该有批评，只有考据是干燥无味的。
……
1948年2月15日，朱自清登上讲台，为青年学子们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应当说，这样的讲演在当时的国文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在大学生文学创作方面，是颇具独特眼光的。
朱自清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特性，深入浅出地概括为考证与批评两大新特点，并将这两大新特点的来龙去脉、功用效能阐示得一清二楚。为在座的以文学为志业的大学生们，指明了从事文学创作应具备的三种基本素质——研究、解释、批评。
讲演中提到胡适、鲁迅、郭沫若，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文学领军人物，他们在文学研究、解释、批评方面既是开拓者、佼佼者，更为后来者提供了广阔的新文学领域。在朱自清看来，新文学领域大有可为，国文教育的领域也随之拓延，而国文系的学生理应在这一新领域里做出新成绩来。其“通才”教育理念，更是对文学专业提了严格标准与终极目标，这一理念即使放到如今的大学中文教育中来看，也并未失效与落后。恰恰相反，我们还差得很远。这当然是朱自清的卓越洞见，更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应当多加反省与反思的。
1948年是朱自清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年。就在这次讲演之后不到半年时间，这一年8月12日，他因胃溃疡恶化病逝。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有一些零星文稿撰成发表，甚至还有文章选集出版，如《标准与尺度》《语文零拾》《论雅俗共赏》 三种，但始终未能将此次讲演的内容整理出版。究其原因，恐怕一方面是因为身体不适，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整理过往文字，难免会有一些遗漏；另一方面则是因参加各类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抗议活动，而耽误了相当多的治学相关工作，更无暇来着手这次讲演的整理工作。
据现有的《朱自清年谱》来考察，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在国文教育、文学创作的“纯学术”层面的公开讲演。我想，当年聆听过这次讲演的大学生们，无论最终是否走上“通才”式的文学道路，都会对这“最后一讲”或“最后一课”深有感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