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本文作者珍藏的鲁迅半身像藏书票。右图藏书票背面有巴金签名手迹。
在我的藏书票中，最珍爱的莫过于一枚由版画家赵延年创作的鲁迅先生半身像藏书票，木刻墨印与温润雪白的宣纸黑白分明，加之鲁迅先生冷峻的神态和轮廓分明的头像凸显出了木版画的“力之美”。此票更为珍稀之处是背面有巴老签名的手迹，如何得来，还有一段趣事呢。
1996年12月19日，巴老得知第二天上海图书馆将举行新馆开馆仪式，委托我把几天前让家人带到医院的全套德文版《斯托姆全集》（1917年版）作为贺礼捐给新馆。上图的工作人员面对着巴老馈赠的这套羊皮封面精装版《斯托姆全集》格外感激，向巴老回赠了纪念封、书签和藏书票，巴老对这些不起眼的小纪念品非常喜爱，尤其对鲁迅像藏书票更是爱不释手。我心想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今，巴老仍孜孜不倦地在追求“甘于奉献，不求索取”的人生乐趣，真是难能可贵，这正是对鲁迅先生“甘为孺子牛”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啊。如果请巴老在这枚藏书票上签个名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巴老答应了，他缓缓地接过藏书票，面对着鲁迅像端祥了许久才在背面用笔签上了名，并让护理员小吴钤上章以示郑重。盖章时我无意中看到这枚小铜章的边款上刻有“靳以送”的字样，篆刻者是钱君匋，我猛然想起靳以与巴老同是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抬棺人，而钱君匋又曾是鲁迅生前译作《文艺论》等三本书的装帧设计者。无意间，几位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化人就这样“凑”在了一起，是巧合还是天意，不得而知。过后，巴老对我说，如把字签在先生身上，这样就不太尊重了。话语里听得出他对鲁迅先生发自肺腑的敬爱。
巴老对鲁迅先生当年的热情扶持记忆犹新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巴老每年到杭州，边工作边养病，少则十余天，多则数个月。无论是下榻在创作之家还是柳莺宾馆或汪庄，他都会让家人把居住在杭州葛岭的老友黄源接来相见。他俩坐在一起，忆友人，聊家事，也谈《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出版的进展情况，但每次谈得最多的话题还是“鲁迅先生”。1994年10月16日，黄源来到柳莺宾馆同巴老会面，那天，与巴老坐在一起的黄源伸出手，轻轻地在巴老的手背上拍了拍笑着说：“上世纪30年代，我每次从鲁迅家出来，总要顺道到你在虹口的住处聊天至深夜，深谈对鲁迅先生的感受，那时你的精力旺盛，一夜能写出一个短篇来。”话语不多的巴老听了笑着说：“现在不行了。”我站在边上望着当年给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抬棺人中仅剩的这两位，虽都已是九旬之人了，但只要一谈起鲁迅先生，精神也明显好多了。停了一会，黄源又说：“你还为先生编辑出版过一个小说集。”巴老听后点了点头。他虽然与鲁迅先生只见过十几次面，但对先生热情支持扶植他和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1934年，鲁迅将日文版果戈理的《鼻子》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译文》第一期后，心中一直存有译《果戈理选集》的设想。时任《译文》编辑的黄源知道鲁迅曾向日本丸善外国书铺购买果戈理的德文译文本而最终没成，一次，他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旧书铺中偶然发现了一部16卷德译本《果戈理选集》，就花了18块钱买了下来，并在第一册写上“鲁迅先生惠存”送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执意要付钱给黄源，两人僵持不下，最终鲁迅接受了签名的那一册，其余的还是付了15块钱给黄源。
得到这套选集后，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选集》的愿望更为迫切了。他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谈道：“日前得德译的一部选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为了早日能圆鲁迅的梦，黄源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了刚从日本回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和经理吴朗西，热衷于为别人出作品的巴金与吴朗西一致同意出版《果戈理选集》和《译文丛书》。黄源把这个消息告诉鲁迅，鲁迅听后随即同意将《译文丛书》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请黄源出面在南京饭店正式商定此事。
1935年9月15日，鲁迅偕夫人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还有茅盾、胡风、黎烈文、黄源、巴金、吴朗西、傅东华十人一起聚餐，在席上确定了《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的《死魂灵》作为译书第一部首先出版等事宜。
席间，巴金没忘向鲁迅约稿，他告诉鲁迅打算出版《文学丛书》，第一集想出鲁迅作品集的计划，鲁迅当场答应了下来。数天后，他就把这本集子的名称和内容通知了巴金，并告诉巴金还有几篇待写出来后再寄给他。此事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的《随想录》中还提及此事：“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下决心向先生学习。”这本书就是鲁迅先生生前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
在同鲁迅交往的几年里，巴金敬佩鲁迅的为人，他亲身感受到鲁迅对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努力奋斗的年轻人都非常信任，并引以为友，当别人在他面前无端指责勤奋工作的年轻人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加以保护。
1936年春，正值国难当头，巴金和黄源为了进步文学的发展同鲁迅的交往多了起来，关系也日益密切，却遭到了徐懋庸等人的横加指责。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称：“先生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集合在先生左右的‘战友’，竟然包括巴金和黄源……”此时，重病中的鲁迅患肺结核引起了胸膜积水，命在旦夕，但他仍托冯雪峰根据他的意见拟稿，写出了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初稿拟成后，鲁迅抱病在信上加以补充修改，驳斥了徐懋庸的言论，在信中还专门加注了：“……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两个月后，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相逢时难别也难，每次黄源带着对鲁迅美好的回忆起身告辞时，巴老都会在旁人搀扶下相送，这回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一回到房间，还喘着粗气的巴老便让护理员小吴取出那本锦缎封面的册页，取过粗笔在首页上意犹未尽地写下了：“第一次和黄源见面在1929年，于今年65年矣，想说的话很多，但坐下来握着他的手，60几年的旧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里，我只想着一个人，他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1994年10月16日河清（即黄源——作者注）来访，临别送他到大门口，几次握手之后回来为小吴写了以上的话。”
巴老把鲁迅先生比作照亮道路的明灯
在鲁迅先生去世后的日子里，守灵、出殡抬棺、迁墓、祭扫和各种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中都能看到巴金忙碌的身影，在他撰写怀念友人的文章中，也数回忆鲁迅先生的篇数最多。在文中，他把先生勇于解剖自己、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和把心交给读者的言行，比作照亮道路的明灯和学习的榜样。其实他对先生的此番评语，我看用在他本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晚年，巴老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讲真话的书——《随想录》，在创作过程中，他不仅面对身患帕金森病的困扰，还得应对来自极“左”势力的种种阻挠。
1981年9月，为配合鲁迅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巴老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此文收入《随想录》第七十二篇）的文章。可是，巴老万万没想到发表出来的文章经过“刀斧手”的多处删节已面目全非，甚至连鲁迅先生说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被大笔一挥给勾销了。巴老看到这种对鲁迅先生大不敬的行为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专栏编辑潘际坰（此文没经他手，他在京休假），在信中说道：“……关于《随想录》，请你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50多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知道……”
巴老怀着“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凛然正气，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奋笔疾书写就了一篇名为《鹰之歌》的文章（此文没给专栏刊登，专栏只能在空框中用“第七十三篇存目”字样，行话称“开天窗”）。在该文中他引用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说，他愿像一只“胸口受伤、羽毛带血”的山鹰，当不能再飞到天空翱翔时，就走到悬崖的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以此表明心迹：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决不会使他保持沉默。巴老坚持着鲁迅先生的“接触到原则问题，决不妥协”的准则，维护了人格的尊严，受到了香港读者的关注和尊重。
过了一段时间，《大公报》社一位负责人向潘际坰转达了领导的意见：“为什么要删改？而且事先又没征求过作者的意见？”潘际坰听了哭笑不得，耸了耸肩膀，无奈地用英语回了一句：“你怪我，我去怪谁呢？”就这样，一场闹剧草草收场。
巴老高擎鲁迅先生的精神旗帜走到了永远
巴老心底一直存有去绍兴参观鲁迅先生故居的愿望，从黄源的来信中得知他同楼适夷到鲁迅家乡参观的情况后，巴老很是羡慕，在回信中说：“我去过杭州多次，却没有到过绍兴，真是遗憾，将来总得去看看……”
1983年10月9日，巴老因左腿骨折住院八个月后，刚出院，他就让女儿小林和女婿祝鸿生陪伴，与黄源、黄裳一同来到绍兴鲁迅故居。他拄着手杖高兴地同老友在“百草园”合影留念，还坐在鲁迅读私塾时坐过的座位上回忆自己孩提时代念书时的情景。他拿起桌上一把塾师用过的戒尺风趣地说：“谁不用功读书，要打手心啰。”说完，巴老笑得合不拢嘴，还用手摩挲着当年鲁迅在书桌上刻下的“早”字，无限感慨地说：“鲁迅先生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当他和大家一起步入客厅时，被悬挂在中堂两侧由书法家费新我书写的对联所吸引：“千古亮肝胆，一生硬骨头”。这掷地有声的字句，不正是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最好评价吗？也是巴老创作《随想录》时需要的勇气和胆魄。临别，巴老为鲁迅故居欣然题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时光荏苒，巴老离开我们已十载有余，但有一幅感人的画面始终清晰地在我眼前显现：在杭州汪庄的二号楼大堂里，小林同已90多岁坐在轮椅上的巴老在一起，小林手拿一册不仅薄而且是小开本的书，而巴老口中念念有词。这本小册子在巴老心中分量很重，每次到杭州总不忘带上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一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题写书名的《鲁翁诗抄》。只要巴老身体允许，几乎每天父女俩都会背诵鲁迅先生的诗，久而久之，巴老把集子中的所有诗篇都能流利地背诵下来。每到此时，边上的人都会赞叹巴老的记忆力。而我认为，巴老到了垂暮之年，病痛使他的手无法拿笔写字，眼睛不能读书看报，他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践行着60多年前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上，面对鲁迅先生的遗体所作出的“我绝不忘记先生”的承诺。
沧海桑田，巴老高擎鲁迅先生的精神旗帜走到了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