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生日是1899年2月3日，正是腊月的小年，一般每年这个时候中国老舍学会和北京的老舍读者都会去老舍故居聚一聚，一起过年。前段日子到西郊宾馆参加“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暨第八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议论文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假如老舍这个地道的北京人陪我们过春节会是什么样？
老舍曾经完整地记录过从除夕到元宵的老北京春节流程：“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听戏……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象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种带有强烈民俗色彩的叙述，保留了地方性文化的印记，简直可以当作地方志来看：“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想象中和老舍一起过年：早上我们会先去护国寺吃个小吃，那里是老舍出生和小时候玩耍的地方，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焦圈儿、门钉肉饼再加一碗豆汁儿，已经够饱了； 溜达经过方家胡同小学，那是19岁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没多久的老舍曾经做过校长的学校；然后到灯市口丹柿小院去吃个火晶柿子，院子是1950年老舍用美国汇来的五百美元稿费买的，院中的几棵柿子树到现在每年还结红红的果实。中午就到对门不远的四季民福烤鸭店吃午饭，然后去大栅栏找个茶馆就着大碗茶听说书，晚上龙潭湖公园就有灯会，不必老远去妙峰山赶庙会。这是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中构拟出来的充满温情的场景——作为文化母题与象征的北京，在老舍那里，从来都是怀旧与期望、虚构与抒情的产物，毋宁说是一种“心象”。
现代文学以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老舍更熟悉北京、更热爱北京文化，更能够代表北京普通市民的道德情感结构与观察世界的眼光与态度。作为一个出生于北京并且深受北京文化影响的北京旗人后裔，老舍尽管在后来几度出游海外，漂泊川鲁，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北京无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背景、环境乃至叙事主角，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的文化中心、文学市场乃至意识形态想象的根源，无疑都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可以说老舍的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北京情结”，并且通过北京意象的营造，在写实中象征着整体中国文化，它内在地包含了地域、族群、文化的要素，融合了历史、传统、社会、时代、伦理、道德的多重意义，使得北京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承载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任务，同时也是表述与被表述的主体。
老舍对于北京的文学书写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这在大多数老舍有关北京胡同平民生活题材作品中都可以寻见；二、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这样人与都市关系的作品，北京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三、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如《离婚》和《四世同堂》，北京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为象征性的能指。可以说老舍承接了清末民初京旗作品如穆儒丐的《北京》、王冷佛的《春阿氏》、松友梅的《小额》及一批“新鲜滋味”小说等的遗产，在广泛吸收平民曲艺并融合西方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今日所谓“京味文学”的题材、格局、基调、风格与美学，且开启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的一系列新京味小说。
几代帝京、五方杂处、数族混居的北京，其文化构成因素斑驳陆离，而面临着20世纪文化的新旧融合、古今碰撞、中西会通与多族涵化，各类因子千丝万缕地交错纠结在一起，作为多种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交锋对撞、折冲樽俎之地，更是被聚焦的中心。有关北京的文学书写与文学想象，近现代直至当下都不绝如缕，与老舍同时代的林语堂、张恨水、梁实秋等都有关于北京的记忆与描绘，但是唯独老舍将其作为持续性的主题。这背后隐藏北京地方性与旗人文化之间彼此互渗的联结。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的首都，是中国多民族混杂的城市，与旗人之间的关联尤为特殊，构成了“北京土著”老舍的文化母体。而老舍则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使人得以窥见彼时北京的风貌情状与世态人心，更主要的是可以看到在经历诸多波折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和文学艺术界领导人物之一的老舍，对于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在《离婚》、《四世同堂》里，老舍关于北京文化进行激切沉痛的批评，北京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喻。在面临西方现代性对于本土民族性的冲突时，《断魂枪》、《老字号》里对于“传统”的丧失无疑也是念兹在兹。连“猫城”一定程度上也是北京的缩影。在关于北京的“心象”中，地理经验与自我认同之间紧密连接，城市与人的血肉一样的联系得到升华。老舍不厌其烦地将北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个案进行微观解剖，一贯延续了他的文化启蒙的主题。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北京及北京文化作深度的剖析，是为了寻求一个文化现代的北京，这种文化现代性中包含了多元、调和与温情，及至今日，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