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己亥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己亥年有关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龚自珍的 《己亥杂诗》。这组诗共315首，作于道光十九年己亥，即一百八十年前的1839年。那一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决定辞官南归，这组诗即是途中所写。组诗第14首有云：“钟簴苍凉行色晚。”当然是在说自己辞官时的些微仓皇、些微颓丧，然而也未尝不是关于清王朝的一种浩叹、一句谶言。这使龚自珍的己亥之行带上了苍凉的底色。
一、辞官时的心绪
1839年夏，龚自珍从京城辞官南归。据《己亥杂诗》的自注，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龚自珍的行程：四月二十三日出都，向同僚故友辞行，沿陆路南下；五月十二日抵达江苏清江浦，即淮安府境内，稍作逗留后继续南行，相继历扬州、镇江、江阴、秀水、嘉兴等地；于七月初九抵达杭州，在杭州逗留一段时间后，回到昆山县的个人住宅羽琌别墅；然后于九月十五日北上接眷属；九月二十五日抵清江浦；十月初六渡河而北，经曲阜，抵固安；十一月二十二日，偕眷属出都南归，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昆山县。《己亥杂诗》大抵即作于这一往返行程之中。
龚自珍生平屡次表示要“戒诗”，但这类话照例不可信。这一次却很有些特殊。次年即1840年，龚自珍在《与吴虹生书》中曾提及这组《己亥杂诗》，略云：“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验之龚自珍诗集，此前的几年中确实作诗不多。己亥出都，“忽破诗戒”，与他的心绪有关。《杂诗》第6首有云：“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显然，他对于京城官署是依依不舍的。此种依恋，其来有自。
过去，有些学者依“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一句，认为龚自珍虽然先知先觉，但身上还是不脱资产阶级改良者的那种弱点、媚骨，对帝王抱有幻想云云。这种看法往往只有极简单、极粗暴的一点意识形态皮毛，论人论事缺少“同情的了解”，实在不得要领。一来，一个人眷念往昔的峥嵘岁月，是再正常不过的；二来，诗人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当然很看重自己的事功。实际上，诗人对自己得以效力朝廷颇为感恩。《杂诗》第3首：“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第12首：“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鐀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都是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诗》第11首：“祖父头衔旧熲光，祠曹我亦试为郎。君恩够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这是说自己的祖父龚敬身曾官礼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父亲龚丽正曾官礼部主事，两人的姓名官衔都写在了礼部题名记中。《杂诗》第10首云：“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自注：“先大父宦京师，家大人宦京师，至小子，三世百年矣！”由此看来，龚自珍祖、父二人皆官礼部，且诗人自幼多在京城生活，“三世百年”，辞官出都之日怎么会无动于衷？
龚自珍在戊寅年（1818）中举之后踏上仕途，大部分时间出任区区内阁中书一职，至今已经二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杂诗》所谓“出事公卿溯戊寅，云烟万态马蹄湮”。辞官虽说是一种解脱，但对于看重事功的士大夫而言，又总是带着苍凉与不甘。所以，诗人才浩叹：“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不用说，自己的家世、生平以及辞官时的那种彻骨苍凉，刺激了龚自珍的诗兴，促使他破了“诗戒”。由此，《己亥杂诗》三百余首滔滔汩汩，流泻笔底。
二、行程中的友人
既然因己亥辞官之行而“忽破诗戒”，《己亥杂诗》不可避免地带有缅怀平生、总结平生的性质。但又不必拘泥于此。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不可笔之于诗。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诵《己亥杂诗》中的一二首名篇。但是，如果精读《己亥杂诗》，我们就会发现，龚自珍在途中乃是一路应酬过去的。
北京出发时，龚自珍先后与吴葆晋、朱雘、黄玉阶、汤鹏、陈庆镛、何绍基、何绍业、潘谘、裕恩、周之彦、王继兰、托浑布、刘良驹、桂文灿、丁彦俦、戴綗孙、奎绶、黄纕云、江鸿升、步际桐、僧唯一、许瀚、吴式芬、徐松等同僚故友别过，每次相别都有诗作。这些人除了官员、僧人等显著身份之外，大部分都各有所业，遍及诗人、书法家、画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史地学者等各个领域。这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龚自珍之所以对京城有所眷念，这些精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故此，每一首诗也几乎都是由衷的感慨，富于人间气息。告别潘谘时写道：“少慕颜曾管乐非，胸中海岳梦中飞。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告别王继兰时写道：“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别有樽前挥涕语，英雄迟暮感黄金。”告别托浑布时写道：“三十年华四牡腓，每谈宦辙壮怀飞。尊前第一倾心听，兕甲楼船海外归。”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这些诗向我们展现了龚自珍出都时的那种难以排遣的心绪，雄奇而又苍凉。
出都以后，过了河北、山东，进入江浙境内，龚自珍又先后别过新旧友人。在家逗留一段时间后，重新北上接眷属，途中亦复如是。途中迎送友人亦多赫赫之辈，如何俊、卢元良、阮元、秦恩复、邵廷烈、魏源、陈杰、谢增、段果行、沈锡东、李兆洛、陈延恩、盛思本、裕谦、江沅、王寿昌、曹籀、徐楙、王熊吉、陈春晓、严小农、黎应南、陈奂、包世臣、王大淮、孔宪庚、方廷瑚、陈希敬等人，多是山东、浙江、江苏人士。新旧友人的畴昔种种，以及各人所涉领域的不同，都使诗人的灵感与至情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在前去接眷属途中经过曲阜时，知县王大淮设宴款待了龚自珍。王大淮是龚自珍的庚午科（1810年）同年举人，那时是嘉庆十五年。龚自珍突然想起了“嘉庆文风”，他在诗中写道：“嘉庆文风在目前，记同京兆鹿鸣筵。白头相见冬山路，谁惜荷衣两少年？”在全部《己亥杂诗》中，这首诗算不得醒目。然而“嘉庆文风”四字后，而继以“白头相见冬山路，谁惜荷衣两少年”，颇使人生一种怅惘之感。道光十九年己亥，去嘉庆不远，但又似乎很远。这种感觉当然是很个人的，不必有任何深意。但是，按照一般的历史叙述，嘉庆与道光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色调，一个据说是盛世的余光，一个是衰世的开始。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龚自珍己亥之行忽然吟了这么一首诗。难免让人感慨。
三、《己亥杂诗》的另一面：三段情史
整组《己亥杂诗》都依稀闪烁着微茫、敻谲、古艳、悱恻、雄奇等种种情调。对龚诗的这种风格，我曾抽取他自己诗句中的文字来加以概括：集“玉想琼思”、“唐愁汉恨”、“水瑟冰璈”、“楚骚汉艳”于一身，几乎达到了文字表意功能的极限。这也是晚近黄遵宪、南社诗人乃至文学史家痴迷龚诗的原因。龚自珍思想的深邃是迷人的，就像梁启超说的，初读龚自珍的文字，“若受电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龚自珍的思想迷人，不如说是他的语言文字的风格迷人。在己亥之行中，他把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随心所欲。当然，要指出的是，我们常常震惊于龚自珍的思想，还有那时的家国忧患，却忽略了很多别的东西。《己亥杂诗》并不全然是家国隐忧，里面还有龚自珍的三段情史，两段发生在己亥年，一段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这一题材，完美融入了组诗的情调色彩之中，有将近50首。
诗人一路南下来到清江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灵箫的风尘女子。诗人是这样写她的出场的：“大宙东南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箫声容与渡淮去，淮上魂须七日招。”东南各省寂寥已久，因一个女子而变得璀璨起来，或者说，只为了等待一个女子的出现。这是何等的浪漫。辞官南归的诗人流连于此，灵感喷薄而出，“未免初禅怯花影”，“撑住东南金粉气”，“鹤背天风堕片言，能苏万古落花魂”，“盘堆霜实擘庭榴，红似相思绿似愁”。而最出名的当属这一首了：“风云才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英雄迟暮的诗人已经疲于宦海，才略消磨殆尽，只沉迷于温柔乡中的女子。可是，女子生怕他将平生英气真的消磨一空，于是在梳洗的时候，特意卷上窗帘，引导诗人望着不远处的黄河。为什么是黄河？因为黄河澜翻不穷，泥沙俱下，代表了一种英雄气象。这真是浪漫的极致。
到了扬州时，龚自珍又遇到了小云，另一位青楼女子。诗人这样写她的出场：“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我总认为，“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比前面写灵箫出场的那句“大宙东南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更加可爱。而到了杭州，诗人悼念了一位往昔的故人。这位故人是杭州的一位女子，似乎在前一年即1838年病危。诗人并未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诗人是知道她病危、病逝的消息的：“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等到了杭州以后，诗人只能看着她生前的小楼，梳妆的镜子，想着她曾经的生活与足迹：“小楼青对凤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间。今日当窗一奁镜，空王来证鬓丝斑。”诗人更进而哭诉道：“天将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时。冰雪无痕灵气杳，女仙不赋降坛诗。”好一句“生死湖山全盛时”！
《己亥杂诗》固然是伟大的作品，但伟大是方方面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思想的深邃或者时代的寓言之类。缺了“红似相思绿似愁”、“初弦相见上弦别”、“生死湖山全盛时”这些绝代销魂的诗句，恕我无法想象它的伟大。
《杂诗》的最后一首说：“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营造了一个抄录完诗文后在深夜里挑灯孤坐的诗人形象。江山寂寂，青灯杳杳，怎一个泬寥了得？搁笔之后，诗人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体验。是如释重负？还是己亥之行结束后忽然无所适从？我们无从得知，恐怕诗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有一点是肯定的，诗人对自己这组诗相当自信。《杂诗》第178首写自己到家时的情形：“儿谈梵夹婢谈兵，消息都防老父惊。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说：“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诗人的自得与自信，一望而知。
己亥之行，是龚自珍也是文学史上的灿烂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