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
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
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
——孙郁《马一浮：古调独弹》
马一浮（1883—1967）
自从知道马一浮的名字，便开始留意他的各种遗迹。最初是在南方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他的手稿，古拙中幽思流传，起伏的墨迹间拽出一片灵光。那字很是自然，看不到匠气与俗气，在静穆里升起一股暖意。细看章法里透出的一切，仿佛也有佛音的缭绕，旧文脉悠然流动着。友人说沙孟海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以“凝练高雅”视之，看得出来其修养之深。
江浙一带的文人欣赏马一浮的都是书斋气浓厚者，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都写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阅读，传播的范围有限。有一次遇见一位浙江老友，忽说起这个话题。他也觉得奇怪得很，虽有阅读马一浮的渴望，但却没有什么门径。马先生留下的一切，众人都很陌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些纠缠着生存隐秘的语言，已经没有谁能够听懂了。
那个时候我也是如此，在杭州西湖边上，至今还流着他的某些故事。有一次造访他的故居，所见不过几道痕迹，远去的人影，飘忽而朦胧。西湖边上的人，和我一样，很长时间未必懂得马一浮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个人物太旧，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在面临他的文字的时候，仿佛有什么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也许有冥冥中的机缘，那次杭州之行后，我很快得到了一套马一浮的著作。有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小友，因为取稿费而得以认识，交往的时间也有十几年了。他懂得中医、研习佛学，业余时间多在北京广济寺里读书。他知道我从西湖归来不久，就劝，读读马一浮好，会让自己静下来。于是把自己珍藏的厚厚的三卷本《马一浮集》赠给了我。
小友没有读过大学，但真的学识很深，他在杂览中形成的学识，带出了一股仙气。比如对于新文化的认识，对于儒学和佛学的看法，都非流行的调子，好似也染有马一浮的气味。他不太看得起学院派的人们，以为真的学问不是操作出来的。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其思考的问题很深，谈及一些话题时，完全是另一套话语。
我后来想起此事，觉得有趣得很。不是学界的朋友推荐马一浮的书，竟是民间的读书人暗自传播马一浮的思想。这与马一浮本身的经历，似乎很是相似。章太炎说学在民间，真没说错。
而我身边的朋友，与我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国学领域的一切知之甚少。马一浮一生所思所写，都不是时代流行的，与新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上。说他是一个旧式人物也是不对的，因为他又是懂得西学的人。只是其目光不在今天的热闹的世界，在他那里，有着另一种梦想。
张中行对于马一浮的学识佩服得很。他在一篇文章里，大致勾勒其学问的特点，称其在诗文方面也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他认为马先生才高，学识过人，又言行一致，走的与古人为伍的路子。这在当代是一个奇迹，在新文化席卷天下的时候，实在是特立独行的人。
我开始搜集相关资料后，发现了解马一浮的困难。在我们被历史惯性驱使下前行的时候，他却反转着身子，走到清冷之地。那是鲜为人知的所在，问津者寥寥无几。可是马一浮坚定地认为，要疗救国人之病，自己的选择或许有些用处。
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当与其文字相遇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古奥的词语间，历史空白深处的一片被忘却的绿地渐渐显现。我很快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隔膜，恰是对古老文明的源头的无知所致。马一浮对于我们而言，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桥梁。
晚年马一浮
可惜他留下的资料太少，有时只能从有限的手稿与图书里猜测他的形影。他个子不高，身上有着南方人的特有的气质。因为留着美髯，言行中便有古风流转。面对他所留下的不多的著述，如果玩味起来，则非今人的哲学语言可以说清。
马一浮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绍兴上虞，逝于1967年。他很小回到绍兴，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98年在绍兴县应县试，他得了第一名，而鲁迅、周作人则名排其后较远的地方。他少时读书甚多，有许多知识是无师自通，后来渐渐有了大名。看相关的材料会发现，许多读书人见到他，都被那气质所吸引。李叔同、谢无量、宗白华对其颇为尊敬，且受到了他不小的影响。在杭州一带，他像是一个传奇，以逆时风的方式，拽人们反身自望，在远世风的地方深味世风，留下不少的趣谈。
从年谱中知道，他在1899年赴上海，接触法文、英文、拉丁文。后来与谢无量、马君武等编辑《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也算是睁开眼睛瞭望世界的人。1903年，他得到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信任，去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此后去过英国、德国、日本，阅读西洋图书时的快慰，从字里行间均可感到。他的文字古朴有韵味，非细心留查者不能解之。而一旦会心一二，便发现其间不可言说的妙处。
但域外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引其到西学的路上，反而对于国故有了更为亲切的感觉。与鲁迅完全不同，他不是急于从译介中输入学理，促进国人的进化，反而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古代文明的迷失，而重新唤回儒学与佛学的精神，对于现代国人而言，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西化的选择……
他虽翻译过一些域外的文学作品，但并没有模仿这些篇什去从事写作，也未沉浸在西洋艺术的美意之中，而是越发体味到传统诗文的好来。这从其诸多诗文可见一二。他并不想置换审美的元素，反而愈加感到远古的表达有纯然的美质。就那些文字的修养而言，非常人可及，精神越发带有六朝前的意味。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的时候，他的选择也有很大的挑战性。
我们这一代对于他的转化很难理解。他由西学反观国故，回到传统文化的路径去，是不同于那些遗老遗少的。人格上，他非趋时之人；学识上，南学、北学尽在胸中。就文章气韵与格局看，马一浮的世界里其文也悠悠，其思也漫漫。多年过后，那些即使西学成就很大的人，面对他也不得不持礼以待。
然而，能够在心灵层面与之交流的人还是太少了。
1948年摄于杭州复性书院，前排中间者为马一浮
在马一浮眼里，现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反而是传统书院的方式可能通往圣人之路。1930年代，浙江大学多次递去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到该校任教。起初他并没有答应。可是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山河破碎，他的济世之情开始萌动起来。1938年，他终于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出任浙江大学教职。
但这个选择是有一些条件的，即试图从事另类的教育尝试。战乱时期，浙大辗转外省，生活很苦。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热情。起初他随学校迁移到江西泰和，不久，又与师生们到了广西宜山。此间为学生讲述古代经典，所用方式不同于那些新式学人，带有书院的某些遗风。而能够像传统学人那样授课，是他的一个梦想。这期间书院教育的念头便强化起来。1939年，教育部邀请他赴四川讲学，他关于书院办学的理念被官方接受。不久，复性书院正式创办，地址选在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
书院在风景如此美丽的地方出现，看得出创办人的浪漫之思。这个地方“方志以为汉楗为舍人注《尔雅》处”。与新式学堂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切都与古风接近，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不求功利，乃纯粹的精神冥思之所。我看到所邀请的学者名单与授课内容，暗自觉得这是逆时风的一种选择。随着熊十力、钱穆等人的到来，书院有了活力。西学所漠视的，被其所重。对于蔡元培式的教学理念而言，马一浮做了一次痛快的反动。
那个时候他的许多思想，都表现在《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里。了解这两本小册子，其基本的精神都尽在眼中。不过要吃透他的思想，并非易事，他的学识与考辨，我们需细细体味方可悟明。
他认为要治国学，需先明四点：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
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
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
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
（《马一浮集》第一册，4—5页）
开篇的几句话，乃治学态度的表述，当可窥见其走进国学的内在心境。远古的一切，不都是沉睡的什物，与今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遗存。人类进化，总要失去一些人性的光泽，而国学里保留了先民的诸多美好情思与诗意，倘能一一勾勒，变陈为新，深嵌于人性内部，则国民精神当能保持温润之色，不再枯槁干瘪。
可以说，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校开办古典学专业，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并行，有些思路就是马一浮思想的延伸。他提倡的学问，如今被许多人所认同。据说浙江大学已经成立了马一浮研究院，那也是学术生长的必然。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了。
遥想胡适、鲁迅、傅斯年、江绍原当年的国故研究，走的是逆传统的路径。他们多做社会学与民俗学的思考，或者引进考古学的思路，搜寻的是非正宗文化里的因子，以弥补旧文明之不足。那些学人在“旁门左道”里亦有心得，填补了文化研究的空白。但马一浮以为正音失之，旁门不通，需要的是雅音的建立。新文人的癫狂与诙谐之言，其实也是亵渎假正经的文化流脉，要恢复的也是古人的真音。彼此道路不同，内心有交叉之处。我们过于看到彼此的对立，而不知“道通于一”的道理，也不能不说是认知上的偏差。我爱鲁迅，但不拒绝马一浮。互补的精神，才可能避免独断主义。马一浮的精神所具有的“纠错”隐喻，今人其实已经看到了。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他在许多地方像是恪守经典的犹太人，内心有不变的经文。我的这种感受来自一次以色列之行。大约七年前，因事造访了耶路撒冷。到哭墙下参观的时候，天色已晚。朦胧的灯光下，戴着小帽的犹太教徒在那里默默诵经，有的热泪盈眶，不时见到目光虔诚的青年闭目沉思，好像在与远去的灵魂对话。这时候，我想起中国的儒学大师们，那些稍有一点原教旨意味的人，也是如此吧。马一浮的形影也在那一瞬间浮现出来。每个民族，都有为古代经典殉道的人，只是我们中国，现代以来少了许多。
大凡希望以古典学资源激活人类现代生活的人，多少是个乌托邦之人。传教士是这一类型，书斋里的一些学人也是这类人物。不过有人从雅正的方面出发为之，有的则从非正宗的路径里，壮大思想的道路。但其间不免流血、受难，或者遭遇难忍之苦。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少，原因也可想而知。
恪守元典者的可爱与悲壮是并行的时候居多。他们有时看对了目标，却走错了道路；或者颠簸在苦路之上。韩愈于平庸之世期冀儒家道统的再生，柳宗元在妥协里也不忘古训的吟哦。他们能够于流放、受难里保持心性的自然之态，实在是内心有着古代圣者的精神的召唤在。为之而不失儒者的本态，乃中国脊梁们的伟岸之处。
我有时候想，马一浮一生隐居于世，不与他人为伍，抗战时的那次出山，却以失败告终，那是一种宿命么？李叔同先生说，失败与不圆满，才有自新的动力，以便更好地改过迁善。马一浮不因挫折而气馁，由此而更为精进，颇多远思，眼光在云雾之外，可谓定慧之人。但他的缺失，也带了一些启示，比如：为什么儒学无法在今天复兴起来？
先生对于儒学的态度，与孔教的维护者不同，不肯用后世的词语描述孔学，而是看到思想的本源。但他没有料到，每个时代的表述都有自己的特点，模仿古人，未必得到真纯之意，反倒影响了传播。他与胡适、陈独秀、鲁迅比，精神未必没有暗区在的。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为何与犹太文化不同。我们一直在失去过去的错位中延伸自己的历史。
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传统的态度固然有偏激的地方，但他们在面对儒教时，与马一浮的看法很近。只是不是回到孔子那里去，而是走出儒家的语境，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在面对传统的时候，许多新学人的研究值得关注。比如鲁迅以佛经语言与尼采辞章重塑汉语，对于华夏文明的表述亦有内力，发展了孔学的表达。徐梵澄的《孔学古微》，在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德国哲学的维度里重新审视，就多了浑厚气，儒家的美质也飘然而至。马一浮的恪守家法，因与时代过于隔膜，不被青年接受，自然是一大损失。而“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上的古今衔接、中外悉通，其要义他没有看到。
每每想到此点，都不能不为之感叹再三。不过，马一浮的目光，往往落在时代之外，的确也映出时代的暗影。由于战乱而衍生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可能都偏离了心性的中道，滑落于深谷之中。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喜谈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可能是他们身上那不变的儒者的气质，恰是今人缺少的存在。学者刘梦溪在《马一浮与国学》一书里称赞这位思想家，是一个“儒之圣者”，其一是有超越性的光泽，其二有“内在精神的净化”。这两点十分重要，可说谈到了其精神的根本。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如此说来，他也是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吧。
我后来才觉得，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尚可原谅，因为黎明前黑暗里的人们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们，终于从其飘逝的影子里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泽。历史的前行，不免要遗漏珍贵的东西，马一浮就是那历史的拾遗者。他在趋同的时代，敢于大胆立异，即如《楞严经》所云：“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在理解他的时候，我将此语看成了其精神的一个注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种空谈，抵达他思想深处的，可能不太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节选）原发《天涯》2018年第5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期“读大家”栏目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