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的当代诗人中，臧克家和贺敬之有如师长般亲切。对于两位先生，我都是先爱其诗而后识其人。回想与两位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可谓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一直爱读臧克家的诗，他的很多名作常为我背诵。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登门拜访，一个微末小子去探问前辈大诗人，心中不免有些惴惴的。来开门的是臧夫人郑曼女士，只见小四合院内树绿花红，环境十分优雅。郑曼女士轻声嘱咐我：臧先生近来身体不大好，请不要谈得太久。随后她进屋通报，先生瘦长的身影立即出现在房门口。他一见我就紧握我的双手，声音洪亮地说：“是欢章同志吗？我读过你的诗歌评论，很多意见与我相合，欢迎，欢迎！”克家先生亲热地拉着我走入书房，室内墙上挂满名人字画，一派书卷氛围。我们品着香茗，从中国新诗的历史到诗坛现状，从他的创作道路到创作的甘苦，无所不谈。怕影响他休息，我几次想刹车，都被臧先生一再打断：“再聊聊，再聊聊。”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两个钟头。直到我告辞时，臧先生还兴犹未尽地说：“我们谈得很投机，以后到北京务必再来叙谈一番。”此后我常写信向他讨教，克家先生每信必回，谆谆教诲，诫勉有加，使我深受教益。
贺敬之先生也是我青年时代心中的偶像。他的政治抒情诗当时风靡全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1963年4月，他和郭小川访问复旦大学，登辉堂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郭小川当场朗诵了他的《向困难进军》，敬之先生则朗诵自己的新作《雷锋之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我遥望着他俩的身影。我和敬之先生近距离接触则已是70年代。那次我去《人民日报》社探望蒋荫安同志，他把我介绍给时任文艺部主任的敬之先生。敬之先生笑声朗朗地握着我的手说：“是吴构思吗？欢迎欢迎！”原来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几篇谈艺术构思的文章，因此他给我取了这样一个绰号。一个诙谐的玩笑，立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和敬之先生更多的接触，是在1994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之后。敬之先生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每届年会期间，他总要约我在晚间长谈一番。谈国事，谈人生，谈文艺，更多的是谈诗歌，他的许多真知卓见，常引起我的深思，给我以启发。
最敬佩两位先生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对创作方向的坚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诗坛活跃，流派纷呈，但在繁荣发展的进程中，又思潮汹涌，众声喧哗。在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克家先生毫不动摇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直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保持和现实、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在谈话和书信中，多次叮嘱我“诗坛情况极复杂，要坚定我们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一定要有主见，不为不正之风所动”。这种坚定的创作信念，其实是源自他几十年的创作经验，是他从自己的创作甘苦中总结出来的。他从上世纪30年代创作伊始就一直贴近现实生活，关怀民生疾苦，表达人民心声，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他的创作观念。名作佳篇如《老马》《三代》《有的人》等等，不是深深镌刻进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记忆了吗？敬之先生也是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一直强调诗歌要反映时代主潮，要表现时代精神，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文艺战士。这种坚定的信念，也同样是从他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那些表现时代精神的诗歌杰作，像《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等，不也是至今仍传诵在诗歌爱好者口中吗？不久前，一位学生对我说，他有一次去陕北工作途中，亲眼看见在一座大山上用大字刻着《回延安》的诗篇，我想，这正是敬之先生创作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克家和敬之两位先生曾各自书写条幅赠我，条幅颇能呈现他们的文化人格。敬之先生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登武当山》：“七十二峰朝天柱，曾闻一峰独说不。我登武当看倔峰，背身昂首云横处。”诗中透露出乱云飞渡之际，诗人那像劲松一样坚定从容的气魄。克家先生书写的是郑板桥诗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从中也透露出诗人坚守个性而又兼听则明、从善如流的胸襟。我觉得这两个条幅合起来，恰显出健全人格中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也代表两位先生内心的声音：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认识。生活是大海，文艺也是大海，风高浪急，波涛澎湃中，我们不能做看风使舵的随波逐流者，而要像克家先生和敬之先生那样做坚持正确航向、破浪前进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