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杨之华是我的外公、外婆，但我始终称呼他们爷爷、奶奶。
小时侯，我记得家里有一个木柜子，上面放着一个白瓷盒。瓷盒的一端，画着一个人的肖像，肖像下面有几个字。那人戴着眼镜，默默地望着我。当时我还没有上学，我问奶奶杨之华：“这是谁啊？”奶奶说：“这儿画的就是你爷爷，那几个字是‘瞿秋白烈士’。”我渐渐知道，爷爷早已离我们而去，他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他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的。制作这个白瓷盒是为了存放爷爷的遗骨。
爷爷于1935 年在福建长汀就义。1955 年我七岁，秋天就要去上小学了。6 月18 日，是为爷爷迁葬的日子。我随奶奶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奶奶拉着我的手，我穿一条黑色的小裙子，紧紧贴在奶奶身边。由于岁月的久远，移葬的情景只能依稀记得。爷爷的墓穴在最高处，很多人立在那里，花圈上系着丝带，白瓷盒缓缓地被放入墓穴。天是阴的，有些冷，新华社洗出的照片上的蓝天白云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之后每年清明，奶奶都带我到八宝山给爷爷扫墓。汉白玉的墓碑，静静地立在苍松翠柏之中。春寒料峭，倔强的迎春花黄黄的，迎风开着。奶奶坐着，给我讲爷爷的故事，还对我说：“你围着墓碑跑一跑，爷爷会听见的。”
我从小随奶奶住在南长街八号， 后来门牌改了， 成了南长街十三号。南长街在中南海和故宫之间，南起长安街，北至西华门。南长街十三号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宿舍，院子里有一幢两层的小楼，大概是民国时期的建筑。解放初期，“全总”的一些领导同志住在这里，有六七家之多。虽说是小院洋楼，但很多家只占用两三间房子，有些家还要共用卫生间。我记得除了我奶奶杨之华，先后住在这里的有刘宁一、陈少敏、许之桢、栗再温、王亦清等几家。后来， 随着工作调动或条件改善，有些人陆续搬走，也有人搬来。我奶奶却一直留在那里。南长街十三号离中山公园很近，公园环境很好，奶奶总舍不得搬到别处。奶奶在这里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她被拘禁前；失去自由后， 她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临终前的奶奶还在怀念着南长街十三号，她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家啊！许多年后，我想再去看看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却发现路西的半条街都已经并入中南海，我曾经的家也消失在灰色的高墙之后。
奶奶住在楼房二层东北角的房间里。那间最大的屋子，就成了她的办公室、卧室兼客厅。靠着窗户，是一个黑色的大办公桌，桌上一盏老式的台灯。淡绿色的柔和灯光透过玻璃灯罩，映出奶奶夜晚工作的身影。她的床距离办公桌不远。北面靠墙有一个黑色书柜，对开的玻璃门。屋子的另一边摆放着沙发茶几，以便招待客人。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字画，其中有鲁迅先生送给瞿秋白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有柳亚子先生怀念瞿秋白的诗词，有何香凝、郭沫若、叶圣陶等老前辈的诗作、画作。叶圣陶的诗赞扬了奶奶的革命生涯：“短发春江意激扬，铁窗西域气轩昂。而今霜鬓豪情在，服务劳工未厌忙。”遗憾的是，这些字画大多在“文革”中流失了。楼下原来住着陈少敏同志，后来她搬离了这个大院。奶奶年纪越来越大，上下楼梯越来越吃力，于是就搬到楼下去住了。
平日里，除了听奶奶讲述生平，我也看到她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印象最深的有1950 年印的《秋白同志年谱》（未刊）、1953年发表在《党史资料》上的《一个共产党人—— 瞿秋白》和1958年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忆秋白》等几种。繁忙的工作之余，奶奶仍然想把更多的史料留下来。1959 年，组织上派洪久成同志协助奶奶继续写作，后来“文革”风暴打断了这一进程，奶奶被迫害致死，洪久成同志也受到牵连。“文革”之后，这本《回忆秋白》只能作为奶奶的遗著（杨之华遗著，洪久成整理）出版了。
从奶奶的回忆中，我很早就知道了大革命、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七会议这些发生在上世纪20 年代的历史事件。我也知道了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向警予、蔡和森、赵世炎、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许多曾和爷爷一起战斗，最后壮烈牺牲的革命先辈的事迹，他们的名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常州是爷爷瞿秋白的老家。常州人民怀念他、敬仰他。解放后，他们希望能够修缮他的故居，修建纪念馆来宣传他的事迹和精神。常州的同志专程来家里和奶奶杨之华谈这件事，奶奶却说：“不要打扰在那里住的老百姓，可以把秋白的故居办成诊所、托儿所或者图书馆，为人民服务。”
奶奶从上世纪20 年代起就投身于工人运动，她始终惦念着工人，想着为他们服务，为人民服务。解放后，她在全国妇联和全国总工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下到基层了解工人群众（尤其是女工）的生活、工作情况，对他们嘘寒问暖。当年制定的妇女五十六天产假的法规，就浸透着奶奶的一份心血。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奶奶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
工作之余，奶奶杨之华一直在收集整理爷爷的遗物遗稿。建国初期，复印条件不好，奶奶收集到瞿秋白的文章、书籍就请人用复写纸手工抄写或铅字打印，然后装订成册。这样的册子很多，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等等，我保留至今；薄薄的纸、蓝蓝的字，带着复写纸特有的味道。
奶奶还整理了《瞿秋白同志著译年表》。她去上海时获悉丁景唐与方行在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她就把自己整理的相关材料寄给他们，并与他们通信。1959 年，丁景唐、文操（即方行）所编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出版，这本学术专著日后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瞿秋白和搜索相关资料的重要参考和工具书。
记得家里有一个绿色保险柜，一人多高。打开厚重的铁门，里面放着两个特制的文件箱，都是樟木质地，两排扁扁的抽屉，非常精致。这是奶奶保存爷爷遗稿的地方。1964 年，她把自己收集到的遗稿都交给了中央档案馆，共计一百九十一件。
“文化大革命”中，奶奶杨之华因瞿秋白夫人的身份获罪。1967 年5 月，八宝山的瞿秋白烈士墓被砸。同年9 月，在两万人参加的“打倒大叛徒瞿秋白”的批判大会上，奶奶与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同台，被声讨，被斗争，被殴打。遭受批斗时，奶奶不肯低头，他们就扭住她的手，压住她的头，拽她胸前的像章。斗争会后，一伙人又把她关进小屋子里抽打，竟至十几分钟。她的衣服都被打破了。奶奶高声呼救，解放军闻讯赶来，才将她救出。她的脖子上，手腕上，到处都是被扭打的痕迹。回家后，奶奶躺在床上无法起身。
奶奶去过苏联，又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于是又被加上“里通外国”“苏修特务”和“叛徒”的罪名。当时社会上已经到处是“打倒叛徒”,“打倒走资派”,“打倒特务”的大字报、标语口号，我却还认为爷爷瞿秋白是一位革命烈士，因为奶奶从来没有对我讲过爷爷已被打成叛徒的事情。很晚，我才从社会上对此有所了解。
1967 年国庆节前夕，造反派扣下了奶奶上天安门观礼的请帖，并且以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由，强迫她住进机关，奶奶从此再也不能回家了。我们能见到奶奶的机会越来越少。1968 年5 月7 日，中央监委机关革委会写报告要求把奶奶送卫戍区监护。报告称：杨之华是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的骨干之一，是老牌的苏修特务，是刘少奇叛徒内奸集团的重要成员。5 月9 日，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审阅同意了这一报告，并转康生批示。5 月14 日，经批准，奶奶被押送至卫戍区监护。
所谓的“新疆监狱叛徒集团”，是林彪集团、“四人帮”、康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炮制的一起重大冤案。1942 年，反动军阀盛世才撕破伪装，将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投入监狱。这一百多人中，有我党从延安派至新疆工作的同志；有遵照党的指示在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他们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有从延安前往苏联治病疗伤的残疾军人，也有从苏联回延安参加工作路经新疆的同志，我奶奶和我妈妈就在其中。敌人对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残酷迫害，他们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人头上。而我们的前辈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四年后，经党中央营救，狱中一百三十一位同志终于集体出狱，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这些同志此后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文革”中，这批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却被打成叛徒，受尽折磨。我的奶奶杨之华和马明方等二十几位同志含冤而死。
奶奶就这样被“监护”了。直至1973 年她病重，五年多时间里我们都无法见到她。1967 年底，我去内蒙插队，想和被监护在不知何处的奶奶告别，未能获准。一年之后，我从内蒙转到河南插队，借道北京，在自己“家”中小住，马上被人监视，围批，他们告知我既已插队，不得再回京逗留。奶奶和妈妈两个单位的人也闻讯赶来，联合抄家，我亦就此被扫地出门。家中除少数锅碗瓢盆外，所有物品，尤其是文字材料，被悉数抄走。
在河南农村我插了几年队，我们插队的村子是自己找的，不属于知青办管理的知青点，所以我们在公社申请插队时，就如实报告了家庭情况。村里的老乡并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的爷爷、奶奶是谁。1972 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因为我们在村子里比较能吃苦，老乡极力推荐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料，大学里负责招生的军宣队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我爷爷、奶奶的缘故，我被视为可教育子女，即黑帮子女。他们说：“你们怎么能推荐这么一个人？ 她家里是这样的情况，你们怎么能推荐她上大学呢？” 然而，县里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我在农村干得很好，贫下中农对我的反映都很不错。可大学军宣队还是不同意。县文化教育组一位姓姚的同志见状说：“她表现好，贫下中农推荐，她在我们县的名单里排名第一，你们要是不让她去，别人也都别去了！”大学军宣队无奈，就让地方支左的部队同志表态，结果地方部队同志也支持县文化教育组的意见，坚决推荐我上大学。后来，我进了大学，学校军宣队的人还特地跑到我的宿舍看了一看。推荐我上学的事情，是我毕业后才知道的。我非常感谢县文化教育组的同志和地方部队的同志。他们与我素不相识，彼此至今也从未见过面，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鼎力推荐我这样一个“可教育”子女，需要怎样的勇气！ 我写出这件往事，不仅仅为了感谢这些同志，更是要对这些同志在特殊年代坚持原则、公正无私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1972 年底，听说有些被监护的人已经能够同家属见面，我们就写信要求看望我的奶奶杨之华。1 月初，专案组拿来一封奶奶从里面写给妈妈的亲笔信。信里要我们帮她找药，并且说：“我的血压高和心脏病是最近两年才发生，尚可治疗，请勿念。常想念女女和毛毛。要坚决相信党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第一次知道奶奶还活着！信是一个月前写的，右上角有一个编号。信里提到的女女就是我；毛毛是奶奶的妹妹杨之英的女儿吴幼英，她从上中学时起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1973 年春节，在专案组“陪同”下，我和毛毛一起来到三○九医院。那天天气很晴朗，似乎刚下过雪。我们被引进一间办公室，房间里有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过了一会儿，奶奶就被人带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端着一杯水，慢慢地走近我们。大概是因为被监禁多年，与世隔绝，她步履迟缓，目光显得有些呆滞。直到走到我们面前，她的双眼才放出光芒，喜悦地喊了一声：“女女！ 毛毛！”她上下端详着我们，坐下来与我们说话。
交谈中，专案组的周良、蔡某一直在旁边监视。我们告诉了奶奶这些年各自的情况：我、毛毛、妈妈、太太（奶奶的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阿姨，如何如何，报喜不报忧。奶奶说她是几天前才转到这个医院的，这里的医生对她很好。1970 年，她曾大病一场，高烧39 . 5 度，胆结石，被送进了三○一医院，准备接受手术。那时，她以为永远见不到我们了。后来，医生考虑她已七十高龄，年迈体虚，采用了保守疗法。就这样，她才活了下来。
奶奶询问专案组的人，什么时候能给她做结论，什么时候能让她出去。她说：“不需要那么多人‘照顾’我。每天五六个战士轮流看着我，很浪费人。”她又转向我们：“他们怕我自杀，把什么都收走了。其实这真是多余的。”说着，她很鄙夷不屑地笑了笑：“我还能工作，还要为人民服务。我年纪大了，出来以后不能做重要的工作，可以办托儿所，照看孩子们。”
就在这次会面后，奶奶又病了。她在给妈妈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女女走后就开始发烧，昨天才开始正常，还继续打针吃药。医院对我尽了一切力量，我还是与从前一样坚信在党和毛主席及基层组织的支持下病是会好的，我还是渴望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到最后。但过去不从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着重，而从感情上是很不够的。由于我的教训，你和女女，同样对毛毛，希望从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言论上用功。你身体不好，也要每天学习一点积少成多，这样才能跟上形势，按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要女女不要自满，孩子是有希望的，大家能为人民服务，全家就高兴。她送给我的书，我已经读了一半，结合马列书读的。她送我的字典也很得用。祝你愉快！ 我的病一定会好。
5 月，我再次前往三○九医院看望奶奶。专案组蔡某直接带我到肺结核区病区。进了奶奶的病房，见她坐在床上，行动虽迟缓， 但精神还好。她告诉我， 上次我们走后， 她就生了病，可能是肺炎，两个月卧床不起，医院把她转到了肺结核病区。多亏全力抢救， 她才活了下来。又看到我， 她很高兴。她想试着下床走路， 说着就扶着床边要下来。然而， 这对她显然是很吃力的动作，在我劝阻下，她才又在床边坐下。蔡某出去时，我问奶奶：“他们审查你什么问题？” 她坚定地回答：“我没有问题！” 我问：“新疆监狱问题是怎么回事儿？”她立即斩钉截铁地说：“新疆监狱没有问题，我们在新疆监狱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没有叛变，他们可以去查当时的审讯记录嘛！”她的目光那样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8 月，我又被批准看望奶奶，而此时却被告知，她已经转到了复兴医院，并且身体不太好，性情急躁。复兴医院那时又是公安医院，犯人看病、住院都在那里。因为有了这一批“高级政治犯”，1973 年初，就在原来复兴医院住院处的尽头又接着盖了一幢楼。楼房共三层，门口和每层楼的入口都有军人把守。一楼是办公用房，其中有一小间专做“会见室”，家属不能到犯人病房里去。楼上关犯人，犯人单独囚禁，每人一屋，洗手池和马桶均在屋内。房门中间专设一监视孔。为了犯人的“安全”，窗子上都有铁栏杆，窗户全是毛玻璃，又是横向开关；即使完全打开，犯人看到的也只是刺眼的阳光，看不到外面的景物，更不要说看到人。就是这样，窗子的插销也装在外面，只能由看守打开。我见到奶奶时，她是被人用轮椅推来的。仅仅三月不见，她已经半身瘫痪了！ 她看到周良就问：“什么时候给我做结论？ 什么时候让我出去？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死在这里不符合党的政策！”“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信，你们给我转了吗？”周良重复着“不要着急，组织上会做结论”的烂调。奶奶愤怒不已：“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中央写信申诉，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写信！”周良冷冷地笑道：“中央很忙，就是转上去，他们也没时间看！”奶奶还是一再追问她写的信是否转递给中央，周百般推诿，最后只得说：“你可以再写嘛！”
奶奶向我讲述了她这几个月的情况。上次（5月初）相见，她的病情略有好转，但很不稳定。5月底、6月初，又有感冒的症状，可专案组突然通知她说病已经好了，让她出院，回到了“机关”。第二天，她开始发烧，第三天就被送进了这个医院，这里的看守把她当作敌人看待。她已经瘫痪不能下床了，也无人照顾，经常连水都喝不上，喊也喊不应人，最后连喊的力量也没有了。为了表示抗议，奶奶就用筷子敲碗，结果横遭训斥，之后，她就更受虐待了。
周良出去时，奶奶急切地问我：“女女，你有没有办法把信转上去，转给毛主席、周总理？ 快想办法让我出去，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有什么办法啊！ 到哪里去讲理，到哪里去申冤啊！ 我心里明白，那些人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奶奶的，他们不敢直接杀死她，就把她关死、折磨死。可是，我无法告诉奶奶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她的身体如此虚弱，她如此向往自由的生活；她受尽折磨，她多么需要亲人的安慰和照顾啊！ 然而，这一切，我都不能办到！ 我只好宽慰她：“奶奶，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治病，一定要坚持下去。”奶奶立刻问：“坚持多长时间？”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去！ 我知道，她虽然无罪，却被判终身监禁。我只得说：“坚持一年吧。”听罢，她摇了摇头：“我恐怕只有半年了。”
我强忍泪水，一再劝她坚持，她又说：“我恐怕只有三个月了。”
9月，学校开学，我离京返校上课。妈妈终于获准与奶奶见面。从9月初到10月初，在专案组的“陪同”下，她们一共见了四次面。10月14日，妈妈打电报要我回家，同时电告姨婆杨之英。我马上从学校赶回北京。妈妈告诉我：“医生说奶奶只有一个星期的生命了。”
10月17日下午，天气是阴沉的。我们接到通知：组织上已经同意解除对奶奶的“监护”。中央专案组、卫戍区、组织部专案组和我们家属一起到复兴医院接奶奶，将她转至北大医院骨科。在复兴医院，等了很久，才等到一辆灰色的救护车，车上顶着一个模模糊糊的红十字。我们越过几道警卫，走进奶奶的病房，室内依然很乱。中央专案组赵某向奶奶宣布：解除监护，转院治疗，结论以后再做。奶奶说：“我相信党会给我作出正确结论的。” 她又问蔡某：“我交的党费收据呢？” 蔡慌忙点头：“以后再说吧。”奶奶又对我说：“别忘了拿上我的报纸，那是我这几年收集整理的。”
奶奶杨之华的脊椎已经完全被癌细胞侵蚀了，稍一移动身体，就会直接触动中枢神经，引起巨大疼痛。这一次，几个人用床单把她兜住，抬上担架。移动时，她疼得面色苍白，眼珠往上翻，有如万箭穿心，不由得喊了一声。这一声，对她，对我们，都是痛彻心肺的。奶奶是那样坚强，这是我们听到她的唯一呼喊。
救护车开到北大医院，没有单独的病房，奶奶被安排和另外三个病人住在一起。北大医院对此表示歉意。奶奶很疲劳，但也很高兴，这是她除了专案组和家属之外，几年来头一次见到别的人！ 她对医生说：“这里很好，我和其他病人在一起很高兴。”她还同病友拉了几句家常。毛毛、姨婆杨之英、杨之英的儿子美成都来看望她。姨婆见到她就哭了，她劝姨婆不要哭，还问了太太的身体情况。多少年的折磨，加上一天的劳累，奶奶身体非常虚弱，说话很是吃力。
10 月18 日，转院之后，专案组却不让转病人病历，以致医生无法给奶奶治疗。奶奶身体虚弱，感觉自己全身发热，出虚汗，言语困难。妈妈、我、毛毛、姨婆、美成几个人轮流看护她，我们也不忍和她多说话，只想让她好好休息。
10 月19 日上午，奶奶病危，经输血抢救，下午一时许，她渐渐苏醒。王以明，胡愈之、沈兹九夫妇，王蕴如几位朋友来医院看望她。奶奶见到故人非常兴奋，一直在讲话，讲到白区的斗争，讲到同鲁迅的友谊，讲到她自己在“里面”所作的诗。他们走后，奶奶非常疲劳，病情再次转危。晚上十点，在我们的要求下，中央专案组赵某前来，问奶奶有什么要求。奶奶艰难地说：“要求有正确结论…… 想回家…… 要加强对战士的政策教育。”她的声音当时已十分微弱，断断续续。专案组走以后，奶奶的精力也消耗殆尽。10 月20 日凌晨三时，杨之华的心脏停止跳动，含冤离世。
二
我从小在奶奶杨之华身边长大，她的音容笑貌，我梦萦魂牵；她对我的关爱与教诲，我永远难忘。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惨剧，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一直心怀念想：退休之后，要把爷爷、奶奶的遗物仔细整理一下，作为纪念。
本书收集的， 就是整理的一些结果。书名定为《秋之白华—— 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书中有爷爷瞿秋白、奶奶杨之华的照片、家信，有经瞿秋白修改的杨之华的著作、译作，还有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所写的诗歌和短文。这些奶奶杨之华生前珍藏、历经劫难幸存下来的照片、书信、文稿，记录了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最深沉的、刻骨铭心的情感。
何谓“秋之白华”？ 爷爷在同奶奶结婚的时候，曾送给她一枚金别针，上面刻着：“赠我生命的伴侣”的字样。这枚金别针，如今还保存在常州博物馆里。爷爷还亲自刻了一枚印章，把他自己的名字“秋白”和奶奶的名字“之华”融为一体，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秋之白华” 。这枚印章后来不知流落何处，但“秋之白华”的称谓却在那一代他们的同志、朋友间传颂。聂荣臻元帅曾告诉我的妈妈瞿独伊：他们给瞿秋白、杨之华写信，抬头就用“秋之白华”。现在，家里还珍藏着一封信，那是奶奶的挚友张琴秋同志1929年写给瞿秋白、杨之华的，信的抬头书写的也是“秋之白华”。
1928 年，爷爷、奶奶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一道前往南俄参观，在那里留下了几张照片。后来，他们将其中的一张合影送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照片的背面写着“亲爱的恩来、小超同志惠存”，落款亦为“秋之白华”。
书中所收录的瞿秋白家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923 年底1924年初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往来信件，一部分是1929 年瞿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书信，这次全部发表，共计五十封，相当部分是首次公开。
瞿秋白致王剑虹的书信现存最早的一封写于1923 年12 月，“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名句即源于此信。1924年1 月初，瞿秋白离别新婚的妻子王剑虹，自上海乘船赴广州筹备国民党一大，2 月初返沪。在此期间，就有了他们的“两地书”。1924 年7 月，王剑虹不幸病逝。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往来信件展现了那一代进步青年和年轻的革命者们对于社会责任、革命事业和爱情的思考和探索。
奶奶杨之华非常珍视这些信件，将这些信连同瞿秋白写给她自己的信放在一起，悉心收藏。这批信件虽历经危难，还是得以保存至今。奶奶说：“我为什么把秋白与已故爱人的书信也放在一起呢？…… 因为她是我爱人的爱人。我的性情，凡是秋白友好朋友，我都能出于本能的发生好感而尊重。”爷爷瞿秋白牺牲后，她又写道：“我现在在无限的痛苦中，回忆着她和他的生前事，读着她和他生前的日记和书信，这都是现实生活的过去，这都是爱之诗意，也都是思想之谜语。他俩的结合虽仅半年，然而半年的甜苦滋味在遗笔中—— 存在着。我含泪提笔将它一字不改的照原文录下，以做纪念。”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开杀戒，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瞿秋白与他的同志们奋起抗争。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主持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参与决定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起义。1928 年6 月，瞿秋白与杨之华一道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还在六大上做了政治报告。六大之后，米夫、王明势力渐起，对瞿秋白残酷打击。他重病在身。1929 年2 月，共产国际送瞿秋白去库尔斯克洲利哥夫县玛丽诺疗养院治病休养。此时，瞿秋白身心交瘁，在信中有这样的表达：
最近半年是什么时候？ 是我俩的生命领受到极繁重极艰苦的试验。我的心灵与精力所负担的重任，压迫着我俩的生命，虽然久经磨练的心灵，也不得不发生因疲惫不胜而起呻吟而失常态。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这种有力的爱，这整个的爱的生命，立刻又开始灌溉他自己，开始萌着新春的花朵…… 极巨大的历史的机器，阶级斗争的机器之中，我们只是琐小的机械，但是这些琐小的我们，如果都是互相融合着，忘记一切忧疑和利害，那时，这整个的巨大的机器是开足了马力的前进，前进，转动，转动。—— 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无敌的。
读着他的书信，我们仿佛能听到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对话，能触摸到他们的脉搏。他们的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那样炽热，那样纯洁。尽管离别的愁苦、无尽的思念与爱相伴而生，但爱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使他们无比坚强！
这些书信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奶奶杨之华并未同我讲过，我也不得而知。从上世纪20 年代，她和爷爷瞿秋白一起，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经历了远赴异国他乡的艰危。爷爷牺牲后，经组织安排，奶奶杨之华再赴苏联。回国赴延安途中，她又遭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身陷囹圄四载，后经党中央营救，才回到延安。几十年间，她是如何珍藏着这些信啊！ 方行同志1983 年的发表的《回忆杨大姐》一文中，提到了一段历史：
关于秋白同志遗著要继续收集的事，你（指杨之华）说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现在天亮了，很多同志都关心这件事，我们大家来努力吧。…… 后来你来沪时，几乎每次都来看我。你从苏联取回了秋白同志的遗札，就带给我看，我看到他好多信的字里行间对独伊充满了热爱，还附有感人至深的诗……
不幸的是，这些信件与其它文字材料，在“文革”中被悉数抄走。打倒四人帮后，瞿秋白得以平反，单位归还的抄家物品中也包括了这些信件。它们经过如此劫难，曾在何时何地被何人过手，是否因此而被损坏，被遗失，却再也无从得知了。
我曾为是否发表这些书信颇费思量。起初，我是不愿将它们面世的，因为这是老辈的私人信件，是他们的私人物品，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信中流露了他们夫妻之间最亲密、最坦诚的思想与感情，他们心灵的沟通、他们情感的交融…… 发表与否，本应由当事人决定。但是，他们都早已离我而去。我常常在心中探问：“奶奶，您愿意让我发表这些您珍视的信吗？”现在这件事，似乎只能由我们后人来做决定了。
“文革”前，奶奶曾在《忆秋白》中引用了信中的片段。“文革”中“讨瞿战报”之类出版物，刊登过这些信件的部分照片，伴着批判与漫骂，披露了信件的部分内容。上世纪80、90 年代，《瞿秋白文集》（十四卷本）出版，选登了四封瞿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信，三封收录在“政治理论编”，一封收录在“文学编”。“文集”依据的是奶奶“文革”前所做的抄件。在我妈妈瞿独伊的回忆文章里，也发表了瞿秋白写给她的信，有的还随附了原信的影印件。不少纪念文章、传记、书刊和画册里也引用了一些信件的片段；这些片段，有些是准确的，也有很多是不准确、不完全的，有些查不到引文的源出处。鉴于此，我想，我还是有责任把原信整理发表，给后人留一份真实、完整、准确的史料。
此次发表的书信，严格按照原信核对过，保留了原貌，个别字迹不清存疑处，均以特殊符号标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加了必要的注释。
在奶奶杨之华的铁皮柜里，有一些黑色漆面的软皮本，封面有暗花，它们是上世纪20、30 年代瞿秋白、杨之华写作时常用的练习本。练习本的封面上，有时还会贴上白色的标签，注明这个集子的名字：如《茂名集》《英雄死后》《隔离》等。1964 年，奶奶把收集到的爷爷的手稿交给了中央档案馆，《茂名集》《英雄死后》亦在其中。家里只留下了练习本封面的照片。
《隔离》是奶奶所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再现了上世纪20 年代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描述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大屠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文稿写在黑皮本上。黑皮本共有四册，封面上贴着标签，两本《隔离》，两本《隔离抄本》，并各有序号（一）、（二）。初稿的题目是《隔离》，文稿是完整的，瞿秋白在这一稿中的修改字迹清晰可见。二稿更名为《阿毛》（阿毛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内容也有增删，未完，不知是否系爷爷赴苏区之前的讨论稿。为保存史料，本书将两稿一并刊出。
在《隔离抄本（一）》的扉页上，奶奶悲痛地陈诉：
我的心爱的人！ 你永别了我，永别了大众，然而你永远的在我和大众的怀抱里，我们一点不放松的拥抱着你的……
这篇《隔离》开始写的时候，还在你的病态的前面，再也想不到我誊清这篇《隔离》，你已经看不见了。如果不是为着纪念你，我哪还有心绪来写完它。
黑皮本中，除了小说《隔离》之外，还有奶奶的几篇文稿。这是爷爷牺牲后奶奶的回忆与倾诉。它们流淌着杨之华无尽的哀伤、思念、痛苦和对敌人的愤怒。杨之华的思绪似乎在不时地跳跃，有时在同一篇文稿中，她的笔触也会从抒写痛失亲人的哀伤跳转到描述敌人残害红军战士的惨烈场景。有些文稿没有写完，她或许仍在思索，或许因痛苦而嘎然而止。有时，奶奶像演说似地表明自己对于爱情与革命、感情与理智的理解，也批评了禁止恋爱和放任爱情的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有时，杨之华又陷入了沉思，回想起她与瞿秋白第一次深谈的每一个细节，或是瞿秋白的母亲被迫自杀的惨状。在文稿中，杨之华还摘引了一首题为《从死神的怀抱里》的诗，那是瞿秋白在1925 年生日当天写下的。诗中有一句这样写道：“万千群众的求生，却成就了我的求死。”奶奶联想着爷爷的身世，用爷爷的诗和文展现着他的心路历程。
在文稿中，奶奶也追溯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她写到《星期评论社》，写到上海大学，写到与前夫婚后生活中的遭际，写到她和王剑虹的相识与接触。她将自己对瞿秋白的无限深爱、不尽思念都毫无掩藏地呈现了出来。
在一些散页上，还留下了奶奶纪念爷爷的几首诗。它们有的已不完整，只余残篇。杨之华不是诗人，她保存的也不仅是这如诉如泣的诗句，而是爷爷的“心影”。
在瞿秋白、杨之华的遗物中，还有一本自制的小册子—— 灰褐色的封皮，里面的纸张也已经非常陈旧。纸上有两种字迹，奶奶杨之华用变色铅笔写的字迹随着岁月的磨洗渐渐褪去，爷爷瞿秋白用钢笔修改的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奶奶保存的小说《八月四日晚上》的译稿。译者署名“文尹”。1935 年9 月，它在左联后期刊物《文艺群众》发表，刊出的文章与手稿有细微的差别，似为编辑修改。本书是按照最后发表的版本排印的。
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是用红线把十几页对折的白纸缝在一起自制而成，封面上的题目是《血》，本子里面是奶奶杨之华的笔迹，已经誊写得比较整洁，偶尔有几处爷爷修改的痕迹。没有标明写作时间。
《豆腐阿姐》是奶奶杨之华在1932 年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背景所写的短篇小说，当年5 月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署名“文君”。
奶奶杨之华这样回忆爷爷瞿秋白对她在恶劣的环境下写作的鼓励：
在那些艰险的日子里，秋白一直循循善诱地鼓励我自己读书，学俄文，把熟悉的工人的斗争生活学着写短篇小说，学习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并且热情地给予具体帮助。当我写了题为《豆腐阿姐》的习作时，他由衷高兴，马上帮我修改，并说明所以要修改的道理。
在秋白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爷爷奶奶对鲁迅先生的敬称）看看吧。”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的东西能拿给大先生看吗？ 而且他又很忙。”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于是，秋白把我的习作拿给鲁迅看了。鲁迅毫不耽搁地给改了错字，在错字旁边，还端正地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字样。鲁迅把稿子送还时，亲自用纸包得方方正正的，用绳子扎得整整齐齐的。
奶奶保存下来的这些与爷爷相关的文字和遗物是他们革命生涯的留痕，是他们爱情信仰的见证，对于后人，更是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把它们交给读者，愿它们能带给大家思索和启迪。2019 年1 月29 日，是爷爷瞿秋白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我们谨以此书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秋之白华，秋白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瞿秋白、杨之华原版照片、手迹，大批书信、诗歌、文稿首度面世，映照革命理想与爱情的不朽光华！
本书首次公开了瞿秋白、杨之华过去从未发表过的大批书信、文稿，首次刊载了瞿秋白家属珍藏的瞿秋白、杨之华等人的原版照片和手迹，同时，还附有李晓云女士撰写的内容极其丰富的具有解读性质的序言。这些珍贵文献，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都有着重要意义。
该书收录了杨之华生前保存的瞿秋白照片、手迹和大量书信、诗歌、文稿。其中，瞿秋白致杨之华的全部书信、瞿秋白与王剑虹往来的全部书信、杨之华怀念瞿秋白的诗歌、散文及部分在瞿秋白帮助下修改完成的小说创作，均系首次完整面世。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和外孙女李晓云在梳理这部分材料的同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又在关键处对其进行了注解，使之更臻完善。这批文献承载着瞿、杨的深爱和理想，填补了文学史、党史和瞿秋白研究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封面借鉴鲁迅为纪念瞿秋白而出版的《海上述林》风貌，蓝布绒面精装，朴素典雅，集阅读与收藏价值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