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9日，是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对党忠诚、宁死不屈，牺牲时年仅36岁。在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中，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艰辛探索，留下宝贵精神财富。他的革命业绩、精神和思想至今熠熠生辉，激励我们前行。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
瞿秋白同志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政治黑暗，社会凋敝，人民困苦。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颠危簸荡紊乱不堪”、人民沉浮于水火，萌生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的激情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后参加李大钊同志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1920年秋，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远赴苏俄采访。他怀着“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抱负，认真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形势，以亲见亲闻向中国人民系统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蓬勃景象。他通过实地考察，立志做“‘新时代’的活泼稚儿”，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确立了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1922年2月，瞿秋白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解苏俄社会情况，1921年秋，瞿秋白同志担任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为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同志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担任政治理论等课程的翻译，表现出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受到大家的尊重。1922年，他先后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1月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满腔热情投身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瞿秋白同志是党内编写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之一，不知疲倦地战斗在党的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上。1923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积极为刊物撰稿。他先后编写和译介多部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他严格遵循“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引向新的高度，成为党内不可或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3年6月，瞿秋白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起草党纲草案。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推动大会作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促成党在策略路线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会后，他同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创办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等职。他注重结合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教学形式方法，使上海大学成为国共合作创办的新型学校。在他的影响下，上海大学培养的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1923年底至1924年初，瞿秋白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成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三方面之间的重要联络代表。他不辞辛劳，频繁奔波于广州与上海之间， 参与磋商改组国民党的大政方针， 参与起草国共合作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上海《民国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
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瞿秋白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驳斥和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理论和分裂阴谋， 系统论述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有力反击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共合作的“弹劾共产党案”。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戴季陶主义”，他撰写《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多篇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深刻揭露和严正批判。
1925年1月，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会上，瞿秋白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委员，负责主编《向导》。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瞿秋白同志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作为行动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和组织上海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等反帝斗争，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为及时传达党指导五卅运动的方针政策，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主编。在他领导下，《热血日报》用旗帜鲜明、内容充实的新闻报道，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为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掀起大革命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大革命深入发展，瞿秋白同志开始大量发表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政治理论文章。他较早提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领袖的论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地落在无产阶级手中。他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基本战略和行动纲领。他还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必须有革命的正式军队，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方式。
在激烈尖锐的斗争中，瞿秋白同志善于观察思考，在党内较早觉察到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的分裂危机和正在发展中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希望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加以纠正。1927年2月，他不顾重疾缠身，写成长达7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并在党的五大上散发。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特点，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等一系列纲领性、策略性问题，为在党内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重要理论准备。瞿秋白同志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瞿秋白同志赞同并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专门为其撰写序言，热情呼吁：“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瞿秋白同志的一系列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党的主要领导人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大革命宣告失败。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瞿秋白同志团结带领全党同志坚持革命，为重振党的事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风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同志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启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年仅28岁的瞿秋白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毅然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各地陆续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组织全国秘密交通网，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保证。他参与决定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推动实现革命斗争形式转变，把中国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新阶段。各地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严重白色恐怖面前，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1927年11月起，“左”倾盲动错误一度在全党占据支配地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负有重要责任，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负有直接责任。在实际斗争进程中，瞿秋白同志很快认识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928年6月至7月，瞿秋白同志在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他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工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这次大会决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随后，瞿秋白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此后两年，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30年8月，瞿秋白同志回国，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宣传部成员等职。他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同志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逆境，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忘我工作。
四、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1931年夏起，瞿秋白同志转战革命文化战线，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他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力反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积极探索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道路，并创作和译著大量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重视团结党内外进步作家并肩作战，与鲁迅先生结下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杰出作用的领导人。
1934年初，瞿秋白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他在继续遭受“左”倾领导人错误打击的逆境中，仍对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呕心沥血、悉心指导。他主编的《红色中华》，大力宣传红军战绩和扩大红军运动，报道群众踊跃参军和节约粮食经费支援红军的模范事迹等，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围剿”斗争。瞿秋白同志长期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服务大局、恪尽职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瞿秋白同志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留下5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风采，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在政治理论、文学艺术、著作翻译、文字改革等领域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五、瞿秋白同志的精神和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同志留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日渐缩小的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被俘。在狱中，他始终对党忠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6月18日从容就义。
瞿秋白同志牺牲至今已有80多年了，他的信仰与理想、责任与担当、风骨与气节，不仅在历史天空中璀璨夺目，而且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瞿秋白同志入党后，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全身心投入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对自己选择的信仰充满自豪，坚定表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用生命践行了入党初心，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个人干净的崇高人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就是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思想上一尘不染，行动上才能一身正气。瞿秋白同志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操守，少年时代经受过清贫生活的磨练，投身革命后依然保持着个人干净的立身之本。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时，夫妻二人每月只有十六七元的生活费，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可他仍气定神闲，情绪内敛，夜以继日地工作，让人“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他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勇于自我批评，敢于自我纠错。他用清白自守、干干净净，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政治本色。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瞿秋白同志自入党那一天起，就自觉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在党的事业遭受挫折时，他临危受命，勇担大任；在个人境遇困难时，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他一生历经风浪和生死考验，始终初心不改，苦苦探寻和勇敢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只要能为社会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慷慨赴死、义无反顾。在他柔弱多病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是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的求索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瞿秋白同志是一个怀着满腔赤诚、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孜孜求索的人。他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他较早注意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在瞿秋白同志身上，充分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往真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和为发展真理而不懈奋斗探索的可贵品格。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瞿秋白同志“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值得铭记，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传承。今天，我们纪念瞿秋白同志，就是要学习弘扬瞿秋白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