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巴金的翻译生涯，几乎是与他的创作生涯同步开启的。他累计有数百万字译著传世。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草鹭文化推出全新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向翻译家巴金致敬。该译文集精选了巴金一生译作的经典，这些译文不仅是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更成为影响他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一个源泉。《巴金译文集》责任编辑之一李灿的这篇编辑手记，讲述了这些译作背后的翻译故事与文学思想。
还记得是2008年的秋天，我坐在复旦大学的教室里，在上一堂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课。陈老师用他和缓从容的声音，为我们讲述着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始末，我低着头，在眼前的书页上读到这样一段话：“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这是巴金《随想录》中的一个段落，为悼念曾做过他责任编辑的胡愈之先生而作。在读到这段话时，我还只是一个对文学满心向往的学生，对编辑工作的含义缺乏了解，只是朦胧地被这样一种坚实的情感所感动。这些字句，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刻下清晰的痕迹，直到10年后，沿着文学的道路一路走来，我做了图书编辑，并且竟成为这样一套极具分量的《巴金译文集》的责任编辑之一。
还是一位著译等身的翻译家
这套《巴金译文集》的策划人是周立民，他是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也是巴金作品研究专家。去年夏天，周老师来我们出版社一番沟通后，决定将这套《巴金译文集》交由我们出版。今年正值巴金诞辰115周年，又是巴金在《小说月报》发表第一篇小说《灭亡》9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推出巴金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翻译并反复校改的一套译文集，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致敬，也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精神的一次致敬。
巴金的文学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家》《春》《秋》《随想录》等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但也许尚未被广大读者熟知的是，他还是一位著译等身的翻译家。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巴金就通过林纾的译作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之后学习了英、法、俄、日等多种外语，并在1922年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1936年前后，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了把更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先进的思想介绍给读者，在出版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还陆续推出了《果戈理选集》《屠格涅夫选集》《托尔斯泰选集》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译文丛书”。
与此同时，巴金一直进行着自己的翻译工作，并将这项工作持续了60余年。他的译作虽不断被重印，但都仅是零星地出版，直到1997年，经93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精心校改和编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十大卷的《巴金译文全集》。
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
今天，我们出版外国文学的速度和节奏、对作品的遴选和编校，早已和数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语。尤其是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文学编辑，每天面对大量的选题、书讯，书店里不断推陈出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内心始终潜藏着一种深切的渴望：在紧跟版权引进的全球化节奏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阅读经典，需要通过经典的作品建立自己关于文学判断的更为客观的标准，提供给读者有益精神滋养的阅读。一如我们推出“双头鹰经典”的初衷，出版《巴金译文集》也出于同样一种期望：不少作品在当下文学市场中的某种“空白”，并不是因为其阅读价值已经衰微了，而是今天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喧嚣遮蔽了它的光芒。而我们，要让它们再次被读者看到。
我们推出的这十册《巴金译文集》，正是基于1997年出版的十大卷《巴金译文全集》，针对当下读者的阅读和审美需求，重新编选和设计而呈现的。
巴金对于翻译的作品有自己认真的选择，他只翻译打动了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产生了影响的作品，“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能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因此，这套译文集收录的有些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作品，有些是相对比较陌生的。但其中都能清晰可见的，是它们对一代文学大师产生过的影响，是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真正的对人的关照。
在文本编辑上，我们严格遵照了巴金晚年最后校订过的定稿本，在用词、标点方面保留了当年出版的原貌，同时改正了历次印刷中部分明显的文字错误；某些卷次在正文之外，还收录了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谈论该书的内容，或一些近年来新发现的序跋。根据策划人的建议，在每本书的文前配上了彩色插图，这些插图大多出自巴金的藏书和珍藏的图片。借由这些图片，读者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从早期的外文版到不同时期推出的中文版的脉络。好的作品历久弥新，我们希望这一版本能够成为推动这条源流的一脉动力。
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
屠格涅夫是巴金非常喜欢、也是和他的文学风格非常接近的一位作家。而巴金翻译屠格涅夫作品的契机，似乎是两颗炽热心灵的注定相遇。
1934年到1935年，巴金旅居日本，遭受不少屈辱经历，周立民的《巴金画传》对这些细节有过记录：“巴金在日本经常不意遭到警察盘问，在横滨时，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他，问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诸如此类的问题。”于是，在这种“感情激动、坐卧不安”“异常想念祖国”之时，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并在创作散文《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
屠格涅夫的另一篇散文诗《门槛》，据说是为俄国女杰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所写。苏菲亚的故事曾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广为流传，她出身于俄国名门望族，却投入异常艰苦的革命工作，策划指挥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行动成功后没有逃跑，毅然走上了断头台。巴金曾在《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一文中说：“在十一二岁时候的我就为了一个异国女郎流了不少的眼泪，在那时候我所知道世界中最可敬爱的人就是她一个。”
至于《门槛》，巴金认为也许它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苏菲亚，而是许多感动过屠格涅夫的伟大女性。当我读到这篇散文诗之时，对苏菲亚的故事尚不了解，但那种感动了巴金的、不畏“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的精神，依然能通过屠格涅夫的文字深深感动着今天的我。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草原故事》是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等等。这本小说集最初是由巴金的表哥濮季云将英文版介绍给他，那本英文版《草原故事》随着巴金一路到过法国，又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巴金的译文同那些草原上的故事一般清新、自然、流畅，他被《伊则吉尔老婆子》中勇士丹柯“伟大的燃烧的心”所打动，也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践行对于真挚的美的追求。
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
《巴金译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目，也许今天已经不太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却是我个人十分喜爱的，比如斯托姆的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斯托姆是德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字被誉为“德语诗文之明珠”。巴金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迟开的蔷薇》，后又读了由郭沫若翻译的《茵湖梦》（即译文集中的《蜂湖》）。巴金称“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在今天读来，斯托姆的意义依然不是简单的“诗与青春”可以概括的，这些简短的故事和清丽的文字背后是作者对人的情感、岁月流逝的敏感捕捉，它以一种平静悠远的力量穿透时间，触动今天的心灵。
廖·抗夫的《夜未央》、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以及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则是对于巴金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的塑造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品。第一次读到《告青年》，巴金便感到“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而读《夜未央》，“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
巴金出生的时代，决定了他对文学作品中思想的战斗性的重视。但正如陈思和在《巴金与外国文学》中所说，巴金对待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是机械的。他重视作品中的情感，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他“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在这些作品的翻译中，寄托着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也正因为此，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能借由这些文章感受到译者“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和“同情的眼泪”。
这些译作，其实和巴金的人生、思想以及文学观念的发展息息相关。就像《巴金译文集》策划人周立民所说，“巴金有时借译作传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他曾说过，自己喜欢读一些别人不肯读或不愿意读的书，他的翻译也是这样——既有大众熟悉的屠格涅夫、高尔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尔岑等别人不大特别关注的作家。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今天看来他的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在今天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中，隔着半个多世纪回望这些影响过一代文学大师的外国文学作品，读者会获得新的解读，也会更深入理解经典的分量。
巴金自己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事实上，他的译文“语言很美”，表现出“原著的韵味”。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认为，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的高尔基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文学史家唐弢评价，巴金在译文上用力之深、用心之苦远胜于他自己的著作。
正如巴金坚信，“艺术的感染力取决于艺术家的真挚性”，这套《巴金译文集》在今天依然能打动读者，就是因为作者通过文字传达着人类普遍的感情和思想。而巴金也通过自己的译笔，刻写着他的文学信念：“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