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因藏书而略显拥挤的简朴书房里，98岁的胡可手执拐杖，端坐在一张古旧的老式书桌前，待看清记者写在纸上的采访问题后，他谦逊地说：“有些褒奖过誉了，你看，我把你今天要来访的事儿写进了我的日记。”
他起身拉着记者走到他卧室的柜子前，打开柜门一看，里面排列整齐地挤满了上百本上个世纪的老旧日记本，每本日记都清晰地标注着目录和页码。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多年来未曾间断。1943年反‘扫荡’，阜平的乡亲有数千人被日军屠杀，我们抗敌剧社就有4位同志壮烈牺牲，我参军6年来保存的日记，连同剧作的底稿和演出器材全被日寇付之一炬。现在保存下来的是1943年以后的全部日记，到今天总共108本，它记录了我大半生的戏剧人生以及我在革命队伍中所受的教育和洗礼。”胡可平静地诉说着往事。
时光倒回到1937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6岁的胡可投身革命，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后来，他被推荐到军政学校上学。由于“会说京腔善做表情”，毕业后，胡可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敌剧社，成为一名既会唱、又会演、还会编的文艺战士。抗战期间，胡可先后创作并演出了《前线》《俄罗斯人》《李国瑞》《子弟兵和老百姓》《清明节》《戎冠秀》《战斗里成长》等多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救亡戏剧。
在那个硝烟弥漫、军民士气低落的年代，话剧发扬苏区红色戏剧和左翼戏剧的战斗传统，成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推动革命前进的有力武器。当年各根据地剧社和地方话剧团体之多、演出之频繁、创作之丰富、民众反映之强烈，曾被戏剧史家称为“戏剧史上的奇观”。
丁玲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离开根据地，作家并不是什么都能写。胡可说，他的“根据地”就是革命军队。谈到当年敌后根据地戏剧活动的盛况，胡可将双手搭在拐杖上，操着当演员时惯用的标准普通话清晰洪亮地说：“当年抗敌剧社支着帐篷四处演出，台下人山人海、军民鱼水情的血肉联系和战士们争先恐后承担任务的集体主义豪情使我终生怀念。我写的正是人民群众需要我写的。”
由于受过战火的洗礼，对战士和老百姓的生活和语言非常熟悉，胡可擅长把革命武装斗争凝结成戏，将战争大规模搬上话剧舞台，逼真而传神地写“兵”。他写话剧不光写个事儿，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写出这人是个什么样的官、什么样的战士？是一个很谦虚有幽默感的官，一个很粗鲁但心地善良的同志，还是一个老油子但打起仗来很威风的战士，通过这些性格化的人物、个性化语言和矛盾冲突的“扣子”把观众的心牢牢抓住。
有人对当年中国话剧的战斗性传统表示质疑。对此，胡可直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空谈戏剧的艺术性显然不合时宜，话剧在那时是号角、是战鼓、是投枪、是匕首，如果把话剧的战斗性传统与某些公式化、概念化，为图解政治概念而不惜牺牲真实性、大众性的做法等同起来的话，显然是一种误解。当年为了抗战的需要，话剧固然较多地承担了政治宣传的职责，但这种权宜做法也绝非话剧战斗传统的实质。今天，我们在反对戏剧宣传性太强的同时，其实也摒弃了解放区戏剧的优良传统，把戏剧看作是宫殿艺术、小众艺术、文人艺术。”
晚年的胡可已无法进剧场看戏，他每天要躺在床上吸几次氧。虽身在斗室仍心存天下。如今，他经常在家整理当年晋察冀抗敌剧社的资料和老照片，他关心与话剧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旅剧本的创作、剧作者的培养、红色经典的改编等。
今年年初，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前往探望胡可，老人当时提出作协的培训班不能只培养文学作者，还应把剧作家也纳入其中。此外，他对当前有些抗日“神剧”提出质疑，认为有些电视剧完全瞎编历史，有些所谓的“红色经典”也不符合历史真实。
“有的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时，理直气壮地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七情六欲，使之更‘真实’、更符合‘人性’，恰恰是这些自以为高明的改编者，不了解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只知道七情六欲是人性，却不知道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命感、集体主义精神、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纯洁更美好的人性。”
胡可感慨如今青少年不知道什么叫“三光政策”“无人圈”“人圈”。他呼吁要尽快挖掘抢救历史遗存，让下一代看到苦难的中国是怎样从战争中站立起来的。
这些年，胡可一直忙于收集整理晋察冀边区戏剧活动的资料。今年年初，他将多年来收集整理的有关八路军及晋察冀边区戏剧活动的专著、手稿、剧照等珍贵资料共计47件捐给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以支持祖国的文博事业。“我尽可能把我所掌握的晋察冀抗敌剧社的历史材料都捐出去，否则一旦我不在了，这些材料被当作废品处理掉就可惜了。”胡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