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随李庆甲先生办会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期间合影，（左起）杨明照、徐中玉、钱伯城、钱仲联、吴调公、李庆甲、王运熙、王元化、牟世金。钱仲联保存，罗时进提供。
李庆甲先生 （1933－1985）逝世已经33年，一直想写些文字，又不知从何写起。从师承来说，他是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的在职研究生，于我为师兄；我读研时，他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虽未听过他的课，却属师生。我留系工作，与他在同一教研室，同事了三四年。那几年他辞掉党务，专心学术，出了几种古籍整理的专著，据说仅《词综》一书就得到稿费7000元，那时可是天文数字。好几次，他向我表示，如果生活有什么困难，包括借钱，尽可告他，他一定帮忙，令我很感动。与他接触较多，则是1984年11月协助他处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会务，前后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
《文心雕龙》是南朝齐梁间伟大学者刘勰的著作，以50篇来讨论文学的分类、写作、批评及主导思想，用骈文写成，体系博大精深，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空前著作，当然也引起中日学者共同的兴趣。复旦大学是国内文学批评史学科公认的重镇，该学科三位奠基学者，两位在复旦，即郭绍虞先生与朱东润先生。后起的刘大杰先生与王运熙先生也有卓越建树。
此次会议的发起过程我不甚清楚，能看到的是由王元化先生与王运熙先生领衔召集，由章培恒先生负责约请日本学者，由李庆甲先生负责具体会务组织。元化先生那年刚从市委宣传部部长退下来，资源丰沛。会议安排在当时刚建成不久的龙柏饭店举办，那时星级酒店的住宿远非一般大学教师可想象，没有有力者的支持，很难办到。章培恒先生于1978年至1979年任教神户大学，他的学识为日本汉文学界广泛称道，人脉丰富。与他同年的庆甲先生出道稍晚，专治《文心雕龙》，由他操劳会务，各方都信任。我那时刚完成1984届本科生的分配，稍得余裕，庆甲先生约我负责会间的文件秘书事务，接待会务则由那时还是他研究生的汪涌豪负责。
庆甲先生做事极其仔细认真，凡事都想得复杂，交待仔细。甚至有些我只需做半小时的事，他会反复交待两个小时，我只要按他的思路做就可以，根本不需我费心思。现在回忆，甚至想不出有我任何遇到困难不知如何办，或会间出现重大失误的过失。我能记住的，是庆甲先生每天做什么事都会告诉我。比如准备给中日学者的礼物，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 《文心雕龙》最好版本元延佑刊本，前言由庆甲先生执笔，出版时署元化先生名，元化先生后来为庆甲先生遗著《文心拾隅集》写序时也说到，我当时就知道了；中日学者如何住宿（日本学者一人一室，中国学者两人一室），如何接站，如何安排会议程序，都让他费尽心力；会议期间有三次宴请，两公一私，规格都是四桌，每次都有十多人无法受邀，庆甲先生又不希望冷落任何一位客人，他告我曾连续用几个晚上安排就餐名单，仍觉摆不平；因为中日学者地位崇高，会议论文都用中日两种文字印出，也很费周章。
这次会议，中日双方都有大批地位和年资很高的学者参加。手边有1985年第二期《中华文史论丛》所刊日本学者11人的名单，他们是九州大学目加田诚、武库川女子大学小尾郊一、神户大学伊藤正文、立正大学户田浩晓、广岛大学古田敬一、九州大学冈村繁、东京大学竹田晃、爱知县立大学坂田新、四国女子大学安东谅、京都大学兴膳宏。其中目加田教授任团长，年已八十，其次小尾教授年七十二，其他各位大多年过六十，最年轻的兴膳宏教授年四十八。那时中日学界交往很少，日本学者更礼数森严，不易接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离开住处赴会场，日本学者都在电梯入口前排起方阵，最年长的目加田和小尾居前，后面九人三三方阵，人隔一米，整齐行动。这种阵势，以前没见过，以后也没见。
海外华人学者仅请了香港饶宗颐先生。那时两岸还未开禁，交流更谈不上。会间，我有幸陪饶先生往宛平南路看望王遽常先生。两位前辈见面后，反复拱手作揖，互道契阔。后来方知，两位曾是无锡国专时的同事，至少有35年未见了。
大陆学者约有30多位，记得有苏州大学钱仲联、四川大学杨明照、华东师大徐中玉、安徽师大祖保泉、西北师大郭晋豨、山东大学牟世金、南京师大吴调公等，也极一时之选。我因负责会议文秘，听完会议的全过程，领略各位名家的风彩，也感受大家与乡愿治学取径之不同。比如刚讨论宋人为何不看重《文心雕龙》时，有某翁起而反驳：宋人许多类书都有引用，哪能说不重视？众人哑然，换其他话题了。我仅管会务，谨守分际，很少找人请教，特殊的是某公首次认识，主动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留下一生恩怨。
会间组织中日学者参观复旦大学，一些学者还专程看望朱东润先生。复旦诸先生协同办会，总体组织得很好。元化先生还安排参访青浦淀山湖。唯有一件小事，有些让我意外。
章培恒先生个人宴请中日学者，即将开始，还不见庆甲先生来，他遂与我一起到住处邀请。庆甲先生在内洗澡，我告知原委，他在内大声说：“他又没有请我，我怎么去啊？”章先生掉头就走。我事后问过章先生，告曾当面邀请，因为同事加朋友，因而没写请柬，引起意外。庆甲先生病重后，章先生主持系职称晋升，涉及庆甲先生部分，全力维持，看来他们事后有过沟通。从此我深悟，人际讲究礼数之必要。
庆甲先生早年任系团总支书记，在轰轰烈烈中当然相信一切，有对老师失敬处。乱后主动向朱先生道歉，得到原谅。辞去系务后，他觉以往损失太多，全力学术，四五年间出版了《楚辞补注》与《词综》两书，完成《瀛奎律髓汇评》的整理（身后出版），又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办会加搬家装修的持续劳累，使他病倒，很快查出是癌症，去世时仅52岁。他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听朱先生回忆往事，说到庆甲刚到复旦时，是一个很朴素单纯的农村孩子，居然很快要死了，真的非常难过。庆甲先生弥留之际，我因任校文史学科组秘书，旁听了庆甲先生是否晋升教授的全程讨论。朱先生说：“庆甲做的《刘勰卒年考》，意义很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爱惜之情，溢于言表。稍前陪运熙先生去扬州，说到庆甲先生的学问：“他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庆甲先生逝世后，运熙先生为他整理遗稿，由元化先生作序出版，仅不厚的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