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堃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着很深的渊源，他18岁进入人艺，从灯光管理员做起，做过演出处秘书、演员，最后成长为一级编剧。在这本《故事中的北京人艺》中，梁秉堃讲述了北京人艺半个多世纪的点滴生活，披露了那些经典话剧台前幕后的故事。梁秉堃说，进了人艺，师从曹禺，得老舍指点，遇到亦师亦友的于是之，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有人赞誉北京人艺多年以来演出的不少经典剧目：“奇境纵横又一家：瘦韧苍劲，神采飞扬。结构奔放而又紧密。上下左右顾盼呼应，气势连贯。黑处沉着，白处虚灵，浓淡错综，剧中的人物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精美的舞台上，宛如一首美丽的画卷，一首动情的诗篇。”面对这样的“溢美之词”，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亲爱的老院长。
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师，从建院时的42岁开始，一直延续到辞世时的86岁为止，他整整当了北京人艺44年的院长，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院长。我们大家一直都为能有这样一位奠基者、带头人和领导者，深深地感到骄傲、幸福和庆幸。
曹禺师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4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洞，使我留恋不舍……我曾经说过，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这里话不多，但是段段、句句、字字都如同精灵一般，都是从曹禺师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真挚情感，多年来打动并温暖着剧院的每一个成员。
他当了我们44年——将近半个世纪的院长，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亲如手足，息息相通。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资深舞台工人杜广沛，在退休的时候，曹禺师也要郑重地写上一幅墨宝相送：“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绩。”杜广沛接过这幅饱含着深深爱意的墨宝，眼中闪动着泪花，立即把它挂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十分自豪，逢人便说：“这是曹头儿主动给我写的！”说也怪，剧院里几乎没有人叫曹禺师为“曹院长”或者“曹老师”的，都叫他“曹头儿”，连家属院的小孩儿也是如此，而曹禺师还答应得很响亮，很兴奋。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说：“这么叫是‘爱称’，听着觉得亲切，感动！如果你叫‘院长’，我反倒觉得生分，有距离了！”就是这样，曹禺师酷爱着北京人艺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也酷爱着他，因为大家火红的心是在一起跳动着。
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啊，由于剧本创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我们要走进曹禺师的家门，因为他并不是每天都来剧院上班。于是，只要我们一走进他的家门，他便忍不住询问起剧院里的各种情况——哪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询问剧院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乃至行政干部，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身体情况，等等，没有他不关心的。
有一年，曹禺师正在上海的家里写电影剧本《日出》，我和导演林兆华出差经过那里去看望他，说起剧院的人和事来，越说越兴奋，话题就无论如何也收不住了，我们几次要走都没有走成。就这样，从中午时分一直说到夜幕降临。正如曹禺师的夫人李玉茹所说：“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北京人艺来，他总是变得精神抖擞，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即便生病住在医院里，只要一见到剧院的人，哪怕他身有病痛，疲惫不堪，微闭的双眼也会突然出现神采，精神顿时振奋起来，而朋友们走后，他又会一下子瘫软得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曹禺师平时喜欢背诵的诗句：“风雨一生难得过，雷电齐来一闪无。”
是的，曹禺师最后住了整整8年的北京医院，其中艰难地吃了7年的淀粉食疗食品，在苦苦地与病魔争斗中，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在一个冬天的清晨突然雷电般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李玉茹大姐说：“他走得那样超然，那样安详，无牵无挂，无恐无惧，飘飘然而去。”我知道，曹禺师是把北京人艺深深地埋在心底带走了，永远带走了。我们——所有剧院的成员，同样把曹禺师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值得十分敬重的老院长。
曾任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这样说：“他会写戏，又导过戏，演过戏，教过戏，是一位真正懂戏的院长。他是人艺的一把尺子，我们做任何决定都得考虑如果曹禺院长在场的话是否会同意。”
周恩来观看新剧演出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并且在看戏以后与全体演职员座谈了一个小时之久。
周恩来看了看大家以后，满脸带笑地向坐在身旁的曹禺师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吧，这个除夕也就算没有白过。怎么样，你们大家谈谈吧？”
就这样，人们和周恩来有问有答地热烈交流起来。
周恩来的调查是细致的、认真的、务实的，从男女演员的比例怎样、工资待遇如何、住房有什么困难，以至剧院能否逐步实行企业化，一一作了询问。
停了一下，周恩来向曹禺师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整个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啊？”
曹禺师回答：“是，今年年底。”
周恩来继续说：“那，在话剧比赛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这个院长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点光彩来。”
曹禺师边听边点着头。
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恩来走出休息室，来到院子里，我们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他又向曹禺师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十天，我等着。”周恩来边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恩来走向小汽车旁，仍然回过头向曹禺师喊着：“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为剧本创作“号脉”
曹禺师在剧院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耳提面命地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何写剧本。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师：“什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他继续说：“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到。”我以为，这样一个戏剧的审美标准是很有针对性的，需要我们深长思之并加以实践的。
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时候，北京人艺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剧作家还是业余剧作家，写戏都要先有一个提纲，而提纲往往首先要请曹禺师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他的经验丰富，独具慧眼，水准很高，能够一下子判断出提纲里有没有“干货”，值不值得继续写下去。他常说：“一个剧本首先要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然而，请曹禺师给提纲“号号脉”，也并非易事。
他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针对我们“下笔千言万语，口若悬河无尽”的毛病，便从来不肯听提纲，而只是看提纲。同时，对提纲的要求也很严格，即只能写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这一下我们真作了难，每次写提纲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浓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这时仿佛才体会到，凝练要比铺陈费力得多。
曹禺师看一个提纲，如果不满意的时候，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句，只是轻声地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现成现成”。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纲里，“借用”了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中外古今的经典剧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方面你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一次，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纲挤进300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
当我把提纲给曹禺师看的时候，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点儿说明。可是，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外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没有提纲，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里周朴园、蘩漪和周萍、周冲喝药的戏，以及第三幕里周萍和四凤夜半幽会的戏。”
《雷雨》是曹禺师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演出已有70多年,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全世界也已有30多个国家上演,被盛赞为“通俗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通俗”。
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雷雨》，曹禺师作为剧作者和院长，在排练前曾多次向导演和演员介绍这个戏的背景材料及创作经过，在排演中，还经常到排练场进行指导，甚至还要动手修改剧本。
这样一部享有盛名的世界名著，在写出、演出20多年以后，剧作家还要修改吗？是的，进行了修改，而且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这里，仅举一例。
在第二幕里，蘩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的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排练当中，曹禺师觉得这段独白过于冗长了，于是把原有156个字的台词，硬是删改成只有20个字的台词——“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