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灿的第一步，在玉龙大雪山的召唤下迈向丽江（李霖灿作）
李霖灿教授麽些文字手书《普赤阿鲁列传》（局部）
李霖灿研究东巴文化的代表作石印版扉页（1944年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出版）
李霖灿，1913年生于河南辉县，13岁考入河南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21岁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习美术。当时中国有两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为北平艺专，1918年成立；另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杭州艺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艺专师生在校长赵太侔率领下，逃出沦陷的北平城，迁往江西庐山暂住，继之转赴湖南沅陵。随着日军不断进逼，南京沦陷，苏浙一带相继陷落。1938年年初，撤退的杭州艺专师生在校长林风眠率领下辗转到了沅陵。国民政府下令两校合并，易名为国立艺专。
时李霖灿已是毕业班的学生，面临毕业，因学校接到派人赴南岳衡山任大专学生训练总队艺术教员并作画宣传抗日的命令，遂以国立艺专研究生的名义赴衡山工作。因交通工具缺乏，李霖灿等毕业班七名同学主动组织一个步行团，以李为“团长”，安步当车，自沅陵经贵州向云南进发。按校长腾固的要求，李霖灿等七人团特别留意沿途的文化古迹并做简单考察，李氏作为一团之长，最为勤恳奋进，收获最丰。后原来的七人有四人脱队，只剩李霖灿、夏明、李长白等三人，乃组成三人团于1939年2月7日继续向昆明进发。
3月3日，李霖灿一行抵达昆明。国立艺专师生抵达昆明后，先驻昆华中学北院，不久又迁兴隆街中华小学。因当时的艺专不比其他大学，全校师生才200多人，两处地方虽小但足以供师生之用。再后来由于空袭频繁，艺专只好迁往距离昆明45公里的晋宁县安江村乡下继续办学。按李霖灿的设想，考察团必须赶在学校迁晋宁之前踏上行程。他把这一想法向学校当局报告后，腾固校长表示赞成和支持，修书一封让李霖灿拿着去拜谒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董作宾。腾固本身国学功底深厚，对考古极有兴趣，与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友善。他认为李霖灿此次赴丽江调查研究，向董作宾等专家请教很有必要。于是，李霖灿怀揣校长手书和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走出校园，向昆明郊外的龙头村走去。对这段决定人生命运的经历，许多年后李霖灿回忆说：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学校由湘西迁到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滕固校长对我说：你要去调查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我介绍你去中研院看一看董作宾（彦堂）先生，他是古文字学专家，又是你的同乡。我去了，由昆明市步行前往，七点半钟出发，十点钟便到了龙泉镇，当地人叫它作龙头村，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小村落。彦老看过了介绍信，十分高兴地说：我只是对商代的甲骨文字略有一点了解，而且知道有一些字的来源已不识其本，你去丽江研究纳西文字时，要注意那种图画文字的字源，这对文字发生史的比较研究是十分有用的，难得现下当今，还有这种洪荒太古的活标本存在。我立刻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一句话：必定在这方面有所报命。
谈话中，董作宾告诉李霖灿：这些年由于大批甲骨出土，经过专家学者不断的精心探究，渐渐为不少来历不甚清晰的汉字寻到了根。这是古文字学研究的进展。而由于研究问题的向度不同，对甲骨文的释义就会见仁见智。若能找到与甲骨文同时代的其他文字，与之进行比勘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甲骨文的孕育萌生，以及人们造字时的心理及文字演变情况等。纳西象形文字尚处于文字与语言的分野不甚明晰的舞蹈阶段，正向形象时期演变，恰恰便是语言学者们倾心以求的一种文字……
董作宾告诉李霖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吴金鼎、王介忱夫妇，连同从英国学成归来不久的女考古学家曾昭燏等人组成的发掘团，此时正在云南西部大理苍山、洱海一带搞考古发掘。而大理的苍山、洱海区域，地理上与丽江相连，文化上也有相通之处，如果能先到大理跟吴、曾等考古专家学一学田野考古调查的技术，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对以后的丽江考察大有益处。说着，董作宾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交给李霖灿，说如果决定去大理找吴金鼎，带上这封信就可以了。
对这位前辈兼同乡饱含期望与寄托的提示，李霖灿深以为然。根据计划，考察团将于1939年4月26日出发，惜在出发前另外两位同学打了退堂鼓，只有李霖灿孤身一人按期前行。
以后的日子里，李霖灿跟随以吴金鼎为首的考古发掘团在苍山、洱海学习田野调查、发掘技术，星期天便一个人背着画夹到离工作站很近的清碧溪游览写生，并草成《清碧溪游记》一篇交曾昭燏审读。李霖灿在大理一边跟随吴、曾等考古人员学习田野发掘调查，一边等待此前在昆明呈交的手续核准。一个月后，云南省核发的“护照”到手，李霖灿便告别吴、曾等发掘团人员，打点行装随马帮沿着茶马古道进入丽江，开始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纳西族的语言文字及更宽泛的东巴文化。
面对巨额的调查费用和肩上的重担，李霖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越发感觉到“在祖国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学术机构卓越领导人，千方百计安排出巨额经费来发掘自己的文化宝藏，这都是为了百年后的文化大计，不是为眼前寸尺得失的一日之课”。于是，李霖灿怀揣这一关乎国家、民族兴衰的“文化大计”，“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在云岭之下，发现了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霖灿所说的这个世外桃源，表面上是说丽江及其周边地区纳西族人民的聚居地，深层含义却是指纳西族的历史与纳西文化形成的源流，以及传播、延续的史实。在这一史实的深处，埋藏着这个民族苦难的历程、奋发的身影、闪耀的灵旗、血泪交织的辉煌。
纳西族系崛起于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的后裔，于商周时代开始成规模南迁，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支系。李霖灿生逢其时，在神灵的感召下有幸进入这片“世外桃源”，在与纳西族民众接触并渐渐熟悉之后，李霖灿感到要深入研究东巴文化，首先要认识这个族群的文字，即东巴文，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对麽些族群与东巴文字有了较为明晰的了解后，李霖灿认为应编纂一部有分量的纳西象形文字字典，让更多的学者对这种文字产生兴趣和研究的热情，进一步弄清麽些族和东巴文化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当时，丽江地区已有外国学者进入考察并有所斩获，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一本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字典是法国的巴克所编。但此书的缺憾是所收东巴文字与总数2000多个相比，毕竟太少，且译解十分简略，完全不足以作为字典和词典使用。在没有前贤作品可参照的情形下，李霖灿于纳西古国的荒野莽原中，艰苦跋涉，开始寻访东巴大师、深入民众进行考察访问。这时丽江和中甸东南部的三坝乡境内的东巴大师尚多，李霖灿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寻访，虔诚地向大东巴学习，足迹遍布丽江县境、中甸坝区较为平坦的乡村和塔城、鲁甸、巨甸等山村，随后又延伸至宁蒗县永宁、四川境内的木里县俄亚，以及四川省无量河流域的很多村寨，向当地德高望重的大东巴请教，并在对方指导下翻译经典。
这个计划实施不久，李霖灿于三坝白地白水台结识了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的纳西族青年和才，这个青年对李霖灿的田野调查及编纂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很感兴趣。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至交，决定共同研究东巴文字与经典著述，并立下一个君子协定，互教互学麽些语和汉文，共同研究，共同进步。李霖灿进步惊人，不但能唱当地民歌，还很快学会了讲麽些话，读麽些字，对所见经典的文字和流传脉络逐渐有了全局性的清晰把握。
李霖灿通过实际考察纳西先民的迁徙路线、文字的发源地及其分布状况，认为在四川木里以东，永宁以东，盐源县辖境一直到西昌附近的纳西人是没有文字的；而从木里西边的无量河南下，经中甸县境，过金沙江，入丽江县境又折而西北趋向维西县境内的纳西人是有文字的，也就是说，“麽些族的文字之花是开放在围绕着玉龙雪山的金沙江边上”的。而丽江县北部的宝山及中甸县的白地一带仅有象形文字；丽江坝子、鲁甸、金沙江边以及维西县的纳西族聚居区则是既有象形文字又有音节文字，文化最先进、文明最发达的区域。
冬去春来，倏忽间四年过去了。李霖灿与和才二人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集了1228册象形文字东巴经和3册音节文字东巴经；为中央研究院收集了200多册象形文字经典，并对这些经典进行了编目整理，编写了内容提要，同时在十几位大东巴的帮助下，将一些重要经典进行了翻译。1943年9月，李霖灿得到已迁入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指令，命其返李庄述职，并按学术界规矩，整理资料，写出考察报告，以对公众有个交代。李霖灿欣然就命，并告知同甘共苦了近四年的助手和才，设法完成使命。二人在当地雇了几十匹骡马，驮着东巴经和各种图册、祭器，一路风餐露宿，过泸沽湖，进入四川地界，经盐源到西昌，再经乐山转船过宜宾抵达李庄，此时已是1943年的11月，整个行程历时两个多月。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霖灿在和才的协助下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编纂工作。字典初稿完成后，由李济送往板栗坳请史语所语言组的李方桂审查。李阅后极为高兴，认为李霖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业，唯音标方面尚有欠缺，没有按国际通行的音标注音。在丽江考察时，李霖灿在学习音标方面曾受到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葛毅卿二先生指点，但与国际标准还差一段距离，所以李济专门请李方桂派出史语所语言组助理研究员张琨前往指导。李霖灿与和才遵命上得山来，在板栗坳史语所驻地与张琨共同工作。根据张琨的建议，对字典初稿要重新编排，以排卡片的方法另起炉灶。于是，几个青年每天忙于标音、整理、抄写，每天抄录二三十条于油印纸上，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对原拟就的音标全部校正了一遍。
1944年2月下旬，李霖灿开始与和才把编纂好的字典抄写在药纸上，准备交石印馆石印，四个月后撰写完毕。1944年6月，李霖灿编著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作为中央博物院第二种专刊于李庄镇石印出版，这是继曾昭燏执笔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巨著。此书共收录2121个纳西象形文字，收字之广泛，囊括了“若喀”（阮可）字等纳西支系的一些特殊“土字”和藏语读音的文字，书末附录汉文及国际音标索引。类似的收集文字，虽是文字专家而不研究这一分支的学者都无从看懂。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缜密的结构和丰富宏大的内容，成为中国学者编纂纳西东巴文字字典的奠基之作，受到业内广泛赞誉。
其后李霖灿又埋头编纂《麽些标音文字字典》一书，1945年完成并由中博筹备处列为专刊乙种之三，于李庄石印出版。该书共收录了2334个标音符号，正文按音韵系统排列，按字形特点分为15个大类，将东巴音节文字“哥巴”文从当时写法繁多杂乱、分音不分调等混乱状态中理清了头绪，每字或按音或按形加以科学排列，这一科学方法和研究成果，成为后世东巴文化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不二法门。
（《那时的先生》岳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