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是唐代颇具特色的文学现象，为学林所雅重。然令人倍感意外的是，饮誉百代之杜甫诗歌却在存世的唐人诗选中遭遇到了空前冷落，除韦庄《又玄集》外，其他选本均对杜诗采取了一种有意的“黜落”。
究其根由，或可从两方面予以阐释。首先，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既存在于其不间断的评价累积，也有赖于各个历史时期读者的反复阅读与欣赏。杜甫言“诗是吾家事”，其诗笔不辍，安史乱前就有诗千首。乱后，其创作更是进入旺盛期。然《旧唐书·杜甫传》云“甫有集六十卷”，这应是晚唐五代杜诗存世的数量，其作品残损显而易见。作品散佚无疑降低其为读者阅读欣赏的概率。从流传的范围看，据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杜甫辞世后，其文集仅流行于江汉，甚至连江东都不甚知道他的诗名。这种狭窄的流传面亦使得杜诗较难为全国尤其是长安文坛所知晓。其次，各家选诗旨趣与杜诗风格错位。《唐人选唐诗》编选时代不一，选诗标准互异。如选于开元、天宝时期的《箧中集》皆以古体入选，而杜甫诗作名篇多以律体为主；《御览诗》选诗风格轻艳，入选多“研艳短章”，不离相思离别、春情秋怨的缠绵基调，杜诗落选自在情理之内；《极玄集》选诗意趣或主清空闲雅，或尚凄婉苍秀，亦异于杜诗；《才调集》则以晚唐繁缛绮丽之风格为取舍标准，杜诗鲜涉此道，故难入选；《搜玉小集》所选大多为奉和应制诗，且以初唐作家为主。杜诗或囿于时空因素，或因与编选思想相左，而与诸诗选失之交臂。在此背景下，韦庄《又玄集》作为现存唐人选唐诗中唯一选杜的诗选，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又玄集》编选于唐末，供其取舍者几乎是全部唐诗，韦庄“执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经“沙之汰之”“载雕载琢”一番功夫后，收诗299首，诗人146人。其特点如下：首先，选诗范围广。时间上，入选作品横跨唐代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诗人身份上，从名臣贤相到贫寒士子都有网罗，甚至僧道妇女亦未遗漏；流派上，既有盛唐边塞、山水田园诗派，又有大历十才子，更有中唐韩孟、元白等诗派；风格上，李白之飘逸、韩愈之奇崛、李贺之诡异、高岑之雄奇、元白之轻俗亦皆能兼容；体裁上，入选作品近体、五古、七古、乐府、杂言等各体纷呈。其次，选诗尚情感淡远冲和、意境清新自然之作。如李商隐入选的四首诗，皆非后人激赏的《无题》组诗，也非抒寄兴亡的咏史诗，更非那些深情远渺、意象绵密的作品，而全取其前期淡远清新之作。这在王维、李白、杜牧等人诗作的取舍上亦有展现。作为现存唯一编选杜诗入集的唐诗选本，《又玄集》共选杜诗七首；杜甫是该集中入选诗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可见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和喜爱。具体入选篇目为：《西郊》《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砚省》《南邻》《塞望》。详察之，除《塞望》有沉郁的家国之忧外，其余六首都着眼于在平凡题材中挖掘生活新意，将凡俗的生活咀嚼出了诱人的诗意，而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登高》等竟无一入选。可见，韦庄好杜、选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个人色彩。
韦庄、杜甫虽异代却同调，在遭遇、思想等方面颇多相似。杜甫父祖名垂青史，其自小立志高远，然一生多穷困潦倒。韦庄远祖多出将入相，近祖也得牧守大州，至韦庄，家族败落，其成年后游幕多方，颠沛流离，与杜甫极为相似。因此，韦庄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好杜，而且学杜、思杜。韦庄弟韦蔼在《浣花集序》中说：“（韦庄）在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荑，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陈寅恪《读秦妇吟》一文亦曰“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在创作上，韦庄亦受杜甫影响甚深。其诗不仅化用杜诗诗句，而且在风格、意境方面也多借鉴杜诗。但二人毕竟在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上各有不同。从《又玄集·序》看，该集承姚合《极玄集》而编，以“清丽”为旨归，主张文学形式与内容纯净高洁、文学情韵风雅秀美。韦庄虽在文学创作上师法杜甫，但受时代文学思潮影响，其在创作上力主“清丽”，从而使其选杜入集时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符合其文学审美趣味的杜诗上，而对杜诗中反映民生哀苦、关注现实生活、写实记事的篇目则主动排除。这种选择性学杜的做法无法真正领会杜诗广阔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诗艺技巧。
作为杜诗接受史上的重要事件，韦庄选杜诗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又玄集》在唐代首次将杜诗编入选集，且入选杜诗数量占《又玄集》入选诗人诗作数量之首，这对于杜诗的普及与宣传功莫大焉！在书籍尚未普及和文人别集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入选选集、扩大读者的接受面对于诗人地位的提高和人们对作品的细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杜甫作品自诞生之初，就未受到同时代人的足够重视。韦庄在选集中大量入选杜诗，对于提高杜甫在受众间的知名度以及发现杜诗的价值颇具意义。由此开始，杜甫日渐受到诗坛关注，及至北宋，杜诗全集的编定和千家注杜诗盛况的出现，终使杜甫走到了诗坛中央，并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努力下，最终确定了其在诗坛不可撼动的地位。
其次，韦庄选杜虽在形式上对杜诗接受起到推动作用，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没有真正发现杜诗价值，从而错失了亲手迎接杜诗接受黄金期的机会。韦庄身处晚唐后期，其时诗坛上空弥散着脂粉气、仙道气和历史气，当然也包括韦庄的清丽气。杜甫诗中指斥时弊、哀怜民生而欲再造盛世的内容自然与时风格格不入，受此影响，《又玄集》中“三吏”“三别”等作品被弃置而写景淡雅、抒情柔婉之作被选中实在情理之中。
（作者：王伟，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