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是提倡人们回归阅读的日子。在“读书日”前夕，一部关于读书的纪录片《书声——北京阅读考》在网络上播出，给人们梳理了北京悠久的阅读历史，并带人们对当前阅读现状进行思考。
在对北京阅读历史的追溯中，不能绕开的便是在明清时期“广集天下图书”的文化地标：琉璃厂。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西至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约800米。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琉璃厂，因烧制琉璃瓦而得名，却因为卖书，特别是古籍善本而出名。
三百多年前，这里是北京城最大的买书、卖书的场所，世所罕见的古籍善本以及精妙的古玩字画都在这里得以展示。因此，数百年来，一批又一批文人学士在这里流连驻足。
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如今，这条短短的街巷，重现昔日的热闹场景，数以百计的古旧书店和文玩店铺将这条古巷打扮得古色古香。在这些古籍、字画背后，同样隐藏着无数绵延悠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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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书市在内城
作为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古都，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集中地，他们聚集于此，书市也就应运而生。而北京书市的变迁源流，有资料可考者，远在明代。
据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记载，“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明朝皇城的正南门，今天安门广场南端）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今毛主席纪念堂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由此可见，当时的书市主要集中在内城，前门内、灯市（东华门以东，明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称，“元宵日结灯，货于东安门外，曰灯市”）以及西城都城隍庙一带。
明朝中后期，书市开始往城南迁移。《萃雅楼》记载明嘉靖年间，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人在西河沿开了一家书铺，这家书店经营有道，收书的时候有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卖书的时候有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成为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官员、文人和科考举子们的聚居之地，会馆、试馆云集宣南一带。北京的书市也迁至南城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即今天的报国寺）内。自书市移到报国寺后，居住于宣南的文人学士都喜欢到此游玩，王士禛、翁方纲的诗文中对此多有记述。
王士禛于顺治年间赴京应试时，就曾寓居于此。康熙五年（1666年）后，王士禛一直居京为官，他的一大消遣就是慈仁寺淘书。王士禛曾在《香祖笔记》中说，他自己做官二十余载，所得俸钱，几乎都买了书。有一年冬日，他过慈仁寺，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想买却没买，等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已经被他人买走了，回来后，王士禛郁郁不欢，居然因此得病，十多天才好。
孔尚任有《庙寻王士祯》一诗，诗云：“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庙里寻”。诗的意思是讲，自从王士禛入居要职，见一面不容易，要想见他只能到慈仁寺。
当时，琉璃厂的书市，并没有太大规模，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说：“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西河沿，余惟琉璃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发生地震，慈仁寺被毁，书肆、古玩迁至琉璃厂，琉璃厂文化街开始形成。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慈仁寺得以重修，不过书市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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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时琉璃厂渐成书市
琉璃厂也正是因为报国寺书市的迁入，凭借琳琅满目的古书和古玩，书写出一部独特的历史。
辽代时，琉璃厂一带属于京城东郊，是“燕下乡之海王村”，金代称为海王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在琉璃厂工地监督施工时，发掘出辽代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碑文：“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始知此地为辽代的海王村。
元代时，此地就建有琉璃厂。据《琉璃厂沿革考》一文，“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来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送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
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城再次扩建，并营建紫禁城、西苑、景山等宫苑，工程浩大，因此当时北京城有五处规模较大的工地：台基厂、神木厂、大木厂、琉璃厂、黑窑厂。
清初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再加上大批学子进京赶考也都聚集于此，自然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籍”和必用的“文房四宝”。康熙年间，窑厂监督汪文柏奏请朝廷，于琉璃窑前的空地建筑房舍，招商承租，于是各地的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再加上从护国寺迁来的书商及古玩商，琉璃厂逐渐形成京城较大规模的书市。
琉璃厂书市真正繁荣，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有关。当时，朝廷责令各省巡抚广采当地藏书家之书进纳，并大力搜寻流散于民间的重要典籍汇集京都。同时还征调了文人学士2000余人进京参与编修工作，这些人员大都住在宣武门外，他们为了考证典故，详列书目，常到琉璃厂访求自己所需图书，于是各地书贾纷纷携带珍本、善本书籍来琉璃厂推销售卖，使琉璃厂成为广集天下图书之所在。《清稗类钞》云：“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书肆最多，终岁启扉，间亦有古董书画之店。”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四库全书之后琉璃厂书市才开始兴起，此前琉璃厂的书市其实已经颇具规模。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李文藻至北京谒选，他在北京居留五个月，其间频繁到琉璃厂书市购书和借钞书籍。后来离开北京赴广东恩平知县途中，撰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将琉璃厂众多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来源做了介绍。这篇文章也成为研究琉璃厂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有趣的是，说起李文藻和他的这本书，还有一段轶事。话说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后，因才华出众，受到乾隆帝的重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于纪晓岚耍小聪明给犯法将被查抄的亲家通风报信，惹怒乾隆，纪晓岚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充军。两年后，纪晓岚被召回，在北京等候乾隆的召见。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读了李文藻（李文藻是纪晓岚的门生）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得知李文藻于几年前在琉璃厂的声遥堂书店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就被提拔升官了（《琉璃厂书肆记》记载：“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适有《广东新语》，或选恩平之兆也”），纪晓岚看了之后，也打算亲自去声遥堂看看。
纪晓岚穿着普通的服饰来到声遥堂，掌柜的客气地随他挑书。纪晓岚和掌柜的闲聊，问他前几年是不是有位进士来这儿买走《广东新语》后就升官了？掌柜的告诉纪晓岚，上这儿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
纪晓岚选了几部书，故意说没带钱，想给店铺写几个字，留个记号。掌柜拿来纸和笔，并让徒弟研墨。墨研好了，纪晓岚拿起大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一气呵成。他又换了支小笔，落款：“纪晓岚”。
掌柜的一见，先惊后喜，连忙作揖致谢，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金字牌匾，并悄悄摘下原匾，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不久之后纪晓岚果然复官，还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当上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当然，这则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足以说明当时琉璃厂书市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口碑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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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京师的二酉堂
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启动，乾隆时期，琉璃厂附近居住了大批学者、文人。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就在不远处的虎坊桥一带（珠市口西大街24号，至今尚存纪晓岚故居）。此外，著名诗人龚自珍曾寓居南横街；著名戏曲家李渔也在琉璃厂附近的韩家潭营建一座庭园，取名“芥子园”。因琉璃厂紧邻前三门大街，交通便利，很多外地进京的官员、商贾也都把同乡会馆修建于此。米市胡同内有南海、宁乡、德州会馆；上斜街有中州祠（河南会馆）、东莞、番禺会馆……琉璃厂附近的各省、州、县的会馆，占全北京会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些也促进了琉璃厂书市的繁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写下《琉璃厂书肆记》，他记录了声遥堂、二酉堂等30余家书肆名称。140余年后的民国初年，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1841年-1919年），在游历琉璃厂后，写下了《琉璃厂书肆后记》。他把当前琉璃厂的书肆情况与李文藻时的书肆作了对比。除二酉堂、聚星堂外，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文中的书肆名大多早已不存，换了新的店家。两年后，缪荃孙再次来到琉璃厂，他发现“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歇业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缪荃孙复作“附录”一文，记录所见书肆三十余家。琉璃厂知名书商孙殿起在《琉璃厂书肆三记》中记载，民国时期，琉璃厂的书肆达到两百余家。
在这些老书肆中，二酉堂值得说一说。它是一家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书肆。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关于它的记载非常少。光绪年间的进士叶德辉在《都门书肆之今昔》中记载，“惟二酉堂岿然独存，据其同贸人云，肆址犹前明故处，而主人则屡易姓矣。”
书店主人屡次更换，却依然能长存，不得不说是件奇事。虽然记载不详，但二酉堂的名号却是享誉京师。如今，北京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很多人对二酉堂多少有些印象。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写到主人公“我”慕名前往京师琉璃厂，“走到一家老二酉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
后来，二酉堂迁到东打磨厂，上世纪五十年代，二酉堂并入了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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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书商成为一代学者
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最生动的是对书商老板的描写，“书铺之中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文中的老韦，不但卖书，而且读书，他“尝劝书昌（周永年）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书昌亦心折之。”
实际上，在当时，书店的兴衰与老板自身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的旧书界，有两个传奇的人物：一个是来薰阁的陈济川，他一心一意把古旧书生意做大做强；另一个是通学斋的孙殿起，他在把古旧书生意做好的同时，还把精力投注于编书撰文上，他编撰的《琉璃厂小志》等书籍是研究琉璃厂历史的重要资料。
孙殿起（1894年-1958年）是河北冀县（今属衡水市）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业农的家庭，年少时来到北京讨生活，最开始在琉璃厂旧书商人郭长林门下学生意，又先后在琉璃厂其他旧书店打工。孙殿起虽然没什么学历，但特别勤奋，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他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藉以熟悉版本。久而久之，他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致书籍内容、作者生平、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就能够基本掌握。孙殿起凭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古书业中逐渐崭露头角，他是当年琉璃厂古书业中月薪最高的伙计，大洋六元。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伙计月薪超过三元者。
1919年他结识著名藏书家、学者伦明（1875年-1944年），伦明对其在古籍版本目录方面的学识和人品皆非常赞赏，两人遂合资在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此后的时间，孙殿起埋头于古籍群书之间，视野不断扩大，学业也不断长进，后来孙殿起不仅精通目录学，而且还具备了丰富的鉴别版本的经验，常为郑振铎、陈垣等著名学者收书。他贩书数十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手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编纂《丛书目录拾遗》12卷，又编纂了《贩书偶记》，《贩书偶记》收集了清代著作单行本以及宋、元、明代的罕见古籍版本共1.7万多种，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补充。
再来说说另一位传奇人物：来薰阁的陈济川。来薰阁开设于清咸丰年间，最初是卖古琴的，名“来薰阁琴室”。民国元年（1912年），由陈氏后人陈连彬收回，改业为书。当时来薰阁生意没有多大起色，陈连彬遂于1925年把其侄陈济川邀来，帮助管理经营。陈济川早年在隆福寺文奎堂旧书铺从王云瑞学徒。文奎堂的生意做得比较活，不仅与国内知名学者来往十分密切，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交往。陈济川在这里培养出善于交际的本领。
到来薰阁不久，陈济川大量收进名书好书，他还外出到各省收书，买到各种宋堑元刻、明版清刊的善本珍籍。来熏阁中有两本书令陈济川最为得意：一是据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有李贽的评点，当年收购价一两黄金，1949年后，捐给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是与人合伙收得明弘治年间刻本《西厢记》。明刻《西厢记》不下几十种，大多是明万历之后的刻本，而此书刻于明弘治，要比明万历刻本早近百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厢记》完整刻本，弥足珍贵，此书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如今，来薰阁仍然矗立于琉璃厂，续写其传奇。
拾遗
鲁迅淘宝琉璃厂
鲁迅先生与琉璃厂有着不解之缘。1911年鲁迅在绍兴师范学校当监事时，非常向往北京的琉璃厂，他在当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许寿棠，特意打听：“北京琉璃厂书肆有异书不？”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随政府迁来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一有空，鲁迅就到琉璃厂，搜集大量古旧书籍，还从事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和校勘等工作。
书商主动抱书给鲁迅挑选
在北京期间，鲁迅到琉璃厂非常频繁，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迅日记载，鲁迅居住在北京的十五年期间，总共去了几百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鲁迅养成了逛琉璃厂的一些习惯：常常饮茶、洗澡之后，到一些书店书摊，搜寻他需要的书籍。另外，琉璃厂周围还有小市，在小市地摊上鲁迅还买到过《太平广记》的残本。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二三百元，每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的工资去买书。通过在琉璃厂买书，鲁迅认识很多书商，书商们知道鲁迅的这个爱好，甚至主动抱书到绍兴会馆让他挑选。鲁迅每年年终有个统计书单的账目叫“书账”，附在日记后面，从“书账”记载的书目看，他买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惊人的。正是鲁迅搜集了大量的书籍，才使他的《嵇康集》、《谢承后汉书》等重要文集的校订工作进展得很顺利。1914年鲁迅为了探讨人类思想史，专门从琉璃厂保古斋等书店买了《阿育王经》等书籍研究六朝佛教经典。
鲁迅对于他费尽心血从琉璃厂淘来的书籍是非常珍惜的。从其日记中看出，他经常委托琉璃厂本立堂替他修缮古书，一些修缮得不好的书籍，还退回去重新装订。鲁迅自己也在琉璃厂买了把锥子，有时夜里自己动手修理图书，这是他一直保持的良好习惯。
有时偶过琉璃厂古玩铺，鲁迅还会买下一些瓷器、箭簇、石章、铜像等文物。有时他专门从广文斋、李竹泉等古玩铺购买古钱，并且仔细研究了钱币上的文字；有时他喜欢买松筠阁的俑像，他希望通过俑像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为此他还特别从日本丸善书屋买来《支那土偶考》一书进行参考。
鲁迅很喜欢收藏铜镜，搜集了不少铜镜，后来鲁迅写下了抨击性很强的杂文《看镜有感》，他通过介绍一面海马葡萄镜来分析指出，汉武帝时我国艺术家尚能吸收西方大苑、安息的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而后来的统治者却闭关自守，反而做不到这一点。显然，没有丰富的文物知识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好文章的。
与郑振铎合力挽救笺谱
鲁迅除了常去旧书店、古玩店外，也常去售卖文具的南纸店，就是逛这些南纸店，使他爱上了琉璃厂的彩色套印信纸——笺谱。“笺谱”是我国古代的木刻版画，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我国就有精美的《十竹斋笺谱》问世。而我国印制笺谱最多最好的地方就是老北京琉璃厂。二百多年前琉璃厂就有一家印制笺纸最出名的南纸店叫松竹斋，即现在荣宝斋的前身。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曾两次回到北京，每次回北京，都要去琉璃厂搜集信笺。1933年2月5日，在上海的鲁迅写信给居住在北京的郑振铎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民国时期对琉璃厂的别称）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不久也将销沉了。”
1934年鲁迅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也提起他当初渴望抢救笺谱的心情：“说实话，自陈衡恪、齐璜（白石）之后，笺谱已经衰落……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
之后，鲁迅向郑振铎提出合编《北平笺谱》的请求。郑振铎也是一位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作家学者，为了挽救这项垂亡的艺术，郑振铎在琉璃厂各南纸店中寻觅信笺，他买到一批笺纸后，就一包包地寄给鲁迅，鲁迅选样后又一包包地寄还郑振铎。最后由鲁迅在数百种信笺中选定三百三十幅。当时刻印信笺，各南纸店都自己镌版，自己套印，所以这三百三十幅信笺是由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九家南纸店各自拿出所藏制版套印后装订成的《北平笺谱》。
鲁迅对《北平笺谱》从选笺、选纸、印刷、设计、装订到选用什么颜料都亲自出主意，不遗余力。为了恢复宋、明以来木刻书籍刊载刻工姓名这个优良传统，郑振铎特地访寻了琉璃厂镌刻信笺的刻工姓名，并刊载在《北平笺谱》上。
《北平笺谱》于1933年9月第一次印行了一百部，鲁迅要了一部分，寄给纽约、巴黎、日本等地图书馆，并分赠国内外友人，他委托内山书店销售的二十部，不到一星期就卖完了。1934年又再版了一百部。后来，鲁迅与郑振铎委托荣宝斋刻印了明代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笺谱》没有来得及出完，鲁迅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1958年12月，为了悼念鲁迅、郑振铎两人，荣宝斋复制了《北平笺谱》，并请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作序，后来将《北平笺谱》改名为《北京笺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