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个无需问也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玄奘在离开南疆的龟兹国之后，本来可以朝南直接翻越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而去印度。但是他担心自己私自出境，会被唐朝的附属国扣留，加之还要寻求突厥叶护可汗的庇护，所以就继续西行，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往南走。这样他便来到了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地界，在美丽的伊塞克湖边见到了叶护可汗。可汗十分礼遇，赠给他丰厚的旅资，并给通往天竺的沿途各国写了文书，希望他们帮助这位唐朝高僧西行。玄奘感慨地说：成事不在人，在势。要用势——运势、造势，才能取胜。
玄奘在这一带遇到过大雪崩，几乎被埋葬，遇到过高原反应，几度晕厥不醒。到了热海——现在的伊塞克湖，从那里西行一段，便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东北面的托克马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碎叶城。在那里又遇到了强人的拦截，在强人刀剑的威逼下，他说：你们要财物就拿走吧，只要让我西行，然后便镇定自若闭目念经。他的定力反倒让强人们心虚了，强人们为了争夺分抢他的财物，开始了争执以至于激化到格斗厮杀，这却正好放走了玄奘。在他回国后忆写的《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伊塞湖作了这样的描述：“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森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故水族虽多，莫敢捕鱼。”
玄奘在伊塞湖畔这里还收了三个徒弟，三个徒弟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原型。一个徒弟是娄沙，替玄奘法师背行囊、办事、牵马，很像是机智的孙悟空；一个徒弟是小沙弥致远，主要照顾高僧的生活起居，类似于沙和尚；另外，叶护可汗还送给他一名向导兼翻译——突厥人比蒙，是个三十多岁的大黑胖子，扛了根七尺长的大铁铲，大大咧咧走在队伍前面，是不是很有点像猪八戒呢？所以吴承恩写《西游记》，恐怕多少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
玄奘留下的《大唐西域记》较为精准地记录了沿途百十来个国家及二十多处的风习、都邑、山川情况，使印度一部分没有历史记载的邦属，拥有了自己真实确凿的史料，这使得唐僧在印度知名度极大，因为小学课本里提到过他。玄奘这种实实在在的中国作风，是儒家入世实践精神的一种体现，给印度文化提供了营养。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佛经，但远不止经文。带回的更有佛经中关于生存、生命之梦的哲思和理想，有佛经中执着于在此生的苦行中圆梦于来生的那种美善的追求，那种在有所敬畏中救赎自身的精神。这与入世的儒家、超越的道家区别开来又组合起来，形成中国文化价值观三足鼎立中的一足。这又是对中国精神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玄奘从丝路还给我们带回了唯识宗和因明学，并在中国佛教界开宗立派。其实这些学问也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它是一种哲学观和思维方法，即唯心论和唯灵论，它与中国固有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相融汇，在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对中华民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玄奘离开伊塞克湖九十九年之后，相传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有观点认为，李白是随在西域经商的父亲在这里整整度过了他五六岁的童年时代之后，才归返大唐的。他的父亲给自己起了一个域外游子的名字：李客。这名字多少反映了他们一家人漂泊的生存和思乡的情绪。在李白诗歌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不同于同代诗人杜甫的性情和情怀，那种浪漫和豪放，也许与这段在丝路上的人生经历和童年记忆有关。
李白以大量的诗歌点燃了中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浸渍在他人生和诗歌中的酒神精神，是对杜甫诗歌中日神精神的重大补充。中华民族之所以如此热爱李白的诗，其中一个深层原因，恐怕就是李白的歌吟给世代被礼教束缚的中国人提供了释放真生命、真性情的极新鲜而又极宏大的空间。
此刻，站在托克马克碎叶城遗址的原野上，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一千四百年前的遗踪了。夕阳在旷野上烧成一个火球，给我们每个人的剪影勾上了金色的轮廓。夕阳下，萋萋荒草若碎金跃动。这块苍凉而辉煌的土地，见证了玄奘与李白给中国人带回来的理想之梦与浪漫诗情，见证了丝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滋养与拓展。这才是玄奘、李白带给我们最最重要的东西。
我曾说，中国历史是按四分之二的音乐节奏前进的。中国中、西部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融汇——包括战争中血的交流融汇，和中部周期性的统一，常常以分——合、分——合的四分之二的节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丝路的交流，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从古代开始就相互输钙输血，激发着我们民族的内在力量与理想情怀。玄奘、李白正是这方面筚路蓝缕的前驱人物。
在岁月的漫漫长路上，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可能留下好几个层面的积淀：具体事件和故事层面，这是历史与文艺；具体事件背后包含的结构模式和处理这一事件的思维模式层面，这是哲学与逻辑；还有更深层、深到自己都浑然不觉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境界与情怀，就是文化记忆的积淀。玄奘和李白在这三个层面上，信息量都十分丰沛！
车队离碎叶古城渐行渐远，夜色若轻纱一层层从天际挂下来。而我心里一直萦绕着这个话题，它启动了我思考的兴趣，我的目光久久羁留在西边地平线的缕缕光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