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25年，据说有13年水灾，9年旱灾，3年冰雹等其他灾害，可以说是无年不灾，无灾不烈。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直隶河务废弛已久，河务治理工作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之一。
李鸿章设计了一个治理全省河务的蓝图，兴起一个治理河务的高潮，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直隶水旱灾患，但由于资金、吏治以及治河方法等种种原因，直隶水患频繁的局面无法得到根治。
直隶灾害频仍，如同治十年至十三年(1871—1874)，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直隶等地大水、永定河连年决口，《申报》称：“该处屡遭饥馑，百姓困苦流亡，不忍耳闻。”水灾刚去，旱灾又来，光绪三年至六年(1876—1879)，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五省发生特大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古所仅有的“大口奇灾”，以“丁戊奇荒”闻名而载入中国近代灾荒史……人们的生活因灾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已知河务一时半刻无法根治的李鸿章，开始利用各种赈灾措施赈灾。
譬如设立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呼吁本省和外省的官绅捐钱捐物。丁戊奇荒时，李鸿章就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盛宣怀当时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
盛宣怀在晚年回忆：“光绪四年，河间大灾，赤地千里，天津遍设粥厂，途为之塞，李督派余往视河间，先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灾情之严重不言而喻。当时盛宣怀带头捐款，赢得了李鸿章的首肯。(《盛档·义赈源起》。)在李鸿章的号召下，慈善机构渐渐多起来，譬如同年，盛宣怀也在天津创设了慈善机构广仁堂。广仁堂在盛宣怀以后数十年的赈灾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李鸿章还向清廷申请援照旧例开办赈捐，即谁捐了赈灾款，按规定便可得到一官半职。说白了就是卖官筹集赈灾款。
卖官买官本是封建王朝吏治的“毒瘤”，李鸿章连这种无异于“饮鸩止渴”的筹款赈灾方法也使出来，可见当时的无奈。
但是，尽管赈灾活动本身是以缓解灾情、纾解民困、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为目的，而且确也起了积极作用，是种“义举”，是项“善事”，但是也不排除一些人的别有用心，比如借赈灾以敛财，贪污钱粮，中饱私囊等，在当时一点也不罕见。所以，不管动机如何，卖官筹集赈灾款都是补偏救弊之策，起不到根治灾情的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为了筹集赈灾款，李鸿章甚至不允许酿酒，以省粮济民。当时直隶北部的烧锅酒业较为发达，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用来酿酒。在灾情频发的情况下，李鸿章奏请暂停了烧锅酒业。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25年间，灾患虽未得到完全根治，但李鸿章在近代赈灾、慈善事业上的开拓工作是值得后人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