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山
母亲1961年农历三月十二突然去世。那时我才十三岁，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弟弟。
父亲早母亲一年走的。父亲去世时，因为还有母亲在，懵懵懂懂的我还不觉得怎么悲伤。母亲一去世，整个天都塌了，犹如末日临头，恐惧，绝望！兄弟俩抱头痛哭。在20公里外教书的姐姐接到噩耗赶回来了，我们又扑到姐姐身上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昏昏沉沉过了一天一夜，嗓子哭哑了，泪水流干了，开始觉得肚子饿了。姐姐悲切地问我，家里有米吗？我说米没有，生产队发的口粮，妈把它磨成了粉，好像装在那个罐子里。姐姐用手在罐子里一摸，问我: 就这么点？我说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母子三个每天定量一斤一两米，生产队五天发一次。姐姐默默无言，抓了两把米粉去灶间（厨房）做米糊了。
将母亲草草安葬后，姐姐要去上班。临走前的那天早上，她把我叫到灶间，对我说: 我要上班去了，我走了，做饭的事就是你的，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米糊。她教我抓两把米粉，先用冷水把米粉调成糊状；锅里放上一瓢水，把水烧开后再把调好的米粉倒进去，一边烧一边搅，直到米糊粘稠了，闻到香了，就熟了。
姐姐上班去了，我就按她教我的方法学做米糊，第一回竟让我做成功了! 我也从此走进了厨房。
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农民为了填饱肚子披星戴月地耕耘，终于熬到早稻黄了，闻到米香了，村上的大妈小婶就教我煮米饭，又时不时教我做点菜。“民以食为天”，为了满足天性，我就一丝不苟地学，我这个人学别的东西很笨，但学烧饭烧菜一学就会。一段时间过去，不但能把饭菜做熟，而且有时还别出心裁弄出点小花样，连大人们看了都觉新鲜，戏谑我天生是个吃货。
我正儿八经地“下厨”是1967年。那年我19岁，我一个侄女（比我小一岁）招了个上门女婿，要办几桌酒。堂兄找到我，说人家都说你菜烧得好，我家这喜酒没几桌，你帮我烧一下吧。堂兄见我犹豫不决又补充说菜也不多，就弄个“六喜盆”应酬一下。你晓得我家底，要我弄个十碗八碟我也拿不出来。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推辞，就答应了。于是喜日那天一大早我便围上围裙，操起菜刀、瓢勺，稀里哗啦忙到中午，六个菜就端上桌面: 红烧肉、米粉肉、红烧鱼、红烧鹅、羊肉烧萝卜（萝卜占大头），最后一盘肉圆子（里面加了很多糯米饭）。四桌菜，一上午搞定。
酒桌上的亲友平时常见面，都熟，见是我在下厨都纷纷夸我，说我年纪不大就能烧这么几桌子好菜。我也知道，这种“夸”带有不少讲情面的成分，但我听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也增添了我对烧饭做菜的兴趣和成就感，从此在这方面就多了点讲究。
1970年我到公社上班了，之后十多年没再替人下厨，又一次操起勺把子是1980年冬，是我的朋友老徐给他儿子娶媳妇。
那时，老徐在大队粮食加工厂当师傅，我在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之间关系就很好。他就一个儿子，娶媳妇当然是件大喜事，得办喜酒，于是找到我，要我去帮他掌勺。我同样抹不下面子，去了。
1980年是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农民生活已大大改善，老徐家也不例外。他为了给儿子办喜酒，杀了猪，宰了羊，车干了鱼塘，磨了豆腐，压了千张……我看他那架势，就问他准备一桌办多少个菜。他说八个大盆差不多吧。我说没问题，尽量多弄两个，凑十个，十全十美。老徐一听，乐得两眼眯成了缝，说那就拜托啦。
我把他家备好的荤素食材略略搭配，给他办了八个大菜外加两个冷盘，兑现了我给他“十全十美”的承诺。赴喜宴的亲朋好友非常惊讶，农村人哪吃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啊！尤其那一道糖醋排骨，好多人从未尝过。老徐觉得我给他露了脸，酒席散了，塞给我一条“东海”香烟，说是酬谢，被我谢绝了。
从此我做菜的“手艺”在当地有了点小名气。不过，碍于我是个公家人，亲戚朋友办喜事也不便找我。
转眼到了1989年，我被调到一个新划分的镇上工作。当时这个镇刚成立，镇政府所在地还是一片荒野，政府机关租了十来间民房办公，那情景酷似建设工地上的一个项目部。那年底，镇财政所一位小伙结婚，大伙哄（读去声）着要吃他的喜酒。可是附近没有饭馆酒店，这喜酒在哪儿办呢？财政所长知道我烧菜还可以，因为那时只有我全家住在政府租用的房子里，其他干部都是住单人宿舍，于是他们晚上下班没地方去（那时交通不方便）就猫到我“家”蹭吃蹭喝，免费品尝我的厨艺。财政所长对我说，小伙子的喜酒我俩来张罗怎么样？大家不是都拿了红包吗（那时的红包很瘪，里面只有5块钱），我们就拿那个钱买点菜在食堂烧，菜我来买，你掌勺。我琢磨琢磨，反正人不多，顶多两三桌，就说行，按农村流行标准办大概差不到哪儿去。
不料小伙子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父母亲，他父母喜出望外。他父亲找到我向我求情，说你能不能再辛苦点，把我们家招待亲戚朋友的喜酒也在镇里一道办了，省得我们另搞一摊子。原来1964年底至1966年春，我在小伙子老家家那个生产队当了一年多会计，小伙子的父亲就是生产队长。凭这种关系，他找到我我还能推辞？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开始奔小康了，婚嫁喜宴又上了一个档次。小张的喜宴，我给他张罗了八个大菜、四个冷盘外加一罐老鸡汤。亲朋嘉宾一个个吃得嘴角闪亮，满面红光。
小张的喜宴成了我最后一次为他人下厨。因为从那时起农村人办喜酒渐渐兴去饭店酒楼了，花点钱，既排场又省事，关键是那点钱家里能掏得出来了。
再往后我退休了，退了就闲了。一辈子忙忙碌碌，突然闲下来，无所适从，心里就空落落的，于是“家庭司厨”这个职位非我莫属，当仁不让。
原以为为家里几口人做饭，对于我来说只是小试牛刀，何况现在条件这么好，什么燃气灶、微波炉、现代化的炊具一应俱全，各种佐料应有尽有，需要的食材出门就能买到，要什么有什么。一开始也的确如此，但随着时间的延伸，我这老“厨师”不断遇到新问题。
一次，儿子到浙江舟山出差，带回一大盒海鲜——扇贝，让我烧。我以前烧过河蚌，个头比这扇贝大，用刀把它切开，掏出蚌肉洗去内脏，放开水里一焯，捞起来沥干水，再用葱姜蒜椒一炒，别说尝了，看着闻着就会垂涎欲滴! 我操起菜刀切开扇贝，正要剔它的肉，被儿子制止了。儿子说，老爸，扇贝切开后肉不用剔，就把佐料放进去蒸就行了。然后又说佐料怎么怎么配。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说，哎呀，怎么复杂，还是你来弄吧！第一次在厨房里被儿子给边缘化，心里好生尴尬。
不料这样的尴尬后来经常发生。
一次，我们一家去上海辰山植物园玩，兜了一圈后上附近小镇一家餐馆吃午饭。那家餐馆红烧肉烧得好，无论是色是香还是味都别具一格。过了些日子，孙子要吃红烧肉，而且要吃那家餐馆那种味的。这可难到我了，但因为是孙子点的菜，没办法，挖空心思，使尽手段，可怎么也做不出“那种”味的红烧肉。通过这件事也让我弄明白了，孙子为什么总是给我提建议: 爷爷，今天你别做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出去，当然不是去室外野炊，而是去坐馆子。馆子里的菜不仅味道好，还可以随便点，想吃什么点什么，每次都换换花样。现代人啊，连小孩都“食不厌精”了。
老伴见我一次一次尴尬便生恻隐之心，为我买了一本《精选家常菜》，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300多种家常菜肴的选料、配料以及相关烹调方法，让我学学，以期我在厨艺方面来一次飞跃。我翻开目录一看，两眼全是金花! 我说老妹子呀，你就别赶着鸭子上架了，就是送我进厨师培训班去培训几个月，我也不行。
在一旁的孙子插话了，说，爷爷，你没看电视啊，现在烧饭做菜用机器人了，明天让爸爸买一个机器人回来，你就不用下厨了。
听孙子这么说，我和老伴先是一楞，然后会心地放声大笑，是啊，什么时代了，人工智能已大踏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这个“山寨厨师”也该下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