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我一直都喜欢看。最早读他的诗，已经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了，记得题目叫做《汗褂》，这个叫法，在我的老家也这么叫，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很多年，一直改不掉这种叫法，总会对我说：“赶紧的，把那个汗褂换上！”所以，一看题目就觉得亲切，便忘不了。忘不了的，还有那像汗褂洗得掉了颜色一样朴素至极的诗句：“汗褂烂了，改给孩子穿；又烂了，改作尿布。最后撕成铺衬，垫在脚下，一直踏得不成一条线……”
端午节那天，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非常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等车回北京。离开车时间还早，正好书包里有苏金伞的小女儿刚刚送我的一本《苏金伞诗文集》。书很厚，苏金伞先生一辈子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
赶紧在书中先找到这首诗，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那件汗褂。跳跃在纸页间的那一行行诗句，映射着苏先生熟悉的身影，映彻着逝去的岁月，才忽然想到，今年，苏金伞先生去世20多年了，日子过得这样的快!心里一下子有些莫名的感喟，不知是为什么，为苏先生？为诗？还是为自己？
苏金伞先生是1997年去世的。在一个不是诗的时代，真正的诗人是寂寞的。苏金伞先生的去世是很寂寞的，只是在当地的报纸上和北京上海几家有关文学的报刊上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记得那时当地的领导忙于开别的会议，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有文人愤愤不平，给当地的领导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讲到艾青逝世时国家领导人还送了花圈，苏金伞是和艾青齐名的老诗人呀，他不仅是河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诗坛的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树。
这些话是没有错的。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和艾青齐名的。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直写到90岁的高龄，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他逝世前一年年底的第12期《人民文学》上，他还发表了《四月诗稿》，那是他写的最后的诗了。
我在书中又找到《四月诗稿》，这是一组诗，一共五首，第一首《黄和平》，写的是一种叫作黄和平的月季：“花瓣像黄莺的羽毛一样黄，似鼓动着翅膀跃跃欲飞，我仿佛听见了黄莺的啼叫声，使我想起少年时，我坐在屋里读唐诗，黄莺在屋外高声啼叫，它的叫声压住了我的读书声。现在黄莺仍站在窗台上歌唱着，可我不是在读诗，而是在写着诗，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了。”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诗句是出自90岁老人之手，轻盈而年轻，如黄莺一样在枝头在花间在诗人的心头跳跃。“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说得多好。有诗，月季花就肯定是不会败落。这是只有诗人的眼前才会浮现的情景。
1997年，香港回归。苏金伞先生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临终之际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的大女儿说，他要写一首香港回归的诗，他都已经想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和生命与时代融为一体的诗人。他曾经有一首诗的名字叫作《我的诗跟爆竹一样响着》，实际上，在他一辈子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诗都是这样跟爆竹一样响着。可以这样说，在目前中国所有的诗人中，除了汪静之等仅有的几位写了那样漫长岁月的诗，恐怕就要数他了；而坚持到91岁的高龄将诗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诗人，恐怕只有数他了。苏金伞是我们全国诗坛和文化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为过。
在一个不是诗的时代，诗集却泛滥，这在当今中国诗坛实在是一个颇为滑稽的景观。只要有钱，似乎谁都可以出版诗集，而且能出版得精装堂皇。苏金伞没有这份福气。虽然，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过《拟拟曲》、30年代就写过为抗战呐喊的《我们不能逃走》、40年代又写过《无弦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曾获得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等人的好评。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谁也不敢小觑而轻易地将他迈过。
我在书中翻到了这几首诗重读。《我们不能逃走》里的诗句：“我们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我们的乡村。门前的槐树有祖父的指纹，那是他亲手栽种的……”还是让我感动，好诗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落上时间的尘埃。但是，只因为这首诗当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这样一条原因，苏金伞被打成“右派”，去了大别山。
我又找到我特别喜欢读的他的那首诗《雪和夜一般深》。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记忆中的诗句，和记忆中的人一样深刻。“雪，跟夜一般深，跟夜一般寂静。雪，埋住了通往红薯窖的脚印。埋住了窗台上扑簌着的小风。雪落在院子里带荚的棉柴上。落在干了叶子的包谷秆上，发出屑碎的似有似无的声音，只有在梦里才能听清……”读这样的诗，总能让我的心有所动，我曾想，在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和时代的动荡之后，他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愤怒亢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而是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的沧桑饱尝之后，归于跟夜一样、深跟雪一样静的心境之中，不是哪一位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样质朴的诗句如他人一样，他的老友、诗人牛汉先生在他诗文集总序中说：“我读金伞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诗，还有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显示和到达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这是诗的也是人生的超越和升华。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份幸运。
但是，有了这份幸运又能如何呢？徒有好诗是无用的！如他一样的声望和资历，在有的人手里可以成为身价的筹码、进阶的梯子，在他那里却成了无用的别名。他一辈子只出版过6本诗集，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金伞诗选》；10年后1993年在百花出版社出版《苏金伞新作选》，到1997年去世，再无法出版新书。原因很简单，经济和诗展开肉搏战，诗只能落荒而逃。出书可以，要拿钱来。河南一家出版社狮子大开口要17万元，北京一家出版社带有恻隐之心便宜得多了，但也要6万元。应该说，苏金伞也算作一位大诗人，出版一本诗集，竟如此漫天要价。幸亏河南省委宣传部拨款5万元，一家出版社方才答应出书。作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诗人，在晚年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部诗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禁不住想起他在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中说过的话：“眼看着苹果一个个长大，就像诗句在心里怦怦跳动；现在苹果该收摘了，她多想出一本诗集，在歌咏会上朗诵。”可惜，在他临终之际，他也未能看到他渴望的新诗集。苹果熟了，苹果烂了，他的诗集还未能出版。我可以想象得到，诗人临终之际是寂寞的。
其实，我和苏金伞先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5年的5月，我到郑州参加一个会议，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来看望我们，听我说我出生在信阳，离大别山不远，相见甚欢，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临别那天，天下起雨来，他特地来送我，还带来他刚刚写好的一幅字。他的书法很有名，笔力遒劲古朴，写的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首五绝：“远望白帝城，缥缈在云天；踌躇不敢上，勇壮愧萧乾。”他告诉我，前不久和萧乾等人一起游三峡，过白帝城，萧乾上去了，他没敢爬。“萧乾比我还小4岁呢。”他指着诗自嘲地对我说。那一天的晚上，他打着伞，顶着雨，穿着雨鞋，踩着雨，一直把我送到开往火车站的一辆面包车上。那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已经79岁的高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苏金伞先生，但是，我们一直通信，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年长41岁，是我的长辈，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直关心我，鼓励我。他属马，记得那一年，他84岁，本命年，我做了一幅剪纸的马，寄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他给我回信，说非常喜欢这张剪纸的马，他要为这张马写一首诗。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书页上的字也有些模糊，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遥不可及，一片云烟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