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上东墙未 此意谁能解 夫谁使挑之 教人学团谜
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文学家，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和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祖辈曾是皇亲国戚，而他本人则是曾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祖辈曾是皇亲国戚
柳宗元出身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柳氏。唐朝人喜欢说自己先世出于高门，许多是不能相信的，但柳宗元的家族却是货真价实的门阀贵族。北朝时期，黄河以东地区的柳氏，就与薛氏、裴氏一起，并称“河东三著姓”。唐朝立国后，柳氏也被皇室倚重。唐高宗李治一朝（公元649年—683年），柳家光在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同时做官的就达20多人，权倾一时。
但也就是在高宗时期，柳家开始走向衰败。当时，柳宗元的高伯祖（与柳宗元之高祖子夏为兄弟），高宗第一任皇后王皇后是高宗宰相的外甥女。后宫斗争中，王皇后败于武则天，柳宰相也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后来干脆被诛杀。武则天上台主政后，打击旧姓，柳氏从皇亲国戚降为普通人，仅剩下良好的家风不绝如缕。
柳宗元的老朋友韩愈，说柳宗元正直、真诚，不计利害，为理想奋不顾身。柳宗元的这种品性正遗传自他的父亲柳镇。柳镇曾在晋州（今山西省境内）做官，他的上司是个粗暴而嗜杀的武夫，官府里的人都不敢得罪他。看到无辜受刑的人快要被打死时，只有柳镇会去据理力争，甚至亲身为无辜者抵挡鞭笞棍棒，即使上司暴怒也毫不退避。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也出身世家，通晓诗书，文采不凡。柳宗元4岁时，父亲孤身在外，卢氏带着孩子们暂住长安西郊乡下。家中没有书籍，她就背诵口授。
稍大一些，柳宗元开始跟着在外地做官的父亲游历，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文采。十一二岁时，他随父亲在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李兼的幕府中生活了一段时期。李兼幕府中人才很多，像当时著名的文人权德舆、杨凭都在其中。柳宗元在父辈的圈子里，已经受到瞩目，被看成是“童子有奇名”者，杨凭还将9岁的女儿许配给他。
公元789年，柳镇担任殿中侍御史，是个监察部门的小官员，却在审理案件时得罪了权倾一时的宰相窦参，被陷害而贬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17岁的柳宗元为父亲送行，走了近百里，依依不舍，而刚强的父亲，只对儿子说了一句“吾目无涕”，就踏上了远去的道路。
胸怀大志却政坛失意
公元792年，陷害了柳镇的窦参获罪贬死，陆贽为相，气象更新，柳镇冤案昭雪，柳宗元也在第二年中了进士。又过了5年，他考中博学鸿词科（由吏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所举行的人才选拔考试），被正式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这一年他才26岁。
集贤殿书院正字，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校对员，是刚入流的小官。按唐朝惯例，进士出身，授正字，然后出任京畿的县令、县尉（相当于县长、县公安局长），再回中央做官，是仕途上的快车道，柳宗元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3年期满，就调补为京畿地区的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县尉，无疑是踏上了升迁的捷径。
实际上他并未到任，由于才华出众，柳宗元被留在京兆府（相当于首都市委）负责文书工作。同时，他也活跃在长安才俊之士的圈子里，与刘禹锡、韩愈等一批俊彦之士，友情甚笃。这批青年才子胸有大志，常在一起针砭时弊。公元803年，柳宗元刚满31岁，调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国家监察部高级官员助理），走入了朝廷决策中心，好友刘禹锡等3人也同时被晋升。
这期间，柳宗元开始与王叔文结交。王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很有政治抱负。他棋艺精湛，曾在东宫陪当时还是太子的唐顺宗下棋，因帮助太子在复杂的宫廷斗争里站稳脚跟而深受信任。王叔文善于结交，到处为太子物色人才。柳宗元及其朋友们与王叔文政见相近，都成了他倚重的力量。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顺宗顺利登基，着手进行改革。柳宗元此年升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官员）了，在王叔文的带领下，他们这批年轻官员迅速推行新政，惩办贪官酷吏，整顿财政，抑制藩镇，打击宦官，雷厉风行，据史书记载，这些新政令“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唐顺宗的年号是“永贞”，这场革新史称“永贞革新”。
然而，官场一旦腐朽，其衰亡就成为必然——大唐王朝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后期，王叔文等人遇到的强力反弹便可想而知。尤为不幸的是，如果顺宗是个清醒健康的皇帝，多少还可以给他们倚靠，不幸顺宗在即位前一年（公元804年），突然中风，无法言语，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朝廷百官对王叔文等人擅权的猜疑，自顺宗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中断过。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打压的宦官、藩镇以及不满的朝臣，迅速集结成反对力量。太子李纯，则逼迫顺宗禅让，自己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宪宗。手中完全没有兵权的王叔文，面对这样的变局，也只能束手就擒。
宪宗刚一上台，就宣布把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官员贬到地方去当司马。所谓的“司马”，是地方上编制之外不得参与处理政务的闲官，实际上相当于流放了。少年苦学的柳宗元，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走进政治的最高核心，然而无情的政治，也在转瞬之间，让他从巅峰跌落谷底。
带着悲伤离开人世
柳宗元被贬的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地处湘江上游，属于丘陵地带，在唐代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柳宗元到任后，没有住所，只能在永州城里龙兴寺的西厢房里安身。第二年5月，随他一同前来的老母亲就因长途颠簸，加之受不了南方的炎热和潮湿，一病不起，又因缺医少药，撒手而去。母亲离世前，对心境萧索的儿子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耿耿于怀，我也从没有觉得过得不好。”
母亲去世后，柳宗元自己的健康迅速恶化，脾脏肿大，消化不良，严重时一两天发作一次，吃不下东西，视力模糊，旁人说话的声音一高，就心慌不止。他自己懂一些医理，想买一些茯苓来调理，结果集市上卖的是用芋类假冒的茯苓，吃了病情反而加重。在龙兴寺熬了四五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家临着溪水，地气湿热，不久他又患了脚气病，双脚肿胀。
与身体的病痛相比，心里的压抑是更痛苦的。柳宗元早年才华过人，仕途又很顺利，性格刚直，议论不避利害，在长安被人称为“狂疏人”。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他当政时，来巴结他的人在门口排长队，无非是想走门路，弄个一官半职。对于这些要求，柳宗元不肯徇私，“百不得一”。随着柳宗元政治的失势，人们对其才华的嫉恨、心意不遂的恼恨，一齐发泄了出来，骂他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靠污蔑和诋毁他来讨好新贵，一时之间“群言沸腾，鬼神交怒”。
柳宗元在永州过得很孤独，很少与人往来。他希望能回到长安，在永州待了5年以后，他就不断给京城的亲友旧交写信，盼着有人能施以援手，但人们都无能为力。当时宪宗统治下，时事已经平稳下来，但柳宗元却是在绝望中一待就是10年，完全看不到出路。
有个朋友听说柳宗元很痛苦，远道来探望，看见他并没有悲涕不止，以为传说不实。柳宗元对他说，你知道吗？长歌之哀，过乎恸哭，我这已经没有眼泪的痛苦，要超过那悲涕不止1000倍啊。
公元815年，事情似乎有了一线转机。当时的宰相韦贯之，很同情柳宗元等人的遭遇，将柳宗元、刘禹锡等5人召回长安。接到消息，柳宗元十分兴奋，一个月就回到京城。刘禹锡在兴奋之中，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诗中对长安的新贵不无讥讽。
不愿看到柳、刘重归政坛的权贵，抓住此诗大做文章，坚决反对他们返回朝廷。永贞那场政变的阴影，也没有在唐宪宗心里完全消退，反对意见立刻得到他的支持。柳宗元等人2月回到长安，3月14日就宣布他们全部出任边远地方的刺史。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比永州还要远2000里。
在柳州，柳宗元尽自己的努力为政一方，取得不小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但漂泊的愁苦，折磨着他病弱的身躯，内心的悲伤，一刻也没有缓解。在柳州任所去世时，柳宗元年仅47岁。
文章必传于后
痛苦对人的砥砺，是未曾经历苦难的人难以体会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说，在我哥哥未贬黄州之前，我们的文章不相上下，但黄州之后，我却再也不能望到他的项背。这种境遇同样发生在柳宗元身上。
早年在长安时，柳宗元就以文采名动一时。离开长安，在长期几近绝望的贬谪生活里，他的文章日益褪去表面的辞藻，追求文以明道，走向雄深雅健的深邃之境，其中《封建论》等理论长篇，《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以及《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都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无疑是他思想日趋深沉，精神不断精进的结果。
在孤独的贬谪之地，柳宗元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认为早年仕进顺利，的确有些“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加上“性又倨野”，无疑忤逆了权贵。但是，他却未因此变得圆滑起来。他到永州一年后，王叔文被赐死，罪名是乱国，舆论指责蜂拥而至。一般人即使不努力撇清自己与“罪人”的关系，也要保持沉默，但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如实提到自己早年与王叔文亲善，“交十年”。
政治失意后，因为自己当初的锋芒与才华，柳宗元受尽倾轧与奚落，但他还是对政治上庸碌无为、明哲保身的态度，给予最大的抨击。在一封写给岳父的信中，他明确提出，那种没棱角、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老好人式的官吏，是政治的大害。
柳宗元去世后，他的灵柩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长安。好友韩愈从遥远的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寄来了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如果柳宗元早年能像他后来当司马、刺史时那样老成一些，也许他就不会离开长安；贬斥以后，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也许他就不会沦落至此；然而，如果他不是这样绝望无助到极处，也许文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必传于后”。
一个仕途显达的柳宗元，和一个官场失意、人生绝望却文章“传于后”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呢？历史无法分辨，如同命运难以抗拒一样。但他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一定会被后人认识！（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