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

贺享雍纪实性长篇作品《大国扶贫》，原发《中国作家》2018年第5期，单行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这是一部全面描述与反映中国巴中地区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作品以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深度连片贫困地区的“三区叠加”的四川省巴中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一系列做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大国扶贫》书写“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脱贫攻坚战，符合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和奋斗目标，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的力作。《大国扶贫》浓缩了中国在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巴中干部人民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行动和经验，热忱颂扬了第一线扶贫工作者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他们的担当与忠诚，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

具备能够透彻地深入生活的精神，作家贺享雍以鲜明的深入生活、介入扶贫攻坚现实与实践的写作姿态，以难得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凭借见证者的眼光和“非虚构”叙述，形成《大国扶贫》作品叙事的真实性。《大国扶贫》是作家深入生活的真实记录，它是记录“精准扶贫”和“巴中扶贫精神”的时代之作，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材料，可以说几乎是一部扶贫的地方志；同时，作家也没有停步驻足在材料和资料的记录、整理的层面，作品深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记录下了扶贫干部跋涉和烙印在巴山崇山峻岭当中的足迹，他们的辛劳、奉献和对于贫困群众的点点滴滴的付出，一枝一叶总关情，作家发挥了他自“乡村志”十卷本以来的书写传统和写作风格，以一种情怀深在的人文关怀，记录下了一个个看似寻常不过，却又是中华民族扶贫攻坚战中的一个个历史性的事件，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了一部忠实于生活、记录“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史诗。

《巴中市志》是把巴中扶贫载入史册的，但历史的记载是宏大和简略的，有没有可能以文学性的笔触记录下扶贫“巴中精神”和历史经验呢？贺享雍《大国扶贫》所要完成的，就是这样的写作实践。如何将这些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数据，变得生动感人并有可读性、文学性，这对作家而言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也只有贺享雍这样出身乡土、心系乡土，也一直在写作乡土文学作品的作家，能够破解这样的写作难题和应对这样的写作挑战。面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巴中扶贫精神”及历史经验，并赋予写作对象以文学性，得益于作家贺享雍在“乡村志”十卷本中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写作经验。而且，破解难题、迎接挑战，离不开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和魄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乡村生活血脉相融的熟悉，贺享雍与柳青很是相像。柳青为了写作，可以从1953年到1967年在长安县王曲区皇甫村半山坡那座旧庙中宫寺一住就是14年，与农民同吃共住。贺享雍为了《大国扶贫》的写作成功，也是多次深入巴中，与扶贫干部切磋、访谈，深入到贫困群众当中去。如果没有与贫困群众一个锅里吃饭的劲头，群众不可能把身边扶贫脱贫的点点滴滴具实以告；假若没有与扶贫干部将心比心的恳谈和天长日久地打交道，不可能了解到他们工作的艰辛和苦乐兼备。像采访通江县副县长、扶贫移民局局长万学成，采访对象原打算只给作家40分钟时间，实际采访却整整多出了一个小时。这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信任和知音之感，我们感到的则是一种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心往一块儿想和奋发向上的力量。对于扶贫干部工作的描述，不是停留在采访和数据，而是有着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曾被妻子长期误会的吴杰，错过对病危的父亲临终陪伴的丁强，曾被丈夫不理解并深深亏欠小女儿的杨雪梅，等等。《大国扶贫》真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甘苦与共。没有深入生活的决心和扎实功力，不可能了解到“精准扶贫”中原来有那么多的插曲；为了“精准扶贫”能够落到实处，扶贫干部既需要制定详细可靠的政策，又要有一双慧眼，识破一个个冒领和想冒领扶贫优惠的农户所使用的招数，让扶贫帮扶对象准确无误，让扶贫真正地落到实处。

不读《大国扶贫》，你或许觉得贫困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读了《大国扶贫》，你才知道有那么多人曾经或仍然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才懂得了扶贫脱贫工作不止对于巴中，而且对于乡村振兴和中华复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任何一个有着人文情怀和悲悯之心的人，都会被贺享雍的文字感染和牵动心绪情怀。作品第三章《精准帮扶济苍生》里，“托起明天的希望”一节的杨阳因贫辍学，外出打工，读来让人心痛。杨阳在帮扶干部帮助下重新回来上学，一个孩子的学习经历充满了曲折，让你的心一直揪着，直到读到这个孩子又重新回了学校并且衣食无忧，才略释然。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乡村生活经验、内置的乡村视点，在当前乡土小说写作中显得凤毛麟角。考察贺享雍此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会发现，贺享雍乡土小说的隐含作者是一个农民出身又受过现代启蒙教育的乡村观察者、体验者和思考者。贺享雍“乡村志”小说具有内置的乡村视点，小说的叙述都不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是由一个能够融入乡村生活、身在乡村的人来叙述的。他的小说，是可以同时给城里人和乡村人看的。《大国扶贫》显示了贺享雍一以贯之的写作特点和写作风格，如果没有内置的乡村视点，依靠现代启蒙理性的视角或者乡村外来者的视点，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包罗万象、对扶贫与脱贫的书写几乎面面俱到的“非虚构”纪实性文学作品。

《大国扶贫》没有流于单纯的数据记录和道理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生动、感人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下巴中扶贫的时代史诗式业绩。作品第四章“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五章“甘洒热血写春秋”，都是作者围绕扶贫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生动书写。第六章“按下葫芦浮起瓢——震荡中的村庄”，写下了扶贫工作中的种种难题和曲折。第七章“不信春风唤不回——一个良好的脱贫攻坚社会环境如何营造？”是通过扶贫干部的访谈录和扶贫干部化解非贫困户矛盾及怨气的故事，来破解扶贫攻坚的切实难题。第八章“榜样力量，推动社会扶贫”，是通过三个扶贫爱心人士的自述，来讲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如何与扶贫干部共同扶贫攻坚的感人故事。作品第九章“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的希望：让乡亲们富起来”、第十章“大风起兮云飞扬——自强不息话脱贫”，读到的也是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和宏大简略的数据。这也是《大国扶贫》属于扶贫写作题材领域“非虚构”纪实文学力作的一个明证。

我们都知道，“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一股写作的潮流，是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努力，对信息时代仿真文化和经验化、表象化都是一种反拨。贺享雍的《大国扶贫》能够彻底走出书斋，一改作家蛰居书斋的写作习惯，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记录下一部与时代同脉搏、共心跳、同呼吸、共命运的扶贫脱贫的时代篇章，让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能够留下同时开启乡村振兴的未来可能性。贺享雍《大国扶贫》的价值与意义，或许就在于此。